1936年活捉老蔣的孫銘九，解放后上級破例批準：給他安排一份工作

1950年深秋的上海，淮海路上梧桐葉被風卷起，四十出頭的孫銘九拎著一只舊皮箱，喘著氣踏進市政府大樓。門衛只瞥一眼介紹信，便恭敬地領他上樓——中央已批示，給這位“抓過委員長的人”安排參事職務。誰能想到，幾年前他還在逃亡中顛沛；再往前推十四年，在西安寒夜里，他摸黑翻上驪山活捉蔣介石。命運的跌宕，由此展開。

再把視線撥回1936年12月12日凌晨兩點。張學良與楊虎城剛下達“擒蔣”命令，東北軍騎兵迅速封鎖華清池。孫銘九領一支加強排，貓著腰潛到蓮花峰后側。他輕聲囑咐副官：“燈一滅，沖進去，別傷他命。”副官點頭，只回了個字：“辦。”三十分鐘后，山風卷起塵土，蔣介石在荊棘中被拖了出來，臉上泥污與驚懼交織。那一刻，孫銘九以為自己替國家立下了天大功勞。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可后續并不如他所愿。1937年春，張學良被軟禁，東北軍群龍無首。孫銘九自認能為少帥出頭，竟與同僚合謀殺害元老王以哲，意在奪取指揮權救主。槍聲響過，軍心頓失，部隊迅速瓦解，這就是“二二事件”的禍根。事后他避居天津，夜夜驚醒，常握槍到天亮，卻仍固執地相信“還有翻盤的機會”。

1943年，他的“機會”似乎來了。汪精衛在南京高調招兵買馬，打著“曲線救國”的旗號。孫銘九囊中羞澀，前途渺茫，便在猶豫與自辯中投向汪偽政權。志向曾經高遠的東北軍少壯，旋即被罵作“漢奸”。他自欺地對同僚說：“等我有了兵，早晚能救少帥。”可戰爭的洪流哪里容得下個人的算盤？1944年，他當上山東保安副司令，空有頭銜，掌不住實權；一年后汪偽政權轟然倒臺，他又匆匆掛上青天白日徽章。

抗戰勝利、國共內戰，他在南京、上海、北平之間兜轉，既無重用，也無歸宿。1949年春，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國民黨大勢已去。孫銘九把手中那點殘兵丟在城外，獨自化名潛入上海。起初他惶惶不可終日，唯恐被舊賬清算。一天，一位老友勸他向人民政府自首，“把當年西安的功勞講清楚，說不定還有活路。”他咬牙走進接管委員會，遞上一份厚厚的自述材料。

審查持續了幾個月。檔案里，他的履歷像擺鐘一樣來回擺蕩：留日軍人、少帥愛將、西安功臣、東北軍內訌主謀、偽政權官員、國民黨將校……正反兩面交織。負責審查的干部曾當面質問：“你到底想干什么？”孫銘九低頭沉吟：“我只是想活下去，也想贖點罪。”幾名老八路回憶起西安事變，確認他確有功勞且未直接屠殺抗日群眾。材料一層一層上報，最后落到華東軍政委員會桌上，批條只有一句話：“歷史問題另行審查，予以安排，觀后效。”

1951年初，他被任命為上海市政府參事，分管社會救濟和企業接收的歷史檔案。那份工作不顯山露水，卻讓他有機會把散落各地的東北軍舊檔案一卷卷歸攏。每當翻到自己熟識的戰友名冊，眉間總會抽動一下。有人問他為何如此認真，他淡淡答道：“總得給后來人留下個交代。”

有意思的是，張學良在1990年夏威夷接受記者采訪時被問到“最想再見哪位舊部”，他說：“孫銘九。”錄影輾轉寄到上海時，孫銘九已是耄耋。畫面里，昔日少帥滿頭銀發，他在屏幕前握拳良久，無言落淚。那雙曾經拉蔣介石上卡車的手，此刻只剩顫抖。

2000年4月8日，孫銘九因病卒于上海，享年九十二歲。生前他囑托家人將遺體無償捐醫學院。他的骨灰沒有被安放在烈士陵園，也沒歸入戰犯墓區，只是一紙簡短證明存于檔案庫。有人搖頭，說他一生功過難分；有人嘆氣，說他最像亂世里飄搖的落葉。可市檔案館仍珍藏一枚鈍掉的手槍套，皮革已經發白，標簽寫著：“1936年12月12日凌晨，孫銘九所佩槍套。”歷史有時就靠這樣細小的物證提醒后來者：那夜的槍聲，改變過中國的走向。

孫銘九的故事止于此，卻留給世人一個復雜背影。熱血、迷惘、動搖、再選擇——幾乎把舊時代軍人能經歷的曲折全走了一遍。倘若他沒沖進驪山，或者沒投汪精衛，結局會不會不同？沒人能給出確切答案。翻看檔案，不得不說，正是這許多“可能”，讓近現代史顯得格外生動而冷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