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批以運9萬頂帳篷，巴25萬人仍陷洪水

以色列對庇護所物資和藥品的限制，讓流離失所的家庭在嚴冬中束手無策，新生兒正因暴露在惡劣環境和可預防疾病中相繼死亡。

2025年12月18日，在加沙地帶汗尤尼斯的納賽爾醫院，一位名叫阿薩德·阿布丁的父親懷抱著他僅一個月大、因受凍而身亡的兒子賽義德。這一悲劇性的畫面，僅僅是這個寒冬加沙危機的冰山一角。

上周，穆罕默德·阿布·賈拉德回到位于加沙城達拉吉區的帳篷時，發現他三個月大的女兒莎扎渾身冰冷，已無呼吸。家人將她緊急送往醫院，但醫生最終宣告她死于體溫過低。

這起悲劇發生之前，汗尤尼斯另一名僅一個月大的嬰兒艾莎·艾什·阿加同樣因體溫過低而離世。而在加沙地帶北部與中部，兩周內還接連發生了另外兩起嬰兒凍亡事件：死者分別是出生僅一周的馬哈茂德·阿克拉，以及兩個月大的穆罕默德·維薩姆·阿布·哈比德。

據當地巴勒斯坦衛生官員和國際組織“救助兒童會”統計，今年冬季已有10名嬰兒因低溫和嚴寒死亡。自2023年10月以色列軍隊對加沙地帶發動進攻以來，因寒冷導致的嬰兒死亡總數已達約24人。所有死于帳篷中的嬰兒，其家庭在嚴酷的冬季里都面臨著同一困境：束手無策，無法為孩子提供保暖。

面對日益嚴峻的局勢，加沙的醫療專家為這些悲劇性的死亡創造了一個新術語。本月早些時候，加沙伊斯蘭大學微生物學教授阿卜杜勒·拉烏夫·阿爾馬納馬博士使用“潮濕帳篷綜合癥”一詞來警示這一危機。

他解釋道，這并非一種特定的單一疾病，而是一種由嚴酷生活環境引發的綜合癥狀——包括極端寒冷、潮濕和通風不良，這些正是當前加沙帳篷生活的典型特征。

帳篷居民面臨著多重健康風險。首要威脅是呼吸系統疾病，包括反復發作的呼吸道感染、支氣管炎、肺炎以及惡化的哮喘。帳篷內極其潮濕的環境與惡劣的衛生條件——加之淋浴設施、干爽衣物和洗手設施的極度匱乏——還極易引發皮膚病，如真菌感染、膿皰瘡（細菌感染）、皮疹和劇烈瘙癢。

嚴寒天氣與長期的營養不良導致人體免疫功能低下，進一步加劇了上述風險——這不僅增加了感染的易感性，更嚴重阻礙了康復進程。此外，此類惡劣環境還引發了嚴重的心理問題，包括睡眠剝奪、極度焦慮及抑郁。

正是這些同時作用于身體的極端壓力導致了“潮濕帳篷綜合癥”，其主要受害者是幼兒、老人、孕婦、慢性病患者和殘障人士。鑒于加沙當前的人道主義狀況，數十萬人正面臨這一風險。

目前，該地區幾乎所有居民都流離失所，150萬人（約占總人口的四分之三）居住在帳篷或臨時搭建的建筑中。大多數流離失所者營地都面臨著洪水威脅；僅上個月就有超過3萬頂帳篷因暴風雨天氣被毀或嚴重損壞，導致約25萬人再次無家可歸。

盡管停火協議已經生效，以色列政府仍以“軍民兩用物品”為由，嚴格禁止房車、臨時住房及建筑材料進入加沙，聲稱這些物資可能被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用于軍事目的。

雖然以色列軍方宣稱自停火生效以來已協助運入“近38萬頂家庭帳篷、防水布及庇護材料”，但援助組織指出其中絕大多數僅僅是防水布，實際運入的帳篷數量僅略超9萬頂——這對于歷經兩年種族滅絕式戰爭、亟需緊急庇護的加沙民眾而言，無異于杯水車薪。

為尋找西方世界的類似醫學案例，我查閱了新冠疫情期間關于美國和加拿大無家可歸者的研究報告。數據顯示，無家可歸者的感染率顯著更高，并發癥報告和重癥監護室收治率是普通人群的20倍，死亡率更是擁有安全住所者的五倍。

醫學界多年來的共識是：潮濕環境會助長霉菌和細菌滋生，進而增加呼吸道感染、哮喘、過敏風險，最終導致嚴重的慢性肺病。世界衛生組織（WHO）與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分別于2009年和2015年發布指南，明確指出此類風險，并要求避免工作場所和住宅出現不當潮濕狀況。

一個典型的案例發生在英國。2020年，英國曼徹斯特的兩歲男童阿瓦布·伊沙克因不明原因的呼吸道疾病離世。兩年后延遲進行的尸檢證實，其死亡的根源在于居住環境——因通風不良與過度潮濕導致黑霉滋生，而這間單間公寓正是他與家人唯一的棲身之所。

為此，英國政府于2023年修訂了公共住房法，頒布“阿瓦布法案”，規定房東必須處理其名下住宅物業的潮濕與霉菌隱患。此外，2024年8月英國衛生部更新了相關指南，認定除阿瓦布案例中的呼吸系統疾病外，劣質住房條件還會損害人們的皮膚、眼睛及心理健康。

當英國因一名幼兒因住房條件惡劣而死亡就推動公共政策變革時，加沙地帶數十萬民眾卻只能生活在沒有地板、屋頂、床鋪、被褥、電力和供暖的帳篷里——而旨在確保上周的受害者成為最后一批受害者的努力，卻微乎其微。

去年11月至12月席卷以色列的甲型流感疫情，近期已蔓延至加沙地帶。加沙北部的希法醫院與南部的納賽爾醫院均報告住院率和發病率顯著上升，并出現支氣管炎、哮喘發作及肺炎等流感并發癥。

作為一名在以色列中部大型公立醫院工作的兒科醫生，我記憶中自2009年豬流感大流行以來，從未見過如此嚴重的流感發病率。每當將患有大范圍肺炎或嚴重哮喘發作等流感并發癥的兒童從兒科病房轉入重癥監護室時，我都會想到：如果類似的疫情在加沙地區爆發，后果將是多么致命。

在加沙地帶，惡劣的生活條件不僅阻礙了患者從呼吸道病毒感染中康復，更致命的是，當地正面臨止痛藥、退燒藥及哮喘治療所需醫療設備的嚴重短缺。

本月初，加沙北部的巴勒斯坦家庭醫生埃茲丁·沙哈卜博士曾欣喜地告知我：經過漫長的等待，間隔器終于運抵加沙地帶。這種配有面罩的塑料裝置可連接吸入器，能顯著提高藥物輸送效率。沙哈卜博士與以色列多位同行保持著聯絡，他是我們中許多人的消息源。由于當地斷電導致霧化器完全無法使用，這是加沙地區目前治療哮喘幼兒的唯一途徑。

但沙哈卜帶來消息后的短暫欣慰很快被打破。兩周前，納賽爾醫院兒科與產科主任艾哈邁德·法拉醫生告知我，加沙地帶已無任何萬托林（吸入器庫存——這意味著盡管有了間隔器，卻根本沒有藥劑吸入器可供配合使用。

在戰亂災區，流離失所者因惡劣居住條件引發的疾病發病率長期缺乏科學研究的關注，這并不令人意外。盡管原因眾多，但最關鍵的癥結在于醫療數據的嚴重匱乏。

以色列軍隊對加沙醫療體系的破壞規模之大，導致計算機化記錄已成為不可能；甚至連最基本的紙筆記錄也時常無法實現，迫使赴加沙志愿服務的外國醫生不得不自帶紙筆記錄病案。

但我并不認為我們需要科學上的“證明”才能確信這一點：帳篷中的生存條件——尤其是在冬季的雨雪冰凍與洪水肆虐中——疊加加沙醫療體系近乎全面崩潰的現狀，已釀成一場徹頭徹尾的人道主義災難。而如今，這場災難已深陷第三個寒冬，仍無終結的跡象。

米哈爾·費爾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