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映千秋：在戰神與“人屠”間讀懂白起的時代悲劇

（李海朝 評論文章）戰國殘陽下，杜郵坡的一劍寒光，定格了武安君白起的悲壯結局。這位一生征戰七十余城、歷經三十六回烽煙的名將，既是橫掃六國的“戰神”，也是背負近九十萬殺戮記錄的“人屠”。白玉原創跋文以史料為骨、文思為魂，穿透千載爭議，勾勒出白起從崛起至隕落的完整軌跡，既彰顯其軍事天賦的鋒芒，亦叩問其悲劇命運的根源，為我們解讀這位復雜歷史人物提供了獨特視角——正如一塊歷經淬煉的白玉，瑜瑕共生間，藏著人性幽微與時代底色。

跋文對史料的精準駕馭，恰似白玉雕琢的匠心，讓白起的“戰神”光環有了堅實支撐。文中細數白起畢生戰績，從伊闕山前巧用奇正之略大破韓魏二十四萬聯軍，一戰封神；到鄢郢水畔引長谷之水潰破楚都，焚燒夷陵震動南疆；再到長平原上設誘敵之策圍殲趙括大軍，奠定秦國霸業根基，每一場戰役都盡顯其料敵如神、出奇無窮的軍事智慧。更難得的是，跋文并非局限于《史記》《戰國策》的傳統記載，而是融入睡虎地秦簡、里耶秦簡等出土實證，補正史傳之闕：伊闕之戰斬首數從史傳的二十四萬修正為秦簡記載的十二萬，揭示出戰國“斬首”計數含陣亡者與降卒、且因史官取材傳抄產生差異的歷史真相；長平戰后三萬二千趙卒未遭坑殺、或役或戍的記載，打破了“全坑四十萬”的絕對化敘事。這種“循史跡、采實證”的解讀方式，如同為白玉拂去塵埃，讓白起的軍事成就脫離了傳說渲染，更顯真實厚重，也印證了梁啟超“古今殲滅戰第一人”、毛澤東“論打殲滅戰，千載之下，無人出其右”的評價絕非虛言。

而跋文的深刻之處，在于不避爭議，直面白起“人屠”罵名背后的復雜成因，讓人物形象跳出非黑即白的標簽，如同白玉的瑕痕與堅質共生，更具血肉溫度。戰國之時，“優待戰俘”的倫理尚未形成，商鞅變法創設的軍功爵制以“利祿官爵，摶出于兵”為導向，將殺戮與富貴直接綁定，秦軍由此淪為“虎狼之師”，白起便是這一制度的頂尖受益者與被動裹挾者。他從普通士卒憑戰功升至大良造，身兼戰區統帥與軍工總監，督造兵甲時恪守《工律》“為器同物，必等無差”的嚴苛標準，足見其并非徒有勇力的武夫，而是文武兼備之才。但也正是這一制度，將他推向了殺戮的深淵——累計近九十萬級的斬首記錄，既是他的軍功勛章，也是他無法掙脫的道德枷鎖。跋文拋出的追問直擊核心：長平降卒之誅，是糧草匱乏的無奈之舉，還是權術算計的浩劫？這一設問讓我們明白，白起的酷烈并非單純嗜殺成性，而是深陷時代制度、戰略需求與現實困境的兩難選擇。山西高平永錄村尸骨坑中，箭鏃穿骨、繩索束身的遺骸印證了殺戮的慘烈，而白起臨終前“長平坑殺降卒數十萬，我固當死”的自白，更顯其內心的掙扎與懺悔，讓“人屠”的標簽多了幾分悲情與復雜。

白起的悲劇，從來不是一人之悲，而是戰國亂世與秦國權力格局的必然產物，這正是跋文超越人物評價本身的思想深度，如同白玉承載的儒家哲思，兼具歷史重量與現實啟示。跋文清晰勾勒出白起卷入朝堂紛爭的宿命：穰侯魏冉的舉薦之恩，讓他與魏冉結下深厚淵源，也意外卷入魏冉與范雎的黨爭漩渦；長平戰后，蘇代游說范雎，以“武安君平邯鄲必登三公，君難居其下”挑撥離間，范雎懼而勸秦王罷兵，白起與范雎的怨隙自此深結；邯鄲之戰秦軍失利，秦王強令白起出征，他以“邯鄲難攻、諸侯救至必敗”固辭，最終觸怒君王，落得賜劍自刎的結局。云夢鄭家湖秦牘“武安君死，軍吏皆賀”的記載，更凸顯其軍中愛恨交織的復雜處境——有人敬畏其軍事才能，有人怨恨其殺戮之酷，這份矛盾恰是其悲劇性的最佳注腳。

千載以來，對白起的評價始終兩極分化：太史公贊其“料敵合變，出奇無窮”，卻惋惜其“不能救患于應侯”；揚雄、班固斥其為“虐殺之臣”，司馬光直言“殺降不祥”。而白玉原創跋文跳出了正名與翻案的桎梏，以“非為正名，非為翻案”的客觀立場，還原了一個困于時勢、逐于命運的血肉之軀。它讓我們看清，白起的功過榮辱，本質上是戰國亂世的縮影，是秦制下個體命運的無奈寫照。經此血火洗禮，秦漢方悟“止戈為武”的真諦，華夏方歸一統盛局，白起的悲劇，終究成為推動文明演進的警鐘。

讀罷跋文，再思白起，恰似捧觀一塊歷經千年的古玉，其“玉之堅利”是冠絕戰國的軍事鋒芒，其“玉之瑕瑜”是人性的掙扎與時代的局限，其“玉之厚重”是權力傾軋與文明進階的歷史哲思。白起的故事穿越兩千余年仍爭議不息，正因他映照出人性的復雜、制度的束縛與戰爭的殘酷。而跋文的價值，便在于以史為鑒，讓我們在感嘆名將悲情的同時，讀懂歷史評價的多元性，悟透“止戈為武”的文明真諦，在回望亂世風云中，倍加珍惜當下的太平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