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1月4日拂曉,平壤西北的大同江畔霧氣未散,一批身著灰藍色軍服的工兵悄然沿山谷布設炸藥。蘇聯顧問阿列克謝在當天的備忘錄里寫道:“三聲巨響震裂群山,似乎連空氣都在哀號。”古老的箕子陵,在火光中化為瓦礫。
這座陵寢并非尋常土丘。自高麗肅宗于公元1102年首建祭壇起,歷經三十余代王朝修繕,殿宇、石刻與古柏層層環繞,規模幾乎可以與王陵比肩。千年之間,它早已是半島儒家禮制與華夏淵源的實物注腳。就在爆破前夕,仍有老者拄杖而來,焚香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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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同一片香火繚繞的松林里,金日成拍案而起。“革命不能被一堆腐朽石頭絆住腳步!”這句斬釘截鐵的話,出自1959年春季的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坐在角落里的鄭某教授顫聲提醒:“這是民族根脈,拆不得!”話音剛落,會場一片沉默,爭辯到此戛然而止。
要理解這份決絕,得把目光拉回更遠的年代。西周初年,《尚書》載武王封箕子于朝鮮;自此,“箕子東來、播散文明”的敘事長久主宰朝鮮的國家想象。高麗、朝鮮兩朝借它立纛定鼎,奉為“禮教之祖”,把對中原的文化膜拜刻進禮儀、科舉乃至國書的字里行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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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帝國體系的依附感,也在近世遭到挑戰。1897年,高宗自稱皇帝,祭天文里首次強調“桓因苗裔”,借檀君神話抬高本土始祖地位。1910年,日本殖民當局又主導“朝鮮史”編修,故意將箕子貶作“傳說”,夸張檀君年代。民族主義與殖民意識形態交織,老敘事出現裂縫,新的歷史想象伺機而起。
光復后,平壤急需從廢墟中塑造統一的精神符號。1955年,朝鮮歷史學者大會召開,金日成提出“主體史觀”,矛頭直指“事大主義”。表面是清算封建殘余,實則在為徹底切斷對華依賴打基礎。箕子陵,被貼上“外來文化桎梏”的標簽,自然成了首當其沖的目標。
媒體緊接著發動“去箕運動”。《勞動新聞》三年刊文二十多篇,指責箕子祭“麻醉人民”。與此同時,平壤市政發布城區改造方案,聲稱要將陵區辟為少年宮、體育館,用“新青年的歡呼取代舊時代的嘆息”。聽上去合情合理,骨子里卻是政治斗爭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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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令公布那天,開城與平壤的學者匆匆聯名請愿,人數過百。一些學生手舉橫幅守在陵門口,高呼“留住歷史”。可在兵臨城下的威壓面前,學術與情感都顯得單薄。1959年深秋,數噸炸藥被引爆,十二間祠宇、四十余尊石獸、以及最古老的千年古柏,瞬間化作飛灰。
令人唏噓的是,爆破塵埃尚未落定,另一場浩大的建筑工程就已開工。1960年,距離舊址數十里外的江東郡,一座高達五十三米的“檀君陵”拔地而起,陵頂黃銅星徽在陽光下閃爍。官方公開宣稱:真正的民族始祖,當是五千年前的檀君,而絕非受封于周的箕子。那年新版鈔票問世,500元面額上的箕子頭像被悄然替換成神秘的檀君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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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教材也隨之連夜改寫。過去篇幅逾百頁的“箕子朝鮮”濃縮到十余頁,而“原始古朝鮮”的獨立起源則被拉長到整整三十頁。更有學者聲稱,商周青銅技術“或源自古朝鮮西傳”,邏輯已然倒置,卻契合“自立自強”敘事。
從高麗的極尊祭祀,到金日成的炸毀指令,箕子墓命運的巨變,實則映照著半島兩千余年身份構建的裂變。古碑可以推倒,石獸可以碾碎,但被炸塌的,不只是建筑,也是一個王朝以來的文化投影。歷史最終留下的,不只是廢墟,更是一段關于權力、記憶與民族敘事如何彼此塑形的辛辣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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