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珠河地區宛然有共產王國之感?！?/p>
就在鬼子寫下這句話的時候，他們正對著哈爾濱東南方向的一大片深山老林抓耳撓腮。
這塊地盤以珠河為圓心，把賓縣、延壽、方正這些縣份都圈了進去。
東西橫跨兩百里，南北縱貫三百里。
日本人郁悶地發現，他們的命令只要一出炮樓就成了廢紙，稅款一分錢也摳不出來。
反倒是共產黨游擊隊的話，比那個掛牌的偽滿政府管用得多。
最讓敵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這個讓他們夜不能寐的“共產王國”，在兩年前僅僅是一個只有13個人的游擊小組。
從13個人到一個“國中之國”，這筆賬到底是怎么算出來的？
不少人覺得抗日就是腦子一熱，憑著一腔孤勇上去拼命。
沒錯，血性必須得有，但要在敵人的刺刀尖上討生活，還得靠精密的算計和那些冷酷到極點的決策。
咱們把日歷翻回到1932年。
那會兒，在這片后來被叫作“哈東抗日游擊根據地”的地界上，其實并不缺槍桿子。
九一八事變之后，東北遍地都是義勇軍。
光是一個拿著紅纓槍和大刀片子的民間組織“紅槍會”，名冊上就有好幾萬農民。
按常理說，幾萬人怎么著也比幾十個人能打吧？
可現實就是這么打臉：這些擁兵數萬的隊伍，最后要么被日本人打得稀爛，要么被金票招安，要么自己窩里斗散了架。
再看看共產黨這邊，當時的處境簡直慘到家了。
1932年，巴彥游擊隊失利，省委軍委書記趙尚志還遭受了不白之冤，被錯誤地開除了黨籍。
換個普通人，受了這種天大的委屈，估計早就撂挑子不干，或者干脆回老家種地去了。
可趙尚志心里的算盤不是這么打的。
黨籍雖然沒了，但抗日的擔子還在肩上。
他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驚掉下巴的決定：隱姓埋名，跑到一支叫“孫朝陽隊”的義勇軍里，當了一名馬夫。
一個曾經指揮千軍萬馬的省委軍委書記，去給別人喂馬、掃馬糞。
這不僅僅是能屈能伸，更是在絕境中尋找翻盤的一線生機。
機會這就來了。
有那么一回，孫朝陽的部隊被日偽軍三面圍住，眼瞅著就要讓人家包了餃子。
就在這節骨眼上，那個平時不起眼的馬夫站了出來。
趙尚志給孫朝陽支了一招：“以攻為守，破城解圍?！?/p>
這八個字，那是典型的兵家智慧。
既然守不住，那就去打敵人不得不救的地方。
孫朝陽聽了這話，部隊不光跳出了包圍圈，還順勢把賓縣縣城給打下來了。
這一仗打完，趙尚志直接從馬夫升到了參謀長。
可義勇軍內部魚龍混雜，孫朝陽后來聽信了敵特挑撥，居然在那兒琢磨要干掉這個救命恩人。
又到了命懸一線的時候。
是火拼？
還是撒腿跑路？
趙尚志選擇了保存火種。
1933年10月，在珠河縣一個叫三股流的屯子，趙尚志帶著李啟東等7名黨員，連夜背著槍出走。
加上省委派來的巡視員張壽篯（也就是后來的李兆麟），滿打滿算才13個人。
這就是后來威震敵膽的“珠河反日游擊隊”全部的家底。
這13條好漢，面對的是漫山遍野的日偽軍，還有數不清占山為王的土匪。
怎么活下去？
趙尚志和李兆麟這筆賬算得很透徹：跟日本人拼火力，那是找死；跟土匪比人頭，也是死路一條。
唯一的活路，就是把老百姓給組織起來。
這話聽著像是老生常談，但在當時的哈東，這絕對是一套全新的“生存算法”。
當別的山頭還在靠搶劫維持生計時，珠河游擊隊開始搭建一套嚴絲合縫的社會系統。
這套系統的核心叫“反日會”。
在珠河縣，反日會的會員像滾雪球一樣迅速漲到了一萬人。
在反日會下面，又細分出了婦女會、兒童團、農民委員會。
這可不是光喊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功能分工：
婦女會管后勤，做飯、縫補、伺候傷員，讓部隊沒有后顧之憂；
兒童團變成了流動的雷達站，站崗放哨、查路條、送情報，讓敵人只要一動彈，就在游擊隊的眼皮子底下；
最厲害的是農民委員會。
它實際上把偽政權給架空了，成了當地真正的管家。
除奸細、剿土匪、籌集糧草，甚至連鄰里打架拌嘴都歸他們管。
老百姓憑什么聽游擊隊的？
這里頭還有一筆經濟賬。
游擊隊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嚴禁禍害百姓。
更關鍵的是，游擊根據地的稅收，比日偽統治區要低得多。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誰能讓百姓過上稍微安穩點的日子，誰就是真正的“朝廷”。
日偽政權的壓迫進不來，山林土匪不敢來，稅負又輕，根據地竟然出現了一種戰時罕見的繁榮景象。
這就是日本人哀嘆“宛然有共產王國之感”的真相。
這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是靠槍桿子逼出來的，而是靠這套高效的組織體系運轉出來的。
僅僅兩年，那支13人的小隊，就擴編為哈東支隊，兵力發展到470人，更要命的是，他們背后站著成千上萬有組織的民眾。
但這套體系能轉起來，離不開哈爾濱那個“大腦”——中共滿洲省委的支持。
而在省委那邊，又是另一番驚心動魄的算計。
1934年，省委秘書長馮仲云的日子那是相當難過。
4月，省委遭到了大破壞，楊波、劉明佛等人叛變投敵。
馮仲云成了特務們抓捕的頭號目標，不得不東躲西藏，先后跑去長春、安達、綏芬河巡視避風頭。
在那個特殊時期，很多老交通員、老底子都暴露了，誰出去誰就被抓。
機關眼看就要癱瘓，這可咋整？
馮仲云做了一個決定：把自己的親妹妹馮冰熒調過來。
其實早在1931年初，馮仲云就把妹妹馮冰熒帶到了北京念書，一直供她學費。
1932年夏天，馮冰熒收到嫂子薛雯的一封信。
信里有一句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話：“你哥哥特別喜歡聚寶盆，領回來工資往里裝，沒錢寄給你了！”
外人看了以為是馮仲云迷上了古董或者賭博。
但馮冰熒一看就懂：哥哥把錢都交給組織當黨費了。
那個年代搞革命，不光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還得自掏腰包。
馮冰熒二話沒說，揣著50塊銀元就回到了哈爾濱。
兄妹見面，馮仲云只說了一句：“你來得正合適?！?/p>
因為沒人認識這張生面孔，她成了省委最安全的交通員。
可隨著局勢越來越糟，更艱難的抉擇擺在了馮仲云面前。
1934年下半年，組織決定讓馮仲云離開哈爾濱，去珠河一帶的哈東游擊根據地，直接領導武裝斗爭。
這意味著他要和妻子薛雯分開。
當時，他們剛有一個不滿周歲的男娃娃。
帶著孩子打游擊那是天方夜譚，留在哈爾濱又等于送死。
薛雯做了一個母親最痛心的決定：把還在襁褓中的兒子送回老家。
而在偏臉子的一座小土房里，馮仲云和薛雯的那場告別，更是把理性的殘酷推到了極致。
馮仲云沒有說那些虛頭巴腦的安慰話，他冷靜地給妻子分析了未來的三種可能性：
“一是短期分離；二是長期分離，10年到15年后再見面；三是永別?！?/strong>
這筆賬，算得太清醒，也太扎心了。
當時的抗戰形勢一片迷霧，他預判這場戰爭可能會持續10年以上。
就在分別的那一天，他們得知了戰友羅登賢犧牲的消息。
為了紀念這位烈士，也為了將來萬一失散多年后還能有個相認的暗號，他們給剛出生的女兒起了一個特殊的名字：馮憶羅。
憶羅，憶羅登賢。
告別時刻，薛雯眼淚汪汪地望著丈夫離去。
馮仲云死死壓住心里的翻江倒海，一次頭也沒有回。
他心里清楚，只要回頭，這腿可能就邁不動了。
1934年10月，馮仲云化名“霞”，來到了趙尚志和李兆麟打下的這片哈東根據地。
他帶來的是省委的戰略指導，寫下了關于珠河游擊隊活動和黨務工作的巡視報告。
這份報告，至今還安安靜靜地躺在中央檔案館里。
回過頭看這段歷史，你會發現，所謂的“奇跡”，其實都是一個個艱難決策疊加出來的結果。
趙尚志決定忍辱負重當馬夫，才有了后來的反戈一擊；
李兆麟決定從只有13人的隊伍開始搞組織建設，才有了后來的“共產王國”；
馮仲云決定把妹妹拉進險地、把妻子兒女送走，才保住了省委的運轉和根據地的指揮。
在那個最黑暗的年代，他們每個人都在不停地算賬。
只不過，他們算的不是個人的得失，甚至不是生死的概率。
他們算的是：怎么做，才能讓這支隊伍在冰天雪地里活下去？
怎么做，才能讓那個看似遙不可及的勝利，哪怕稍微近那么一點點？
這就是為什么哪怕只有13個人，日本人也覺得那是心腹大患的原因。
因為這13個人背后，站著一種日本人永遠無法理解的信仰邏輯和組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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