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潔梅丨平等的暗面

“至于你，現代的人民，你是沒有奴隸的，但是你自己是奴隸；你為他們的自由付出了你自己”（盧梭，2016a：120）。如今，“牛馬”、“NPC”、“鼠鼠”等自我指涉，仿佛以一種苦澀的當代方式回應著這一預言。這些稱謂不僅是一種自嘲，更折射出在形式平等已然確立的現代社會，個體所體驗到的深層困境：為何在自由和平等的承諾下，許多人感受到的不是自我實現的主體性，而是被困在“被動生存模式”里的窒息感？本文嘗試考察此種困境背后，平等訴求與自由價值之間復雜的張力，并揭示這一張力根植于一個多元且沖突的終極價值結構。

一、平等的演進：從安全、財產到道德

霍布斯認為，人類天性中的競爭、猜忌、榮譽三種因素可以引發斗爭。“人們為了保全自己并取得和平，制造了人造的人，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國家”（霍布斯，2023：118）。當人們自愿成為這個集體的一員，便默認了要遵守大多數人的規則。在政治國家里，所有法律都是公正的，且只考慮人類普遍的傾向。人們出于對暴死的平等畏懼，在對主權者的絕對服從中尋求保護，以換取基本安全。

洛克則劃定了政治保護的邊界。“財產權是專為財產所有者的福利和獨自的利益的”（洛克，1982：78）。為了避免在自然狀態下人們財產受到妨害，人類便聯合成為社會，并以經常有效的規則讓每個人知曉什么東西是屬于他自己的。“法律除了為人民謀福利這一最終目的之外，不應再有其他目的”（洛克，1964：90）。而奴隸不過一次正義戰爭中被獲的俘虜，喪失了財產權，應被排除在完整公民身份之外，因為政治社會的首要目的就是保護財產。

盧梭批判了人性本惡的預設和以私有財產為根基的虛偽平等。在他看來，人類的不平等分為“自然的”和“政治的”。區別于動物，人還具有自我發展的能力，“這種特殊而無限的能力，正是人類一切不幸的源泉”（盧梭，2016b：39）。私有制的出現便是人類進步的必然，也是不平等的基礎。為防止財富轉化為政治特權，盧梭提出了社會契約論：每個人將其全部權利轉讓給共同體以形成公意，在對自我預設的法律的服從中實現道德自由。于是，體力、智力不平等的人們，在契約所締造的法律面前卻是人人平等。

二、平等的暗面：從原子化到同質化

民主社會所確立的平等，在消解傳統等級的同時，也強化了個人主義的發展。人們因彼此相似而愈發獨立，“共有的相似性讓他們更加疏遠，而不是更加團結”（托克維爾，2013：90）。個人將自身命運全然系于個人努力，既不會辜負他人，也不會有求于他人，最后被內心的孤寂牢牢纏住。這種私人領域的全面退縮，催生了一種看似積極、實則空洞的社會氣質。表面上看，民主國家的公民都朝著同一目標前進；實際上，每個人都在各自為營、孤身前行，沉溺于如何能夠改變處境和增加財富的無盡追逐。

同時，這些孤立的個體并未走向真正的多元與個性解放，反而被卷入同質化的洪流。當所有人被置于形式平等的競爭場域，個人的價值便不可避免地依賴于與他人的比較，以求在均質化的坐標中確認自身的位置。托克維爾預見了這一精神困境：“我清楚地看到平等的兩個趨勢：一個是使每個人的精神離新的思想越來越近，另一個是使人變得沒有思想”（托克維爾，2014：216）。前者說明了信息獲取的民主化，后者則揭示了個人獨立判斷的退化。原子化的個人因脆弱而易服從權威，公眾的意見便順勢崛起，發揮支配性的力量。

正如密爾所洞察的，在民主時代，“人們在什么可褒什么可貶這一點上的意見，乃是為影響著他們對他人行為的意愿的一切紛繁多樣的緣由所左右”（密爾，1959：7）。這極易導致未經反思的公眾意見凌駕于個人判斷之上，形成“多數人的暴政”。其結果是深刻的思想馴化：人們熱情而盲目地想要找出所有事物的共同準則，因為在一個均質化的世界里，與主流保持一致是最安全的選擇。于是，一個意見應受保護還是攻擊，取決于它對社會的重要性而非真確性；個人則易淪為“濫調的應聲蟲”或“真理的應時貨”，其言論不再源于內心的確信，而是為了迎合外界的期待。這種趨同將導致社會精神活力的枯竭。密爾對此發出了嚴厲的警告：“今天敢于獨行怪僻的人如此之少，這正是這個時代主要危險的標志” （密爾，1959：79）。因為一個社會中怪僻性的數量一般總是和那個社會中所含天才異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氣的數量成正比的。

最終，平等的許諾導向了一個自我否定的循環：個人追求獨立走向原子化，卻因孤立而被更徹底地同化；看似在自由競爭，實則被統一的成功學與輿論場所馴服。人并未因平等而獲得真正的自主與安寧，反而陷入了無休止的利益追逐與社會比較，為無盡欲望與社會目光所奴役。當個體被塑造為整齊劃一的“工作的羔羊”，“集體平庸”將逐漸窒息社會的多樣性與創造力。民主在賦予人人相似地位的同時，也可能悄然收走人人獨特的靈魂。

三、自由困境的根源：不可調和的價值沖突

以上對平等暗面的分析，揭示了自由在民主社會中所面臨的結構性壓抑。然而，若僅歸于平等機制本身，可能簡化了問題的復雜性。為何人們會接受甚至內化這樣一種看似不自由的處境？柏林在《自由論》中給出了更為根本的診斷：“人所追求的價值不僅是多元的，而且有時是互不相容的”（柏林，2011：序2）。自由，只是人類追求的諸多終極價值之一。它與地位、權力、平等、公正等價值同等終極，卻常常彼此沖突、不可兼得。

首先，柏林嚴格區分了“免于……的自由”（消極自由）和“做……的自由”（積極自由）。前者關乎底線，后者關乎理想。但后者在追求自我實現時，極易被權力或意識形態所宣稱的真實自我或更高理想冒充和利用，成為奴役個人的完美借口。盧梭構想“我把自己獻給所有人，也就等于沒有獻給任何人”的社會契約，其邏輯便內蘊這種積極自由被異化的風險。

其次，并不是所有好事都是相容的。不得不承認，“人類的大部分在絕大多數時間里肯定會為了別的目標而犧牲自由”（柏林，2011：211）。自由并非享有所有價值序列中的當然優先權。因此，重新審視思想史，以往的爭論便逐漸清晰開來：霍布斯與洛克之爭，是“安全”價值與以“財產權”為核心的個人權利（自由）何者優先的爭論；盧梭對洛克的激烈抨擊，是“平等”價值對“財產權”價值的根本性質疑；托克維爾與密爾所警示的，則是民主社會內部“平等”價值與“個性”價值之間的張力。一個智識昌盛時代的所有洞見與天賦，只有相對于他們自己的輿論氛圍才是如此。

現代人的自由困境是雙重的。一是選擇困境：我們注定要在這些無可逃避、又無法圓滿調和的價值沖突中，做出沒有完美答案的選擇，并承受選擇的代價；二是目的困境：我們常常將自由工具化，將其視為實現其他目標的手段，“為了某種目的追求自由，而不是追求自由本身，這樣的人必然成為奴隸”（托克維爾，2013：168）。二者疊加，使現代人陷入一種自我撕裂：既是價值沖突中被迫抉擇的行動者，又是工具理性下無意識的自我奴役者。

四、結語：人的主體性，何以可能？

“人之有別于動物的首要之處，……在于能選擇，人在選擇而不是被選擇時才最成為自己”（柏林，2011：226）。在價值多元且常相沖突的現代社會中，人的主體性，不在于找到唯一正確的道路，而在于“認識到一個人的信念的相對有效性，卻又能毫不妥協地堅持它們”的自覺。“想當將軍的士兵”與“甘愿做牛馬的牛馬”，只是兩種基于不同價值排序的同等真實的主體選擇，其分野不在于社會目光的褒貶，而在于這一選擇是否源于內心的真實審視，并伴隨著對后果的承擔。

主體性的維系，關鍵在于實現一種平衡：既要堅守消極自由作為一切選擇的底線，也要培養獨立判斷的明辨力，直面價值沖突的不可調和性，并為自己所認定的道路負全責。換言之，真正的自由或許不在于擺脫一切束縛，而在于在無可回避的沖突與抉擇中，清醒且堅定地追求屬于自己的“應然”人生。

閱讀書目

1.霍布斯《利維坦》(2023)

2.洛克《政府論（上）》(1982)

3.洛克《政府論（下）》(1964)

4.盧梭《社會契約論》(2016a)

5.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2016b)

6.密爾《論自由》(1959)

7.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2014)

8.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2013）

9.柏林《自由論》(2011)

? 本期作者：陳潔梅，華南理工大學鄉村振興學研究生

? 本期編輯：豆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