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見風聲：谷壽夫在南京小營的冬天

南京城東的小營，如今是片熱鬧地方，車水馬龍的。可擱在一九四六年的秋天，這兒靜得能聽見落葉砸地的聲兒。國防部戰犯拘留所就設在這兒，原是日本駐屯軍的兵營，灰磚墻，鐵皮頂，窗戶上釘著橫七豎八的木條子。十月三號谷壽夫從上海押往了這里。

抵達南京是清晨，天空是那種經歷過戰火的城市特有的灰藍色。小營拘留所的輪廓在晨霧中逐漸清晰——灰墻，鐵絲網，瞭望塔。車子開進院子時，驚起了槐樹上的幾只麻雀，撲棱棱地飛向灰蒙蒙的天空。

押解的車隊開進院子，鐵門在身后哐當合攏的聲音，聽著比提籃橋那聲更沉、更悶。谷壽夫下車時抬頭看了看天——這是后來看守回憶的細節——他看了很久，久到押解的憲兵都有些不耐煩，推了他一把。

登記處設在原先是值班室的小屋里，一盞二十五瓦的燈泡懸在頭頂。問姓名、年齡、籍貫，都是老套程序。問到軍階時，谷壽夫挺了挺胸：“陸軍中將。”話出口才覺出不對勁兒，聲音在空蕩蕩的屋子里打了個轉，落在自己耳朵里竟有些滑稽。辦事員頭也沒抬，鋼筆在紙上沙沙地響，寫完把冊子一轉：“按手印。”

紅印泥是剛從鐵盒里挖出來的，鮮紅的一坨，在昏黃的燈光下像凝固的血。谷壽夫食指按下去時猶豫了那么一剎那，辦事員抬眼看他，眼神平靜得像井水。這一按，就在南京城按下了最后的句點。

牢房在二樓盡頭，朝北。五步長三步寬的水泥屋子，墻角滲著水漬，畫出一幅誰也看不懂的地圖。鐵床是固定的，薄薄一層軍毯，粗布的被套洗得發白。屋里唯一的家具是張小木桌，桌腿被蟲蛀得坑坑洼洼，桌面倒磨得光滑，不知被多少人的胳膊肘子蹭過。最特別的是窗戶——不是監獄常見的鐵欄桿，而是用整塊木板釘死的，只在上頭留了巴掌大的通風口，糊著泛黃的棉紙。

每天清晨五點，哨子準時從走廊盡頭響起，尖利得像刀片劃開牛皮紙。起床、整理內務、等候點名。六點半送早飯，一個鋁制飯盒，里頭裝著稀飯、咸菜，偶爾有半個饅頭。送飯的是個老伙夫，腿腳不太利索，飯盒擱在門口的水泥臺上時，總發出沉悶的“咚”一聲。他不看犯人，也不說話，仿佛只是往牲口槽里添料。

谷壽夫起初還保持著軍人作派，被子疊成豆腐塊，腰帶擺得筆直。但日子一天天過去，那種整齊漸漸就松垮了。他開始長時間坐在床邊，盯著墻上的水漬看，有時一看就是半個上午。看守透過門上的小窗觀察他，向上面報告說：“該犯常作沉思狀。”

其實哪是沉思。他是在聽。小營拘留所離太平門不遠，城外就是當年第六師團攻城的路線。有時夜深人靜，風聲里好像還夾著些別的——不是槍炮聲，是更細微的，像很多人的腳步聲，像壓抑的嗚咽。他說給看守聽，看守面無表情：“風刮過水塘的聲音。”但南京城那年冬天干旱，哪來的水塘？

十一月底，南京城下了第一場霜。通風口那層棉紙破了，冷風灌進來，在屋里打著旋。谷壽夫申請加床被子，批了，但遲遲沒發下來。他半夜凍醒，看見月光從破口擠進來，在水泥地上投出一小方慘白。就在那個位置，他忽然想起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清晨，中華門城墻上的霜也是這樣白，白得刺眼。他的馬靴踩上去，發出細碎的破裂聲。

他開始寫東西。紙筆是特別申請的，每次只給三張信箋，用完了要用舊換新。他寫申辯材料，寫回憶，有時也寫些不相干的——家鄉熊本的櫻花，女兒出嫁時的和服花色。筆尖在紙上沙沙地響，像春蠶啃桑葉。寫著寫著會突然停下，側耳傾聽。院子里確實常有聲響，但不是他等的——是其他戰犯放風時的腳步聲，是看守換崗時的口令聲，是遠處偶爾傳來的車馬聲。

十二月中旬，提審的次數多了起來。不是正式庭審，是檢察官、法官輪流來問話。有時在審訊室，有時就在牢房里。檢察官陳光虞第一次來時，谷壽夫正在疊被子。陳光虞沒打斷他，站著看他把被角抻平、折出棱線。等終于弄妥了，谷壽夫轉過身，看見檢察官手里拿著厚厚一沓紙。

“這些是中華門一帶受害者的證詞，”陳光虞說，“你要不要看看？”

谷壽夫搖頭：“我的部隊紀律嚴明。”

陳光虞沒堅持，把證詞放在小木桌上。紙頁攤開，最上面一張寫著：“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長干橋，我父被刺刀捅穿腹部……”字是毛筆寫的，工工整整，墨色已經有些褪了。

那沓紙在桌上放了三天。谷壽夫沒碰，但每次經過桌邊，眼神都會在上面停留片刻。第三天晚上，他終于拿起最上面那張，就著昏暗的燈光看。看了很久，然后折好，放回原處。第二天看守來送飯，發現那沓證詞被挪到了床底下，上面落了些灰塵。

圣誕節前后，拘留所里的氣氛有些微妙的變化。聽說要公審了，要開放旁聽了。谷壽夫明顯焦慮起來，在狹小的牢房里踱步，從門口到窗戶五步，轉身，再五步。有時會突然停在通風口下，仰頭看著那一小方天空。有次下雨，雨絲斜著飄進來，打濕了他的額頭。他就那樣站著，直到衣服濕了一片。

元旦那天，伙食意外地加了菜——紅燒肉，油汪汪的幾塊。谷壽夫沒動筷子，把肉撥到一邊，只吃了下面的白菜。下午放風時間延長了半小時，陽光很好，院子里那棵老槐樹的影子拉得長長的。他繞著院子走圈，步子很慢，背著手，低著頭，像是在數地上的磚塊。其他戰犯都離他遠遠的，不是憎恨，是某種說不清的隔閡——他是這里軍階最高的，也是罪名最特殊的。

一月中旬，開始有律師來見他。辯護律師梅祖芳是個嚴肅的中年人，金絲眼鏡，呢子大衣。第一次會面在專門的會見室，中間隔著鐵柵欄。梅律師帶來的消息不太好：東京那邊已經定了調子，南京大屠殺是鐵案；現在能爭的，只是個人責任的大小。谷壽夫聽著，手指在膝蓋上輕輕敲打，敲出一段沒有旋律的節奏。臨走時，梅律師忽然問：“你真的不知道嗎？那些事？”

谷壽夫抬起眼睛：“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

梅律師點點頭，沒再說什么。但走出拘留所時，他站在大門口回頭望了一眼。二樓的窗戶依舊釘著木板，那個通風口像一只沉默的眼睛。

開庭前最后幾天，谷壽夫忽然安靜下來。不再踱步，不再寫東西，大部分時間就坐在床邊，雙手放在膝蓋上，像個等待上課的小學生。飯量減了，早晨的稀飯常常剩大半碗。有天夜里，看守聽見他在說話，不是日語，是斷斷續續的中文詞：“中華門……雨花臺……揚子江……”發音生硬，像含著石子。

二月五號，公審前一天。晚飯后，所長親自來了一趟，交代明天押解的注意事項。谷壽夫安靜地聽，偶爾點頭。所長臨走時，他忽然問：“明天會路過中華門嗎？”

所長愣了一下：“不清楚路線。”

“哦。”谷壽夫垂下眼睛。等所長走到門口，他又說：“要是路過，告訴我一聲。”

那天夜里南京城起了霧。霧從紫金山那邊漫過來，先是薄薄的一層，后來濃得化不開，把拘留所的小樓整個裹了進去。谷壽夫站在通風口下，看不見月亮，看不見星星，只有一片混沌的白。他想起熊本老家的霧，那是海霧，帶著咸腥味；南京的霧不一樣，沉甸甸的，像裹著太多說不清的東西。

凌晨四點，他就醒了。坐在黑暗里，聽著遠處隱約傳來的雞鳴。一層層，一聲聲，從城南傳到城北。

天亮后，押解的車隊來了。憲兵打開牢門時，谷壽夫已經穿戴整齊。軍便服，黑絨棉鞋，頭發梳得一絲不茍。

院子里停著囚車，發動機突突地響著，排氣管噴出白汽。上車前，他忽然仰頭，深深吸了一口氣。冬天的空氣冷冽刺肺，帶著南京城特有的味道——煤煙味、塵土味，還有一絲若有若無的、說不清道不明的氣息。

車子發動時，霧還沒散盡。小營拘留所的鐵門緩緩后退，退進白茫茫的霧氣里，最后消失不見。谷壽夫端正地坐在囚車里，雙手放在膝蓋上，眼睛望著前方。前方是霧，是路，是等待他的審判臺，是三十萬亡魂沉默的注視。

車輪碾過南京城的街道，發出均勻的沙沙聲。這座他曾經用鐵蹄踏過的城池，如今正用最緩慢、最沉重的方式，一筆一劃地跟他算賬。而這一切，都是從那個霜晨開始，從那個釘著木板的牢房開始，從小營開始——開始得悄無聲息，結束得驚天動地。歷史有時候就是這樣，它把最劇烈的爆發，藏在最尋常的日子里；把最沉重的審判，埋在最普通的晨曦中。等霧散盡時，一切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像雨花臺的石子，一顆是一顆，再也混不了，賴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