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石將軍犧牲兩個月后，蔣介石仍不肯善罷甘休：把王正鈞改判死刑

這判決書上寫的名字是王正鈞。

在此之前，軍法處的那些判官們為了這案子，頭發都快愁白了。

起初，判官們商量來商量去，定了個“有期徒刑7年”。

這也不是瞎判，雖說王正鈞是那樁驚天大案里的二號人物，可特務機關把檔案室翻了個底朝天，愣是沒抓著他傳遞核心情報的實錘。

按那會兒的律法，怎么也判不了死罪。

但這折子遞上去，蔣介石在那兒坐著，一言不發，臉拉得老長。

手下人一看這架勢，立馬懂了。

沒過多久，刑期變了，從7年直接翻倍到了15年。

蔣介石還是沒點頭。

判官沒辦法，把心一橫，直接改成了“無期”。

這在當時的臺灣，已經是把人往死里整的節奏，基本就是要把牢底坐穿。

這回總該滿意了吧？

沒成想，還是不行。

蔣介石提起毛筆，連個理由都懶得找，在那判決書上狠狠劃了一道，親手批了兩個字：“死刑”。

從7年大牢到吃槍子兒，這中間差著十萬八千里。

可在那一刻，法條成了廢紙，剩下的只有獨裁者那股子壓不住的邪火。

蔣介石為啥非要置王正鈞于死地？

這筆血債，還得往前翻兩個月，從另一位剛剛倒下的烈士說起——王正鈞的老領導，國民黨國防部中將次長吳石。

要是不算心里那筆“信仰賬”，光看面上的牌局，吳石在1949年的那個決定，簡直讓人摸不著頭腦。

那時候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撤往臺灣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

擺在吳石面前的，其實有兩條道。

頭一條道，留在大陸。

這會兒他的身份其實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只要點個頭，就能亮出地下黨的身份。

憑他的資歷，這就叫功德圓滿，往后日子里能挺直了腰桿走在陽光下，享受勝利者的那份榮耀。

第二條道，跟著蔣介石去臺灣。

這擺明了是一條絕路。

那時候的臺灣，風聲緊得要命，蔣介石正紅著眼搞內部清洗。

頂著國防部次長的帽子搞潛伏，跟坐在火藥桶上抽煙沒區別，稍微有點火星子就是粉身碎骨。

換作任何一個講究“劃算”的普通人，肯定二話不說選第一條。

可吳石心里的算盤，打得跟別人不一樣。

他看重的是“分量”。

留在大陸，他也就是千百個解放軍將領里的一員，多他一個不多。

可到了臺灣，在國民黨的心窩子里，國防部次長這個位置能起到的作用，那是誰也替不了的。

一份臺灣兵力部署的圖紙，搞不好能頂得上千軍萬馬，能讓解放軍將來渡海的時候少流多少血。

為了這個“最大的分量”，他選了那條最險的道。

當吳石邁上飛往臺灣的舷梯時，一直跟在他身邊的副官王正鈞，也默不作聲地做了同樣的選擇。

王正鈞這可不是瞎湊熱鬧。

他的領路人是聶曦的堂兄，在這個小圈子里，他和吳石既是上下級，也是戰友。

他心里跟明鏡似的，這一去意味著啥——他們不再是馬上要迎接天亮的勝利者，而是要一頭扎進最黑的深淵里去。

這是一種極其冷靜的舍身精神：我知道前面是死，但這死能換來更值錢的東西。

到了臺灣那頭兒，這個潛伏小組干活的效率快得嚇人。

吳石利用職務之便，搞到了大批國民黨在臺兵力部署、防御工事圖這類頂級機密。

王正鈞作為副官，在邊上打下手，處理各種機要事務，配合得那叫一個天衣無縫。

在那個白色恐怖嚇死人的節骨眼上，他們硬是在眼皮子底下，搭起了一條通往大陸的情報專線。

要不是出了叛徒，這條線沒準還能用更久。

1950年剛開春，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后變節。

這個級別的干部反水，那后果簡直是災難性的。

特務機關順藤摸瓜，沒費多大勁就查到了吳石頭上。

消息傳到蔣介石耳朵里，老蔣先是愣在當場，緊接著火冒三丈。

國防部次長居然是共產黨？

自己最倚重的“左膀右臂”，居然一直在背后捅刀子？

這種被身邊人背叛的滋味，讓蔣介石徹底發了瘋。

1950年6月，吳石將軍和副官聶曦等人慷慨赴死。

但這事兒沒完。

國民黨的情報機器還在轉，很快就鎖定了吳石身邊的另一個人——王正鈞。

這會兒，王正鈞面臨著這輩子最后一場，也是最難的一場博弈。

被抓進去后，特務們對他下了死手。

皮鞭像雨點似的往身上招呼，從頭到腳沒一塊好肉。

每天早上，他不是睡醒的，是被傷口疼醒的。

在這個節骨眼上，特務們想干啥很清楚：撬開他的嘴，拿更多證據，最好能再咬出幾個人來。

就在這時候，王正鈞使出了一招絕的——“死不認賬”。

這不光是骨頭硬，這是一種戰術。

雖說吳石已經暴露了，但王正鈞級別不算高，特務手里捏著的直接證據其實少得可憐。

只要他不張嘴，不簽字，不供出新名單，特務們想在法律程序上把他釘死還真不容易。

只要證據鏈扣不上，按國民黨當時的軍法，他就有活命的指望。

事實證明，這一招起初還真管用。

面對這么個打死不吭聲、又缺物證的嫌疑人，軍法處的判官們也是一個頭兩個大。

沒法直接判死刑，只能先給個7年有期。

從某種角度看，王正鈞在審訊室里的這場攻防戰，是打贏了的。

他扛住了嚴刑拷打，扛住了威逼利誘，死死守住了同伴的秘密，也給自己爭來了一線生機。

但他漏算了一個變數：蔣介石的脾氣。

在那個特殊的關口，蔣介石要的壓根不是“公正審判”，而是“報復的快感”。

吳石案讓蔣介石臉面丟盡，整個國防部漏得像個篩子，這讓他覺都睡不踏實。

殺一個吳石根本消不了他的火，這股邪火需要更多的血來澆。

當王正鈞的判決書遞上去的時候，蔣介石眼里的不是一個“證據不足”的嫌疑人，而是吳石的“余黨”，是那個讓他恨得牙癢癢的紅色影子的一部分。

于是，就有了開頭那一幕。

判官們想用法律的邏輯（7年、15年、無期）來解決問題，可蔣介石直接用了獨裁者的邏輯。

既然是吳石的人，那就得死。

有沒有證據不重要，判得合不合適也不重要。

1950年8月，王正鈞被押上了刑場。

那個曾經在審訊室里咬碎了牙、皮鞭抽在身上一聲不吭的漢子，這會兒依然昂著頭。

從被抓到行刑，他沒給敵人留下一句有用的口供，也沒賣過任何一個戰友。

他拿命完成了最后的任務——把線索切斷，保住組織。

雖說他沒能像盼著的那樣，等到勝利、回家的那天；雖說他和吳石將軍一樣，倒在了天亮前最黑的那一刻。

但回過頭看，他們當年的那筆賬，其實是算贏了。

他們送出去的情報，讓黨中央把臺灣的局勢看得透透的；他們在敵人心臟里釘下的釘子，讓國民黨高層在好長一段時間里都在猜“誰是共黨”，把敵人的軍心搞得亂七八糟。

所謂的英雄，并不是生下來就是銅頭鐵臂。

他們只是在生死關頭，算了一筆大賬。

為了那個更大的目標，他們樂意把自己這條命，當成最小的成本給付出去。

至于最后是7年還是死刑，對于早就把生死看淡的王正鈞來說，或許早就無所謂了。

就像他走向刑場時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那哪是階下囚的眼神，那分明是勝利者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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