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林時代：越南的選擇與放棄

越共十四大提前一天半閉幕。

當代表們步出會場時，一個時代悄然畫上句點，另一個時代的大門已然開啟。

蘇林，這位在公安系統深耕四十五年的“老將”，毫無懸念地再次當選越共領導人。與他一同亮相的，是一張略顯陌生的“新四駕馬車”面孔。而曾經被視為他最強競爭者的總理范明政與國家元首梁強，已悄然退出核心舞臺。

“四駕馬車”，左起：黎明興（前組織部長）、陳青敏（前國會主席）、蘇林、陳錦繡（前常務書記）。

一切似乎都在平靜中完成。沒有外界臆想中的激烈動蕩，沒有不可預知的意外。這場被外界密切關注的權力交接，如靜水深流，在阮富仲逝世半年后，平穩落地。

越南，這個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鄰居，在看似一成不變的表象下，完成了一次意義深遠的選擇。

▍人事棋盤上的定局

回望2024年，河內的政治天空風云變幻。從三月到五月，國家主席、國會主席、常務書記三位核心領導人接連請辭，權力的金字塔尖突然出現空缺。

一場圍繞“后阮富仲時代”的博弈，在世人注目下悄然展開。

當時，局內局外的目光都聚焦在兩個人身上：蘇林與范明政。兩人都出身公安系統，曾是并肩晉升的戰友，最終卻走到了競爭的對立面。

范明政試圖通過指派與己方關系密切的常務副部長陳國祖代理公安部長，來掌控這一強力系統，削弱蘇林的影響力。

然而，棋局的走向出乎一些人預料。陳國祖僅僅代理了兩周。六月初，蘇林親自主持會議，任命了自己的老部下梁三光為公安部長，另一心腹阮維玉則被破格提拔為越共中辦主任。

這兩步關鍵的人事安排，如同圍棋中的“手筋”，一舉奠定了勝勢。梁三光甚至越過了資歷更深的常務副部長，直接執掌公安部。背后的權力天平傾斜，清晰可見。

蘇林在2025年末兩次重要的外訪，訪問朝鮮與老撾時，陪同出訪的越共局委分別達到七名和八名，幾乎相當于“半個政治局”在移動。這不再是簡單的外交活動，更像是一種無聲的權力宣示。至此，所有的猜測與觀望都有了答案：蘇林早已將一切安排妥當。

人事的穩定，意味著路線的延續。

蘇林在大會上承諾，未來五年要力爭GDP年均增長10%，到2030年人均GDP達到8500美元。

這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對“阮富仲時代”以來“反腐+出口加工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堅定繼承與加碼。

越南這艘大船，在更換船長后，依然沿著既定的航向加速前行。

▍從“仇恨”到“握手”的轉身

越南的歷史，是一部與大國糾纏的歷史。尤其是近代，二十年的越戰，數百萬人的傷亡，化學武器“橙劑”遺留的創傷，堪稱血海深仇。

如果按照某些熟悉的劇本，這份仇恨足以被不斷書寫、放大，成為凝聚內部、解釋困境的永恒燃料。

但越南的選擇不同。

他們的歷史教科書里，客觀記載著“抗美戰爭”，承認那是國家統一歷程中的一段。

他們修建了美萊村紀念館，紀念那場悲劇，提醒后人和平的珍貴。但他們沒有將歷史教育變成仇恨教育。

一位越南青年的話或許能代表很多人的想法：“我們當然會記得美國攻擊過我們，但我們不會就此來評價美國人民?！?/p>

另一邊，美國也做出了自己的“補救”，清理橙劑污染，接收戰爭遺孤與相關移民。歷史的傷口沒有消失，但雙方都沒有選擇永遠對著傷口舔舐、發酵。

這種轉身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氣與清醒的智慧。

它源于一個最簡單也最根本的認識：人民要吃飯，國家要發展。

當意識形態的激昂口號無法換來面包與工作崗位時，務實就成為唯一的選擇。越南的領導人明白，記住歷史是為了面向未來，而不是被歷史拖住邁向未來的腳步。

于是，我們看到了一連串令人矚目的場景：美國航母訪問金蘭灣，昔日戰場變成合作港口；越南成為美國“印太戰略”中的重要伙伴；蘋果的供應鏈加速向越南遷移，三星關閉了在中國的工廠，在越南投下173億美元建起全球最大生產基地。

這不是背叛，這是生存與發展的智慧。當一個國家的目標從“輸出革命”轉變為“輸入資本與技術”時，它的整個行為邏輯都會發生根本改變。

越南苦了那么多年，終于靈醒過來：與世界主流經濟體系對抗，代價是長期的貧困與孤立；而融入它，才有可能分享發展的紅利。

▍在巨人的縫隙間生長

越南的崛起，常被放在與中國對比或競爭的框架下討論。但更準確地說，越南是在中美兩個巨人博弈的縫隙中，找到了自己獨特的生長空間。

它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無法取代中國。它的國土面積、人口規模、產業鏈完整度、技術積累，都與中國不在一個量級。但它也聰明地意識到，自己無需取代中國，只需承接一部分溢出效應，就足以喂飽自己，并實現快速增長。

毛衣戰與全球供應鏈重組，對越南而言是“天時”。它沒有選邊站隊，而是巧妙地踐行著“竹子外交”——根基穩固，身段柔軟。

它與中國保持著黨際交往與經貿聯系，又從美國及其盟友那里獲得市場準入、投資與部分技術轉移。英偉達在越南設立AI研發中心，與當地國企合作，就是一個生動的注腳。

這種“兩邊通吃”的能力，建立在其內部一系列變革的基礎上。

解散國資委，將大型國企劃歸行業部委管理；

持續精簡黨政機構與軍隊；通過《反腐敗法》，要求高級官員公開財產；探索民主選舉制度……

這些舉措，無論最終成效如何，都向外界傳遞出一個強烈的信號：越南正在努力打造一個更符合現代市場經濟要求的治理框架與營商環境。

它的目標很明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資本與人才在這里投資的確定性和回報率。

因為決策者明白，在全球資本的眼中，安全、穩定、可預期的回報，比暫時的稅收優惠更重要。

如果企業做大后就被“盯上”，財富積累后就被“調節”，那么任何理性的資本都會選擇用腳投票。

▍一種不同的生活可能

走在今天的河內或胡志明市，你能感受到一種與中國大城市不同的節奏。街頭咖啡館從早到晚坐滿了人，人們慢悠悠地喝著咖啡，聊著天。夜晚的酒吧熱鬧非凡，卻少有一種慌張的焦慮感。

這種氛圍背后，是越南“民富國窮”發展模式的一種外在體現。

國家不依賴土地財政，房價沒有飆升到令人絕望的程度。新的土地法允許國民購買宅基地自建房屋，給了普通人安身立命的踏實感。

工廠里的女工，工資可能不比一些基層官員低。經濟增長的紅利，相對更平均地灑向了更多人。

當然，代價是明顯的。河內的城市建設，可能只相當于中國一個發達的地級市。基礎設施滯后，政府財力有限。這是一種選擇的結果：優先保障民眾當下的生計與生活質量，而非傾盡全力進行宏大的城市再造與形象工程。

這種發展模式，連同其政治上的變革嘗試，構成了越南對自身道路的探索。

它沒有完全照搬任何模板，而是在學習新加坡的治理、借鑒中國的開放經驗、對接西方的市場體系過程中，試圖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路。這條路的核心，可以概括為“經濟優先的實用主義”。

▍最后：選擇的重量

越南的故事，說到底是一個關于選擇的故事。

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它選擇了放下沉重的歷史包袱，與昔日的敵人握手。

在發展模式的岔道上，它選擇了融入全球體系，而非閉關自守。

在治理方式的探索中，它選擇了嘗試約束權力、增加透明，哪怕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這些選擇，讓它獲得了過去幾十年未曾有過的增長機遇與發展空間。

2025年8.02%的經濟增速，是對這些選擇最直接的回報。資本用真金白銀的投資，為它的營商環境投下了信任票。

這個世界從來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成功公式。越南的選擇，未必是完美的答案，更未必適合所有人。

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種啟示：一個國家的發展，最終取決于它能否為了人民的福祉，做出清醒、務實、有時甚至是艱難的選擇；取決于它能否在歷史的浪潮中，找到自己的節奏與航道。

看著這個一億人口的國家，正以一種低調而堅定的姿態，摸索著自己的未來，我們或許能感受到，無論大國小國，關乎國運的，往往不是口號多么響亮，而是選擇是否明智。而每一個普通人的笑容與安寧，才是所有這些選擇最終的意義所在。

這個國家正在書寫的新篇章，也許沒有轟轟烈烈的劇情，但它關于生存、發展與尊嚴的樸素追求，本身就值得尊重。而這份在復雜世局中把握自身命運的堅韌與智慧，或許，正是這個時代最稀缺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