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農民把官吏綁到京城獲得獎賞，史上第一起“民制官”案的由來

陳壽六是江蘇常熟縣一名普通佃農，全家依靠租種地主土地為生。洪武十八年（1385年），常熟縣遭遇災荒，農田龜裂如蛛網。收成本已微薄，一家數口租種的薄田僅得三成糧，填飽肚子已經很難，但常熟縣衙的一名胥吏顧英卻更加借機橫征暴斂。

給大家解釋下，胥吏是明代的基層辦事人員，沒有編制的小吏或差役，他不屬于官，但卻對普通百姓有很大威懾力，類似于現在有執法權的輔警。胥，指基層辦事人員，從平民中選拔管理戶籍、賦稅等事務。吏，原指替天子管理政務的官員，漢代后逐漸專 指無官位的官府雇員。胥吏雖無正式官職，但實際權力較大，常被形容為“官如大魚吏小魚，官如虎，吏如貓”。明代全國官員僅約3萬人，而胥吏數量達200萬以上，系構成行政體系的實際操作者。

所以陳壽六怕顧英怕得要死。

正值秋收時節，顧英沖進陳壽六家，要求以“補繳歷年欠稅”為名，率差役將陳家糧倉搜刮一空，連墻角藏著的種糧也被翻出。陳壽六跪地哀求：“大人，這是明春的種糧啊！”顧英一腳踹開他，冷笑道：“餓死事小，皇糧事大！”。

顧英甚至縱容爪牙“拆屋毀灶”，導致陳壽六家中“倉廩皆空，炊煙斷絕”。顧英將無力繳糧的陳壽六逼上絕路。

但是造反是不可能的，明初剛剛安定，誰也不想要戰爭。逼得是狠了點，但畢竟還有三成糧，樸實的農民都懂得，沒到吃土的地步，就會“萬事留一線，將來好相見”。但是，這個顧英做得事情也確實太混賬了。

剛搜刮了糧食不久，又鬧出一事。陳壽的兒子大了，相中了鄰村一樸實姑娘。為籌辦兒子婚事，陳壽六曾向顧英求情暫緩賦稅，顧英假意應允。婚宴當日，陳壽六未邀顧英赴宴，后者聞訊暴怒：“賤民竟敢藐視本官！”派差役當眾砸毀酒席，搶走四袋谷子。紅綢被撕碎，酒壇摔得滿地狼藉，陳壽六的獨子攥著新娘的手顫抖道：“爹，這婚還結嗎？”陳妻哭訴：“這是借來的糧啊！”差役獰笑：“縣令說了，你們吃糠咽菜也得納糧！”

這一幕成了壓垮陳壽六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時的南京城里，洪武皇帝朱元璋志得意滿。經過他十幾年的努力，他親自主持編寫了大明刑典《大誥》。由《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武臣》四部分組成，統稱《御制大誥》。其內容主要包括洪武年間審判貪腐、官吏瀆職等重大案件的典型案例，以及朱元璋對臣民的訓誡和特別法令，反映了“治亂世用重典”的治國思想。

之所以要做這本法律典籍，就因為明初官吏貪腐、豪強兼并、逃避賦稅等問題嚴重，朱元璋希望通過嚴刑峻法震懾官員。同時，試圖通過《大誥》統一民眾行為規范，例如推行“知丁法”限制百姓職業選擇，并強制鄰里互相監視，以杜絕“逸民”流動和反抗。對于如何推廣這本書，朱元璋也是想盡了辦法。他強硬規定帝國每個角落，每戶必須收藏《大誥》，犯罪者若持有此書則可減刑一等，反之則加刑。同時，此書被列為官學必修課，科舉考試題目多出自《大誥》，私塾教師需教導學生背誦，地方官員考核亦包含《大誥》內容。

可以說，《大誥》是朱元璋以重典治國的核心工具，是國家級《憲法》大綱。每人都必須掌握。

就在陳壽六被顧英欺負得死去活來之時，《大誥》頒行到常熟，陳壽六家理所當然地收藏了這本“藍皮書”。陳壽六雖然是文盲，但是村里有識字先生，他就請人讀給他聽。忍無可忍的陳壽六研讀完《大誥》后發現，朱元璋居然賦予了百姓“綁縛害民胥吏赴京”的特權！

“今后布政司府州縣在役之吏、在閑之吏，城市鄉村老奸巨猾頑民，專一起滅詞訟，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間者，許城市鄉村賢良方正豪杰之士有能為民除患者，會議城市鄉村，將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閑之吏，綁縛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大誥·鄉民除患”

面對顧英“害民甚眾”的暴行，這個目不識丁的農民做出了驚人之舉——他將《大誥》中的法律條文謄抄成字條隨身攜帶，秘密聯絡同樣受害的弟弟和外甥，策劃了一場震動大明的反抗行動。

十月初三夜，縣衙后堂酒氣熏天。陳壽六帶著弟弟陳壽七、外甥張二牛，趁著更夫打盹翻墻潛入。顧英因白日收受鹽商賄賂，正醉臥榻上打鼾。陳壽七用麻繩套住其脖頸時，顧英驚醒大罵：“反了！來人！”張二牛將《大誥》重重拍在案上：“圣上在此，誰敢造次？”聞訊趕來的衙役王五舉著火把，見藍皮冊子封面上“御制大誥”四字金光熠熠，竟如見鬼魅般后退三步——三日前，鄰縣衙役因阻攔持《大誥》的百姓被梟首示眾。

顧英掙扎嘶吼：“卑賤草民安敢綁官！”陳壽六高舉《大誥》喝道：“爾等胥吏虐民，按圣諭當送京梟首！”老衙役李三悄悄塞來一包干糧：“顧英克扣我等俸米半年，兄弟小心行事。”三人頭頂《大誥》如執尚方寶劍，押著顧英連夜出城。更鼓聲中，張二牛敲響銅鑼，嘶啞的喊聲劃破夜空：“奉圣諭擒拿害民之吏！”

就這樣，一路頭頂《大誥》，押著顧英，陳壽六一行人到了鎮江。鎮江渡口，巡檢何添觀橫刀攔路：“無路引者不得過！”陳壽六朗聲背誦《大誥續編》：“凡持誥赴京者，關津毋得阻！”何添觀冷汗涔涔，臉色煞白，只得跪地送行。沿途驛站官吏見《大誥》即色變稽首。就這樣，一路抵達了南京，獲得了朱元璋親自召見。

奉天殿內，朱元璋撫摸著陳壽六長滿老繭的手，問：“你一介農夫，怎能把《大誥》條文背得一字不差？”陳壽六叩首道：“草民請村塾先生抄了條文貼在灶頭，每日添柴時默念三遍。”朱元璋動容，當庭宣判：顧英剝皮實草，家產充公；賞陳壽六銀鈔三十錠（合90兩白銀）、賜三人各兩襲綢衣，并親書“義民”匾額。

為震懾官僚體系，朱元璋下《護民詔》：“敢誣害陳壽六者，誅九族；若其有過，惟朕可審！”三日后，南京聚寶門外，顧英的人皮填草懸掛城樓，隨風搖晃。陳壽六返鄉時，錦衣衛暗隨三月，常熟縣衙張貼告示：“傷壽六發膚者，凌遲！”

陳壽六的事跡載入《大誥三編》傳諭全國后，通往南京的驛道每日可見百姓押解胥吏。洪武二十五年，僅應天府每日接收綁送污吏達三十余起，朱元璋特設“陳壽六條款”：押解隊伍可征官船驛馬，沿途州縣須派兵護衛。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因押解濫權頻發，朝廷被迫要求“民告官須先經里甲畫押”。但是這種玩法，朱元璋也是有底線的，只打擊胥吏集團，限定“只綁胥吏不綁官員”。如果把官員也綁了，那就是純粹的造反了。

老朱自己就是紅巾軍出來的，還不想看到另外一個人模仿他。

但是這場由農民點燃的反腐風暴，最終隨《大誥》在永樂朝廢止而式微。畢竟，靠著搶侄兒的皇位登基的朱棣，更需要在文人、地主鄉紳那里獲得更大的承認，才能取得繼位的合法性。所以，讓老百姓押著官吏來南京城里告狀？鬧著玩呢！后來搬到北京，這告狀就更不好使了。

《大誥》這本書早在明朝中葉就變成了絕本珍藏，沒得半點實際作用，成了考古攤上的文物了，時間不過七八十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