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大熊貓啟程回國，曉曉和蕾蕾雄赳赳，氣昂昂的主動爬進車里。

1月27日，旅日大熊貓啟程回國，當貼有五星紅旗的集裝箱車停在上野動物園門口的時候，沒有人牽引，沒有人驅趕，曉曉和蕾蕾雄赳赳，氣昂昂的主動爬進車里。雖然現場送行的日本民眾依依不舍，有人痛哭流涕，但兩只大熊貓連回頭看一眼都沒有。
53年，17只大熊貓，最后一對也走了。
東京上野動物園門口，五星紅旗貼在運輸車上，曉曉和蕾蕾自己跳上車頭也不回，留下滿地紙條和一地不舍。
日本進入“無熊貓時代”，民眾淚別，“熊貓外交”翻頁。
這只是動物搬家？背后牽動的是中日半個多世紀的情感往來、文化依賴，以及一次關于軟實力和合作外交的集體回望。
2026年1月27日一早，東京的空氣比往日更安靜些，上野動物園門口，送行人群自發排起長隊，警察維持秩序，工作人員一遍遍提醒“不要靠近運輸車輛”。
曉曉和蕾蕾，這對2021年出生的龍鳳胎大熊貓，像往常一樣在籠舍里悠閑地吃著竹子，直到車門打開。
沒有人指揮，也沒有人催促，它們各自邁著步子，毫不猶豫地爬進了貼著中國國旗的集裝箱。
有人現場哭了，有人站著不動，還有人高喊“謝謝你們”，但大熊貓沒有回頭，像是知道自己該去哪兒一樣，走得干脆。
這不是簡單的動物遷徙，這是日本53年來首次進入“沒有大熊貓”的時代。
從1972年“康康”和“蘭蘭”作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見證者抵達日本，到最后一對大熊貓回歸，整整半個多世紀的“熊貓陪伴”，戛然而止。
不夸張地說，從上野動物園、和歌山縣，到百貨商場的玩偶、地鐵站的廣告，熊貓一直是日本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曉曉和蕾蕾的存在，不只是可愛的象征，它們還是“頂流經濟”的發動機。
2023年，僅上野動物園就因它們吸引了超過450萬人次，周末排隊最長超過3小時，帶動周邊經濟產值超過300億日元——折合人民幣15億元。
這對雙胞胎的名字，是從19萬份民眾投稿中選出來的，“曉曉”象征黎明，“蕾蕾”象征希望，在疫情后的灰暗日子里，它們成了很多日本人生活中的“精神支柱”。
但熊貓終究不是日本的——這是所有人都清楚的現實。
根據中日簽署的合作協議，海外出生的大熊貓必須在4歲前返回中國參與繁育，這次的提前歸國，并不突兀，而是一次“按約執行”。
但問題是，民眾的情感從來不是協議能控制的東西。
“熊貓外交”不是一句空話，它是實打實的國家軟實力。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國首度將“康康”“蘭蘭”送往日本，場面極其隆重，那一年，日本民眾第一次在動物園門口排起長隊，只為見一眼來自中國的“國寶”。
到了1982年，中國采用科研合作和有償租借的新模式，但即便如此，大熊貓依然是中國對外交流中最有分量的“外交官”。
過去幾十年，中日在大熊貓飼養、繁育、疾病防治等方面展開深度合作，尤其是和歌山縣的“冒險世界”，與中國科研機構聯手創下17只幼崽的繁育紀錄，成為海外最成功的大熊貓繁育基地。
日本在技術管理和動物福利方面的經驗，也通過這條合作通道被世界認可。
可合作歸合作，情緒是獨立運作的。這次曉曉和蕾蕾的離開，讓日本媒體集體陷入“熊貓失落癥”。
大熊貓的“回家之旅”，其實并不是第一次引發國際關注。
2023年，美國華盛頓國家動物園的“美香”一家三口歸國，當地民眾自發舉牌送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臺上發文稱“希望它們能再回來”。
2024年，韓國的“福寶”回國，仁川機場一度陷入交通癱瘓，幾萬名粉絲徹夜守候。
這些場面之所以感人，是因為大熊貓不僅僅是動物，它們是情感的載體，是文化的象征，是國家之間可以“溫柔對視”的窗口。
而這背后，是中國持續強化的大熊貓保護體系，截至2025年底，中國已與20個國家、26家機構建立大熊貓合作，全球圈養總數達到728只。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將它的保護等級從“瀕危”下調至“易危”，這不只是科研成果，也是國家治理能力的一部分。
有人說，曉曉和蕾蕾連頭也不回地走進運輸車，是“冷漠”，但換個角度想，它們更像是知道：自己該回到哪兒去。
它們不是被送走，而是被接回。
接回的不只是兩只熊貓，也是一段合作的結束和下一段關系的開始。中日之間的熊貓合作，并不會就此停止。
雖然新一輪熊貓租借談判受到當前政治氛圍的影響，但雙方都釋放了“繼續合作”的信號。
在外交語言中，這種話其實已經很明白了：這不是終點，只是換了個起點。
東京女子大學教授家永真幸說：“熊貓外交不是單向輸出，它是情感、文化和科研的三重合作。”
也就是說，中日之間的橋梁，還在，只是需要重新搭建。
曉曉和蕾蕾的這次“回家”，注定載入兩國交往的記憶冊，它們用自己的方式，為53年的合作畫上句號，卻也為接下來的故事留足了空白。
留言墻上，有一張紙條寫著：“你們沒有說再見，我們也不會。”
這是日本普通人寫下的情感，也是一種文化上的延續，這份情感會在未來的中日民間交流中，繼續發芽、生長、傳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