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0歲的楊善洲退休后，卻拒絕組織安排：我要回家鄉去種樹

2010年10月10日，保山的一家醫院里，一位老人咽下了最后一口氣。

醫生和護士收拾遺物時，整個病房靜得嚇人：這位以前的地委書記，那是正兒八經的廳級干部，全部家當翻遍了，就只有一塊修了又修的老手表、一張快被摸爛的保山地圖，外加半瓶沒吃完的咸菜。

這時候你再看看一年前的數據，簡直能把人嚇出一身冷汗——就在2009年，他大筆一揮，把自己名下估值3個億的林場，無償送給了國家。

這不是段子，也不是小說，這是真事兒。

在這個人都恨不得把錢往自家兜里揣的年代，這個“傻老頭”把自己埋進深山，這一埋，就是整整二十二年。

咱們把日歷翻回1988年，那是個什么年份？

海南建省，全國都在搞經濟，那是“十萬人才下海南”的熱鬧時候。

體制內的人心都躁動了，個個想著下海撈金。

結果到了3月，云南保山地委大院里出了個怪事。

當時的省委書記普朝柱，那是苦口婆心勸一位老戰友：“老楊啊，去昆明吧，那兒條件好，你是功臣，該享福了。”

可坐在對面的楊善洲，腦袋搖得跟撥浪鼓似的。

這位60歲剛退休的老書記，沒拿什么商業計劃書，手里就捏著一張薄薄的申請書，上面寫著去施甸，上大亮山。

周圍人都懵了，那地方除了石頭就是風，鬼都不拉屎，去那圖啥？

楊善洲當時也沒多解釋，就說答應過鄉親們。

其實吧，這事兒要是往深了挖，根子在1944年。

那年滇西抗戰打得正慘，年輕的楊善洲還是個在炮火里送軍糧的民工。

咱們現在看歷史是看書，他看歷史那是看命。

他親眼瞅見表弟在空襲里沒了，連個全尸都找不著。

他在運糧道上隨手插過一根柳條，想著給傷兵遮個陰，結果人死了，樹也枯了。

那種滿眼焦土、連根草都活不了的絕望感，成了他一輩子的噩夢。

后來人總引用他說的那句“人走了，得留點樹”，以為是搞環保，其實根本不是那回事。

他那是在給死人還債，是在給這片被炮火炸爛了的土地療傷。

帶著這股子執念，1988年的楊善洲一頭扎進了大亮山。

當時那山頭，說是荒山都抬舉它了，簡直就是個亂墳崗。

沒水、沒電、沒路。

楊善洲帶著幾個退休老頭，第一件事不是剪彩，是搭窩棚。

你想想，那時候退休干部去企業當個顧問，那都是豪車接送、高薪拿著。

楊善洲呢？

跟工人擠在油氈棚里，晚上一下雨，被子濕得能擰出水來，實在沒辦法，幾個人把床抬到牛圈邊上湊合。

半夜牛不老實，蹄子亂蹬，楊善洲不但不生氣，還爬起來給牛喂草，說是這牛白天幫著拉樹苗，是戰友。

這得多大的心啊。

最讓人看不懂的是他對錢的態度。

90年代初，林場窮得揭不開鍋了。

按理說，他以前那些下屬現在都是領導，他只要張張嘴，批點款子那是分分鐘的事。

但他偏不。

他跑回家，翻箱倒柜把家里那點養老金存折全翻出來，一股腦塞進林場賬本里。

有個好心人實在看不下去，偷偷給他塞了500塊錢補貼，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巨款。

結果平日里樂呵呵的楊善洲當場就炸了，眼珠子瞪得溜圓，吼道：“種樹要錢，吃飯要錢，難道我的臉面就不要錢？”

這種倔強，甚至有點不近人情。

老婆張玉珍病了住院，他在山上忙著種樹，晚了三天極才趕到醫院。

老伴半開玩笑埋怨他眼里只有樹，這個硬漢眼圈刷一下紅了，憋半天憋出一句：“樹好了，山好了，咱倆才能好。”

這種邏輯在別人看來是瘋了，但在楊善洲這兒，是一筆精明的“政治賬”。

早在1963年保山鬧饑荒的時候，為了讓老師下鄉干活，縣里都要停課了。

是楊善洲拍桌子把文件擋回去的，他說教書人去插秧，以后孩子拿什么跟窮根算賬？

不管是保老師還是種樹，他就像個那種只看長線的投資人，只不過他投的周期是幾百年，要的回報不是錢，是后代能有個活路。

時間這東西最能說明問題。

到了2009年，當年的禿頭山變成了幾萬畝的林海，森林覆蓋率從零飆到了80%以上。

這時候那些精明的商人聞著味兒就來了，畢竟3個億的估值擺在那兒。

按法律，楊善洲完全可以把這筆錢留給兒女，哪怕留個零頭也是天文數字。

但他又干了一件讓世俗跌破眼鏡的事：裸捐。

交接儀式簡單得令人發指，沒有鮮花紅毯，就一張蓋了紅印的紙，仿佛他交出去的不是3個億，而是一張廢紙。

他走后，人們在他家里發現一摞泛黃的表格。

那是組織上好幾次想把他老婆孩子從農村戶口轉成城鎮戶口的審批表，每一次都被他壓進了抽屜最底下，硬是沒批。

紙角都脆了，那股子拒絕的勁兒還在。

有人說他太絕情，連老婆孩子前途都不顧。

但這恰恰是最狠的地方——在這個全是利益交換的圈子里，他硬是用一輩子，守住了一條誰都不敢碰的底線。

這就是楊善洲，一個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幸存者，跟貧窮、跟荒涼、跟人性里的貪婪，死磕了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