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潘建偉

潘建偉是中國當代最具國際影響力的物理學家之一，也是全球量子信息科學領域公認的領軍人物。他以在量子通信、量子計算和量子精密測量等方面的開創性工作聞名于世，被廣泛譽為“中國量子之父”。他的科研生涯不僅推動了中國在量子科技領域的跨越式發展，更使中國在全球新一輪科技競爭中占據了戰略制高點。然而，要真正理解潘建偉的成就與局限，不能僅停留在媒體塑造的“科技英雄”形象上，而需深入其成長軌跡、學術選擇、技術突破、遭遇的質疑、團隊建設、國家戰略角色以及未來挑戰等多個層面，全面、客觀、細致地還原一個兼具科學家理性、戰略家眼光與民族使命感的真實人物。

潘建偉1970年3月出生于浙江東陽一個普通家庭。東陽素有“教育之鄉”之稱，重視讀書的傳統深深影響了他。少年時期的潘建偉性格內向但思維敏銳，對自然現象充滿好奇。他曾回憶，小時候看到夜空中的星星，會思考“光從那么遠的地方傳來，是不是還能保留最初的信息？”這種樸素的哲學式追問，后來竟成為他投身量子物理的內在動因。1987年，他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物理系。中科大是中國理論物理和前沿科技的重要搖籃，自由開放的學術氛圍為他提供了理想的成長土壤。大學期間，他不僅打下了堅實的量子力學基礎，還展現出獨立思考的能力。他并不滿足于課本上的哥本哈根詮釋，而是主動閱讀愛因斯坦、薛定諤等人關于量子糾纏和實在論的原始論文，對“量子非定域性”這一核心悖論產生濃厚興趣。這種早期對基礎問題的關注，決定了他日后科研方向的獨特性——不是追逐熱門應用，而是從最根本的物理原理出發，探索其技術可能性。

1996年，潘建偉赴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安東·蔡林格（Anton Zeilinger）——一位在量子糾纏實驗領域享有盛譽的物理學家，后來于2022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在蔡林格實驗室，潘建偉首次親手實現了多光子糾纏態的制備與操控，這是驗證貝爾不等式、實現量子隱形傳態等關鍵實驗的基礎。1997年，他作為第一作者在《自然》雜志發表論文，首次實現量子隱形傳態（quantum teleportation），即利用糾纏將一個光子的量子態“傳送”到另一個遙遠光子上，而無需物理載體傳輸。這項工作被《科學》雜志評為“年度十大科技進展”，標志著人類首次在實驗上驗證了量子信息傳輸的核心原理。這一成果不僅奠定了他在國際量子信息界的學術地位，也讓他深刻認識到：量子糾纏不僅是哲學思辨的對象，更是可被工程化利用的資源。

然而，潘建偉并未滿足于在西方頂尖實驗室中做一名優秀研究員。他始終懷有強烈的家國情懷。1997年博士尚未畢業時，他就向導師提出：“我想在中國建一個世界一流的量子實驗室。”蔡林格起初不解：“你在這里條件這么好，為什么要回去？”潘建偉回答：“我做科學不是為了留在國外，而是為了讓中國在這個領域不落后。”這種信念源于他對國家科技落后的切膚之痛。90年代的中國，在基礎科學尤其是前沿物理領域投入有限，高端實驗設備幾乎空白，人才大量外流。他意識到，若不主動布局，中國將在即將到來的“第二次量子革命”中徹底掉隊。

2001年，潘建偉回國，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組建量子物理與量子信息實驗室。起步極其艱難。初期經費不足百萬，設備簡陋，連穩定的單光子探測器都買不起。他白天上課、帶學生，晚上自己動手搭光路、調激光。為了節省成本，他常去二手市場淘舊光學元件，甚至用自行車鏈條改裝實驗臺防震裝置。更嚴峻的是人才短缺。當時國內幾乎沒有量子信息專業背景的研究生，他不得不從零開始培養。他親自編寫講義，開設《量子信息導論》，鼓勵學生“先理解物理圖像，再學數學工具”。這種手把手的教學方式，為日后“潘建偉團隊”的崛起奠定了人才基礎。

盡管條件艱苦，潘建偉的戰略眼光極為清晰。他沒有盲目跟進國際熱點，而是聚焦三個相互關聯的方向：量子通信（利用量子態實現無條件安全的通信）、量子計算（利用量子疊加與糾纏實現超快計算）、量子精密測量（利用量子效應提升測量精度）。其中，他將量子通信作為突破口，因其技術路徑相對清晰，且具有明確的國家安全和民用價值。

2003年，他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提交“量子通信與量子信息技術”重大項目建議書，首次系統提出構建天地一體化量子通信網絡的構想。這一設想在當時被視為“天方夜譚”——地面光纖傳輸損耗大，百公里已是極限；衛星鏈路則面臨大氣湍流、軌道精度、單光子探測等多重技術瓶頸。許多專家質疑其可行性，認為“太超前”。但潘建偉堅持論證，并聯合中科院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微小衛星創新研究院等單位組成跨學科團隊，逐步攻克關鍵技術。2008年，團隊在合肥建成首個城域量子通信試驗網，連接4個節點，距離17公里；2012年，擴展至“合肥量子通信試驗示范網”，覆蓋46個用戶，成為當時全球規模最大的同類網絡。這些地面實驗不僅驗證了技術可行性，也為后續國家項目爭取了支持。

真正的里程碑是“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2011年，在潘建偉團隊多年呼吁下，中科院啟動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A類）“量子科學實驗衛星”，潘建偉任首席科學家。這是全球首個空間量子實驗平臺，目標包括：星地量子密鑰分發、千公里級量子糾纏分發、地星量子隱形傳態。項目耗資數億元，風險極高——一旦失敗，不僅資金打水漂，更可能打擊整個領域信心。潘建偉承受巨大壓力，但他以極強的組織能力和技術判斷力統籌全局。他要求團隊“每個螺絲釘都要可追溯”，建立近乎苛刻的質量控制體系。2016年8月16日，“墨子號”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成功升空。此后一年，團隊連續取得三項世界級成果：2017年6月，實現千公里級星地雙向量子糾纏分發，驗證了愛因斯坦所謂“鬼魅般的超距作用”在如此尺度下依然成立；同年8月，完成從衛星到地面的量子密鑰分發，密鑰生成速率比地面光纖高20個數量級；9月，實現地星量子隱形傳態，將地面光子的量子態傳送到500公里高空的衛星上。這三項成果分別發表于《科學》雜志封面，被國際同行稱為“開啟了全球化量子通信的大門”。

“墨子號”的成功不僅是一項科學成就，更是一次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集中展示。它證明中國有能力主導高風險、高投入、長周期的前沿大科學工程。以此為基礎，2017年，世界首條千公里級量子保密通信干線“京滬干線”正式開通，連接北京、上海等城市，服務于金融、政務、電力等領域。2021年，中國建成全球首個集成“墨子號”與“京滬干線”的天地一體化廣域量子通信網絡，覆蓋4600公里，用戶超150家。這一網絡雖尚未大規模民用，但已具備實戰能力，成為中國信息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量子計算領域，潘建偉同樣采取“多路線并行”策略。他深知通用容錯量子計算機尚需數十年，因此聚焦近期可實現的“量子優越性”（quantum supremacy）——即量子處理器在特定任務上超越最強經典超級計算機。2017年，團隊研制出“光量子計算原型機”，處理玻色采樣問題比當時最快超算快2.4萬倍；2020年，“九章”光量子計算原型機問世，處理高斯玻色采樣問題比日本“富岳”超算快100萬億倍；2021年，“九章二號”將速度優勢提升至10的24次方倍；2023年，“九章三號”進一步優化，同時團隊推出超導量子計算原型機“祖沖之號”系列，在隨機線路采樣任務上也實現量子優越性。這些成果使中國成為全球唯一在光量子和超導兩條主流技術路線上均實現量子優越性的國家。

潘建偉的成功經驗可歸結為幾點：第一，基礎與應用并重。他始終從量子力學基本原理出發，但又緊盯技術落地的可能性，避免陷入純理論空轉。第二，戰略前瞻性。早在2000年代初就預見到量子通信的實用價值，并提前布局衛星方案，搶占先機。第三，卓越的組織協調能力。他能整合高校、中科院、航天、電子等多方力量，形成“大兵團作戰”模式，這是單一實驗室無法完成的。第四，人才培養機制。他培養的學生如陸朝陽、陳宇翱、彭承志等，如今都是各自領域的領軍者，形成強大的“中科大量子軍團”。第五，善于爭取國家支持。他能用通俗語言向決策層解釋量子科技的戰略意義，將科學愿景轉化為國家意志。

然而，潘建偉的科研之路并非一帆風順，也存在爭議與局限。首先，在技術路線選擇上曾有過猶豫。早期他專注于光學系統，對超導、離子阱等其他量子計算平臺關注較少。直到2010年代后期，面對谷歌、IBM在超導路線上的快速進展，他才迅速組建超導團隊，推出“祖沖之號”。這種“后發追趕”雖最終成功，但也反映出在多元化技術布局上的初期滯后。

其次，量子通信的實用化仍面臨挑戰。“京滬干線”和“墨子號”雖技術領先，但成本高昂、速率有限、應用場景狹窄。目前量子密鑰分發（QKD）主要服務于高安全需求的政府和金融客戶，難以進入大眾市場。相比之下，基于數學難題的經典加密（如RSA）配合后量子密碼（PQC）算法，可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足夠安全。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已于2022年選定首批PQC標準，而中國在該領域布局相對較晚。潘建偉團隊雖也在研究PQC，但公眾和政策層面對其重視不足，存在“押注單一技術”的風險。

第三，關于“量子優越性”的實際意義存在學術爭議。批評者指出，“九章”解決的玻色采樣問題是人為構造的，無直接實用價值；而谷歌的“懸鈴木”雖也解決特定問題，但其架構更接近通用量子計算機。潘建偉回應稱，光量子系統在特定任務上具有天然優勢，且可擴展性強，未來或可用于量子化學模擬、機器學習加速等。但截至目前，尚未有明確的殺手級應用出現。這種“為優越性而優越性”的質疑，是所有量子計算團隊共同面臨的困境。

此外，商業化進程相對緩慢。盡管潘建偉參與創辦了科大國盾量子技術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科創板上市），但公司主要依賴政府采購，營收規模有限，市值波動劇烈。相比之下，美國的IonQ、Rigetti等量子初創公司已與亞馬遜、微軟等云平臺合作，提供量子計算服務。中國量子企業在生態構建、軟件棧開發、開發者社區培育等方面仍有差距。

在個人風格上，潘建偉也被部分同行認為“過于強勢”。作為項目總負責人，他掌握資源分配和成果署名權，有時被指壓制年輕學者的獨立性。例如，有匿名科研人員反映，在大型項目中，一線實驗人員的貢獻常被簡化為“潘建偉團隊”，個體聲音被淹沒。當然，這種“明星科學家”模式在大科學工程中普遍存在，并非其獨有。

世人的評價總體高度正面。在國內，他被視為“新時代科學家精神”的代表。2017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18年獲“未來科學大獎”物質科學獎，2020年獲“全國創新爭先獎章”，2021年被授予“最美科技工作者”稱號。官方媒體稱他“讓中國量子科技領跑世界”，民間則稱其“用量子守護國家安全”。在國際上，他多次入選《自然》《科學美國人》等權威期刊的年度人物，2017年被《自然》評為“十大科學人物”之首，理由是“讓量子通信從實驗室走向現實”。諾貝爾獎得主戴維·溫蘭德評價他“兼具深刻的物理直覺和卓越的工程實現能力”。

但也有冷靜的聲音提醒：不應將中國量子成就完全歸功于潘建偉一人。量子科技是集體工程，離不開郭光燦、杜江峰等前輩的奠基，也依賴無數工程師、技術人員的默默付出。“墨子號”的成功，是中科院空間中心、上海技物所、長春光機所等數十家單位協作的結果。過度突出個人，可能掩蓋系統性創新的復雜性。

潘建偉本人對此有清醒認識。他多次強調：“我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趕上了國家重視科技的好時代。”他拒絕“量子之父”的稱號，稱“這是整個中國量子科技工作者的榮譽”。

截至2026年，潘建偉已56歲，仍活躍在科研一線。他當前的重點包括：一是推進“量子星座”計劃，發射多顆低軌量子衛星，構建全球覆蓋的量子通信網絡；二是研發“量子互聯網”原型，實現多用戶、可編程的量子網絡；三是探索量子計算在材料設計、藥物研發等領域的實際應用；四是加強量子精密測量在引力波探測、暗物質搜尋中的應用。

展望未來，潘建偉的遺產將不僅體現在技術成果上，更在于他為中國基礎科學研究樹立的新范式：以重大科學問題為導向，以國家需求為牽引，以國際合作為補充，以自主可控為目標。在中美科技競爭加劇的背景下，量子科技已成為戰略必爭之地。美國《國家量子倡議法案》、歐盟“量子旗艦計劃”均投入百億美元級資金。中國“十四五”規劃將量子信息列為前沿科技攻關方向，預計未來十年將持續加大投入。

潘建偉團隊的優勢在于系統集成能力和國家支持強度，劣勢在于核心器件（如高性能單光子探測器、超導量子比特芯片）仍部分依賴進口，基礎軟件生態薄弱。未來能否從“跟跑”“并跑”轉向“領跑”，取決于能否在原創算法、新型量子硬件、交叉應用等維度實現突破。

更深遠的影響在于，潘建偉的成功改變了中國社會對基礎科學的認知。過去，人們常問“量子有什么用？”如今，越來越多的人理解：今天的“無用之用”，可能是明天的“國之重器”。他讓公眾看到，科學家不僅可以發論文，更能造衛星、建網絡、護安全。

當然，他也面臨新的挑戰。隨著年齡增長，如何培養接班人、平穩交接團隊領導權？在科研日益政治化的國際環境中，如何保持開放合作而不被“脫鉤”？在資本涌入量子賽道的熱潮中，如何避免浮躁、堅守科學初心？這些問題，將考驗他作為科學領袖的智慧。

總結而言，潘建偉是一位罕見的“戰略型科學家”——既有探索自然奧秘的純粹熱情，又有服務國家需求的務實擔當；既能做出諾獎級的基礎發現，又能推動國家級工程落地。他的成功，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科技體制逐步完善、國家實力持續增強的縮影；他的局限，也折射出中國在原始創新、生態構建方面的短板。他不是完人，但正是這種真實，使其成就更具啟示意義。

今天，當我們使用手機支付、登錄政務系統時，或許并未意識到背后可能有量子密鑰在守護安全；當未來某天量子計算機破解新藥分子結構時，其源頭或許可追溯至潘建偉實驗室的一束糾纏光子。他的工作，正在悄然重塑人類信息社會的底層邏輯。

正如他常說的：“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讓中國在量子時代不再缺席。”這一使命，仍在繼續。而他的故事，遠未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