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算日本人的賬，他們比誰都精明。
哈爾濱背蔭河，藏著個代號“加茂部隊”的鬼地方。
提起七三一，沒人不知道，這兒就是它的老底子。
里頭關著的人，被叫作“圓木”，遭的罪簡直沒法聽。
有個叫“人體耐寒試驗”的法子最陰損：大冷天把人扒得精光，或者就留件單衣，又是潑涼水又是吹冷風。
等人凍成了冰棍，拿棍子一敲，那動靜脆生生的，跟敲木頭樁子一個樣。
在這個要命的試驗場，有幾條冤魂死得最憋屈。
他們本來不是俘虜，是自己送上門的“投誠者”。
幾個月前，這幫人還是在林海雪原里打鬼子的硬漢。
之所以落到這步田地，全因信了鬼話，把算盤打錯了。
領頭的那位，是個抗聯副團長。
把日歷往前翻幾個月，吉東那地界冷得要把人凍裂了。
大雪封山，抗日隊伍的日子苦到了頭。
自衛軍、救國軍被打散了架，跑的跑，散的散。
就在從汪清撤退的半道上，這位副團長撿著張紙。
那是日本飛機扔下來的傳單。
哪怕是鐵打的漢子，餓著肚子啃樹皮的時候，也扛不住這紙上的誘惑。
日本人沒扯那些“共榮”的淡，直接拿刀子往人心窩最軟的地方戳。
先告訴你個壞消息：“救國軍完蛋了”，意思是別撐了，沒指望了。
緊接著，誘餌拋了出來：只要交槍，皇軍不殺頭，還每人賞五十塊現大洋。
這錢在當年能買不少東西，可最勾魂的還是最后那句：包路費，送你回山東龍口老家。
這對那位副團長來說，簡直是把毒藥裹在了蜜糖里。
照老底子查，這副團長是個悶葫蘆，也是典型的“闖關東”老客。
光棍一條，在關外漂了六七年。
對他來說，“救國”這詞兒太大，“回老家”、“摟媳婦睡熱炕”才是摸得著的實惠。
這會兒，他心里擺著兩筆賬。
頭一筆是抗日：鉆深山老林，缺吃少穿，還得天天防著鬼子圍剿，弄不好就凍死餓死，連個收尸的都沒有。
另一筆是投降：槍一扔，拿錢走人，坐火車去大連，再登船回山東。
有了這筆錢，置辦幾畝地，下半輩子就穩了。
換做是你，在那個又冷又餓、兩眼一抹黑的晚上，怎么選？
這副團長沒扛住。
可他講究舊社會的“江湖義氣”，不想一個人溜，得拉幫結伙。
既然有發財的路子，得帶上“老鄉”。
于是，趁著夜色，他攛掇了六七個山東老鄉。
這幾個人也是想家想瘋了，避開哨兵，溜出營地，做著發財夢投了敵。
結果呢？
以為抓住了救命繩，其實是把腦袋伸進了絞索。
日本人的賬，算得賊精。
五十塊大洋？
回家的船票？
那都是畫餅。
真刀真槍消滅一個抗聯戰士，得費多少子彈和兵力？
一張紙就把你哄得繳了械，這買賣太劃算了。
至于投降后的待遇？
這幫人被押到哈爾濱，還美滋滋以為要去火車站，結果直接關進了“矯正院”。
還沒回過神來，又被拉到了那個叫背蔭河的鬼地方——日軍做細菌實驗的魔窟。
錢一分沒給，反倒成了免費的“實驗耗材”。
在那陰森森的實驗室里，骨頭縫都被凍透的時候，不知道這幾位“山東老鄉”悔青了腸子沒有。
最后能回老家的，只剩下一縷冤魂。
出了這檔子事，周保中說過一句挺有分量的話。
大意是：堅持抗戰，得靠指戰員的無產階級覺悟。
為啥非得提“覺悟”？
周保中看得透：光靠“哥們義氣”，這口氣長不了。
所謂的“義氣”，那是私人交情和利益交換。
順當的時候，大家是兄弟；真到了生死關頭，這點私情比紙還薄。
那個副團長拉人下水，就是“哥們義氣”作祟——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要降一起降。
只有在暴風雪里，才顯出誰是松柏。
這種要命的關頭，最能分出誰是英雄，誰是狗熊。
同樣的考題，也擺在了陳龍團那兩個營長面前。
這倆人也動搖了，覺得抗日沒奔頭，與其等死，不如換條路。
他們想去“亮山”，說白了就是當“山林隊”或者投奔別的軍閥，只求那是條活路。
但這倆人和那個副團長不一樣，沒立馬跑，而是在那兒耗著。
耗什么？
等他們的團長陳龍。
這又是“江湖規矩”那一套。
舊軍隊里，長官就是帶頭大哥。
要走得一起走，把大哥拉下水，隊伍才能帶走，到了新地盤，有人有槍，腰桿子才硬。
這兩個營長磨破了嘴皮子，一直勸陳龍“上山”。
陳龍啥反應？
穩如泰山。
任憑這兩人怎么在那兒嘀咕、畫大餅，陳龍就是不松口。
后來確切消息來了：陳龍要當第四路軍副總指揮。
這下，兩個營長徹底死心了。
他們明白，陳龍走的是革命的大道，不是江湖的小路。
這路，他們不想走，也沒那個膽子走。
這時候，有意思的事來了。
因為陳龍腰桿硬，這兩個平時挺有威信的營長，說話突然不好使了。
戰士們心里明鏡似的：團長都要當副總指揮了，跟著他打鬼子才是正經事，跟著營長瞎跑算怎么個說法？
最后，這兩個營長費了牛勁，只拐走了十五六個人。
瞧瞧，這就是當頭兒的立場堅定的好處。
要是陳龍當時稍微猶豫一下，搞不好整個團就被帶溝里去了。
經過這輪大清洗，自衛軍、救國軍里那些混日子的、投機的、軟骨頭的，基本都篩出去了。
最后留下來的，站在周保中、李延祿旗下的，那都是砸不爛、煮不熟的銅豌豆。
這會兒的第四路軍，在柴世榮、陳龍帶著下，依舊在東寧、寧安一帶跟鬼子兜圈子。
人是少了點，可戰斗力反倒上去了。
因為留下的人，心氣兒高，勁頭足。
他們信的不是哪個“大哥”，而是有了共產黨的指引，早晚能把鬼子趕出去，收復黑土地。
不過，這支隊伍當時還有個大隱患：仗打得太頻，轉移得太快，跟上級斷了線。
游擊軍司令李延祿帶著補充一團、二團，一路血戰。
從磨刀石車站撤到五虎林，在雪窩子里爬了整整兩個月，又轉戰到寧安縣南邊的和尚屯。
時間一晃到了1933年3月初。
斷聯兩個多月后，寧安縣委終于又和這支抗日武裝接上了頭。
這次碰頭可是救了命。
這就是中共中央1933年1月26日發的《給滿洲各級黨支部及全體黨員的信》，也就是那個著名的《“一二·六”指示信》。
這封信那是突破了層層封鎖，轉了不知多少手，才送到吉東。
為啥說它關鍵？
因為它把根上的戰略問題給解決了。
在那之前，東北抗日隊伍那是山頭林立，舊軍隊、山林隊、農民武裝，各唱各的戲，甚至互相提防。
好多人像那個叛變的副團長一樣，覺著前途黑漆漆的，是在孤軍奮戰。
但這信里把話說明白了：要搞“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
要求特別實在：凡是愿意抗日的，咱們都團結。
哪怕你以前是軍閥舊部，哪怕你有這毛病那毛病，只要現在槍口對外，那就是戰友，就是統一戰線里的自己人。
這封信一來，相當于給迷茫的隊伍打了針強心劑。
它告訴大伙：咱們不是沒娘的孩子，咱們是為了全民族的大事在拼命。
這種政治上的拔高，徹底頂替了舊軍隊里那種不靠譜的“哥們義氣”。
那個凍死在細菌實驗室里的副團長，到死估計都沒想通：
他以為做了筆保命的買賣，其實是把魂兒賣給了魔鬼。
而那些在冰天雪地里死磕的人，雖然沒要眼前的“袁大頭”和“熱炕頭”，卻贏得了歷史的臉面。
這就叫殘酷年代的生存法則：
沒覺悟的“聰明人”，往往下場最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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