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如何理解龔自珍的西北論

“清代中期以降的西北論不是傳統經世論的簡單延續，它的出現與新的歷史變動、特別是沿海的壓力有著密切的關系。……在他的描繪中，遙遠的‘海’始終是西北圖景中的重要部分，海岸線在遼闊的亞洲腹地的襯托下清晰呈現出來了。中國歷史敘事的基本脈絡歷來以黃河、長江和運河流域為中心，西北始終是含混而遙遠的邊疆；海洋貿易和交往在中國歷史終是悠久的因素，但從未居于支配地位，清代尤其如此。現在，這個邊疆區域及其歷史地理的面貌呈現在由大陸和海洋的內在聯系構成的歷史的地平線上。西北輪廓的清晰化是海洋時代的軍事和經濟擴張的產物。……龔自珍的西北論既是對清朝社會危機的反應，也是對所謂‘海洋時代’——以軍事、工業和政治制度的擴張為實質內容的時代——的反應。如果說海洋時代以民族—國家體系的擴張為標志，試圖通過賦予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地區以民族—國家的性質來瓦解原有的朝貢關系和多元性的禮儀制度，那么，清帝國出于內部動員和免于分裂的局面，就不得不相應地改變內部的政治結構，通過加強內部的統一性，把自身從一種‘無外’的多元性帝國轉化為內外分明的‘民族國家’。民族—國家時代的統一與分裂的張力不同于帝國時代的分合趨勢，前者涉及一種世界性的規則性變化，其核心的概念是形式平等的、以國際性承認為前提的單一主權。如果從帝國架構轉向單一主權國家的架構是現代中國形成的歷史前提，那么，帝國建設過程中逐漸發展和深化的皇權中心主義與民族—國家建設的中央集權傾向就是一個相互重疊的過程。”[1]

“在歐洲殖民主義擴張與帝國的權力集中化之間存在著一種互動的關系：貿易和戰爭不僅通過軍事、工業和市場的活動直接地改造原有的大陸關系，而且也通過這一歷史形式迫使王朝進行制度改革，將原有的多元性帝國的制度格局改造為或自我改造為‘民族—國家’。如果說殖民主義用一套完整的知識（配合著武力的征服和商業的滲透）對這個大陸進行重新規劃，那么，龔自珍和他的追隨者則在今文經學、經世之學和王朝一統的視野中重建對西北的理解。……龔自珍的建議與歐洲殖民主義的到來恰好發生在同一時刻，它們共同發現并促成西北意義的根本性的變化，但視野和立場則尖銳對立：歐洲人將傳統帝國的含混的邊疆區域視為主權明確的邊界，把由貿易、遷徙、戰爭和統治而形成的大陸看成是相互孤立的民族—國家，以民族—國家的族群、主權和邊界觀念重新界定內與外，從而為新的夷夏之辨提供前提；龔自珍的西北論恰好相反，他的設置行省的建議試圖將西北與內地在制度上統一起來，從而為清朝帝國蛻變為‘民族—國家’（事實上從來不是以民族為單位的國家）或絕對國家提供前提。這兩個截然相反的方向均以建立內部同質化的國家結構為取向，區別只是在于前者把民族作為建構這種同質性的國家的前提，而后者則以多元性帝國作為新型國家的前提。這一視野從兩個不同的方向構成了對今文經學和帝國秩序的內外觀的挑戰。在這個意義上，即使龔自珍的西北論是對內地社會危機的直接回應，這一結論也不應否認問題的另一方面：西方—海洋—資本主義權力—東南沿海的危機是推動西北論產生的最為深遠的動力和促使帝國內部實行更為同質化的制度的根本動因。在這一基本動力之下，今文經學的‘大一統’觀念遭遇了極為嚴峻的挑戰，它所內含的對于民族平等的吁求、對于多元性的政治制度的構想、對于夷夏之辨的批判勢必向一種新的歷史關系轉化。對于今文經學者而言，積極面對這一形勢并構想新的方案，正是‘行權’義旨的最好表達。西北置行省的構想暗示了現代發展過程的基本邏輯，即如果中國要在世界經濟和貿易的網絡中扮演一個獨立的角色，它就絕不能是相互分離的或過分松散的經濟單位，而要維持這一經濟單位的整體性，同時就有必要進行行政制度的改革，在皇權之下實行準民族國家的組織架構。戊戌維新運動和康、梁的政治實踐可以說是這一思路的自然的延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