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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7 年的冬天,六十歲的蘇軾,被貶到海南。
他在《和陶集》序里寫下——
“半生出仕,以犯世患。”
像在自嘲:這一輩子,跌跌撞撞、忙忙碌碌,好像總做錯了什么。
可即便如此,他依然沒有被生活打倒。
在荒蕪之地,他整理家園、結交朋友,整理文教、鼓勵講學;寫文章、寫詩,安頓自己的心,也安頓他人的心。
既承認人生的悲苦,也愿意一次次走出來。
“愈挫折愈忠厚,愈滄桑愈曠達。”鉆研古典文學30年的董梅教授如此感慨。
于是,多年后,蘇軾漸漸成了很多中國人心里的一種理想——
面對風浪,不苦澀;看清現實,還能熱愛。
這些堅韌又鮮活的東西,都一字一句寫在他的詩詞里。
古典文學綿延千年,中國人心中的理想人格,在蘇軾之外,也有著無數種存在:
有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堪稱中國式人格的最高理想;
有司馬遷,把整個生命投入到一部歷史著述中,為中國人提供歷史觀;
有曹雪芹,在人情冷暖與世態炎涼中寫盡悲憫與清醒,為人生留下最深刻的情感與人生自省……
“這些大生命,都曾為我們貢獻過作為中國人的生命原型。如果以他們為生命樣本和研究個案,就有可能從他們的人格共性中提取出中國文化的基因,甚至建立起屬于中國人的一部人格基因圖譜。”董梅教授說。
這也是為什么,一代代的中國人,從小就學習古詩詞,成年后在某個瞬間,腦中浮現當年苦苦背誦、理解不得的句子,通透又釋然。
對我們來說,古典文學不只是“過去”,它在回答一個更大的問題:我們到底想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
從先秦諸子,到唐宋詩人,再到明清小說,一代又一代人,把困惑、選擇、愛與擔當寫進文字里。
當我們重新閱讀這些文本,重新回看這些生命,其實是在照鏡子。
看見歷史,也慢慢看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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