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當官究竟有多累？上班上早朝不算累，下班才是真的要了老命

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六，紫禁城外寒氣逼人。卯時未到，刑部侍郎顧春霖已裹緊貂裘，借著稀疏燈火摸索進午門。這條舊京磚道被雪漿磨得發亮，一腳踩空就可能落進護城河，他卻只能硬著頭皮加快腳步——因為遲到的成本不是扣俸那么簡單，弄不好連頂戴花翎都保不住。

清代官員清晨的奔波，從來不像電視劇里那般儀式感十足的“端站一刻鐘”那么輕松。真正折騰人的，是前一天徹夜趕寫折子的疲憊。奏折要寫得言之有物，又不能傷了龍顏；詞句推敲得不夠精細，第二天就可能被皇帝當眾呵斥。顧春霖的案頭常年點著兩盞油燈，一盞照字，一盞烘筆，雞鳴時分方才收筆。

天未亮便得上路，這又是另一番折磨。自家轎夫無權進內城，官員多半要在西華門外扎堆，蹭一位頭等侍衛的火把同行。黑燈瞎火里，不慎踏空的前車之鑒不止一次：傳說禮部郎中章某便因趕路跌落金水河，從此白綾封喉。于是官場口口相傳一句順口溜——“寧肯殿前跪，不敢橋上行”。

更嚴峻的是考勤。清廷《欽定例》寫得清楚：該到點沒到，輕則停俸一年，重則褫職問斬。比前朝明律二十革脊的處罰有過之而無不及。大臣們因此形成了生物鐘：子時前睡？想得美，丑時就得上路。

趕到太和殿后，新的難關是“憋”。早膳不敢吃飽，熱粥茶水更是能免則免。倘若御門外候班時突生三急，連請示都是大罪。高宗乾隆曾怒叱一名禮部侍郎：“堂堂封疆，不辨寒暑，安敢棄朕而去？”背后卻是那位侍郎險些身死便溺之窘。

語言也折磨人。入關前滿語是朝會第一語，康熙八歲就被安排漢、滿雙師。可許多漢臣“狗刁舌硬”，硬背“滿文八旗則例”也常聽得一頭霧水。結果是奏本要寫雙份，奏對時更得小心翼翼，生怕串音鬧笑話。

熬到落班，宮門一開，只是折返的號角。衙署里伏案批章，簽押回條，怠慢不得。夕陽一落山，真正的苦差開始——應酬。戶部郎中趙鳴皋就感慨：“日計國課未足，夜里杯盞盈前，眼前燈火似催命符。”上司過生日、同僚滿月酒、同年甲第新任，層出不窮。推辭一次容易，推三次就被扣上“離群傲上”大帽子。

《惲毓鼎澄齋日記》里記下了京師晚唐坊胡同某年春宴：十三道熱葷、五壇紹酒，座上十七客，竟無一人空杯而起。宴后尚須陪唱一折《空城計》，角兒唱罷已是三更，眾官卻還爭著把盞，誰都不敢先走。惲書“心神俱疲”，卻依舊次日卯時候班。可見“朝九晚九”在兩百年前已有模板，只是沒有雙休慰藉。

不光體力透支，銀錢也跟著受罪。清代一品年俸不過一百八十兩，七品縣令更是區區四十多兩。可順天府內一家像樣的酒樓，每桌動輒十幾兩；皇慶節、冬至、上諭壽辰，還有無數暗示明敲的“潤筆”“茶敬”，沒有外快根本撐不住門面。于是鹽運、漕務、河工成了眼窩子底下的“生財之道”，上行下效，貪腐如燎原。北洋練艦“洋炮而空心”的悲劇，并非只因技術落后，彈藥款早被層層剝減，“虛倉”成了公開秘密。

官場生態也逼迫人不斷結盟。一次花廳小聚，兵部郎中對翰林院編修低聲道：“今上喜新策，汝若得旨修編，記得通個信兒。”這句輕描淡寫的“提攜”，背后是人情債的開端——來日若升堂上官，回禮只會翻倍。

或有人問，難道人人如此疲憊？歷史上也有遺世獨立者。李光地初入京，力避酒局，康熙卻善意提醒：“靜，則病之始；動，乃官之常。”言外之意，京中是旋渦，不想卷入也得隨潮。結果李光地終究被牽扯進黨爭，險些政途盡毀。想做清流，先得學會在泥沼中立足，這是當時的殘酷邏輯。

官員們疲于應付的，還有各種非正式拜訪。凡遇本地豪紳娶媳、商賈完糧、書院開學，若缺席一次，轉天就會有流言：“大人看不上咱們。”為堵悠悠之口，只好趕場似地穿梭于城東莊園到西市茶樓，馬蹄聲碎，人情債累。

深夜歸衙，再翻奏本，燈油見底，嗓子發啞。這才是清代高官的真實工作照：臺上威風八面，臺下疲憊不堪。古語說，“做官難，守官更難”，在大清，這四字常被改口——活命難。后來一位同治朝的御史病逝，友人寫悼詞：“勞瘁積陰，身萎而名尚挺。”言辭簡短，卻把“累”字寫到了骨子里。

于是有人慨嘆：誰見金鑾殿前的鶴氅烏紗，不知那背后數十年雞鳴鷺起、燈下孤影。對清代的官員而言，真正折磨人的從來不是日出時分那一刻的長揖，而是夕陽垂落后的無盡周旋與不可推辭的沉重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