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是總統，不是國王

文︱陸棄

紐約曼哈頓的早高峰，最近變得不那么“紐約”了。數據顯示，經荷蘭隧道進入曼哈頓核心區的車輛平均時速提升至16.2英里，較前一年提高超過五成；空氣監測站的讀數也在悄然變化，部分區域污染水平下降了22%。這些變化并非來自技術革命，而源于一個再簡單不過的政策工具——收費。美國首個城市擁堵收費計劃，在實施一年后，交出了一份清晰可量化的成績單。然而，正是這樣一項已被事實驗證有效的公共政策，卻被突如其來地按下暫停鍵。不是因為數據失敗，也不是因為程序違法，而是因為總統“不喜歡了”。

圍繞紐約擁堵收費計劃的法律爭端，表面上是一場行政程序之爭，實質上卻迅速演變為對美國權力邊界的公開拷問。當聯邦法官在庭審中反問“政府是否可以先簽合同、再隨意反悔”時，他質疑的并不僅是交通部的行政決定，而是一種正在蔓延的權力觀念：總統是否可以憑個人意志，否定已經生效、正在運行、并取得公共成效的政策安排。

擁堵收費并非倉促上馬。該計劃在拜登政府時期獲得批準，經過多年評估、聽證與協調，最終于2024年初實施。其目標并不復雜：緩解交通、改善空氣質量、為老化的公共交通系統籌集資金。從結果看，它并未引發反對者預言的經濟衰退，反而在收費區域帶來人流增長。對紐約這樣一個高度依賴公共交通的城市而言，這是一項兼顧效率與公平的政策實驗。

正因如此，特朗普政府試圖以行政手段撤銷該項目，才顯得格外刺眼。交通部給出的理由是“試點性質”，但這一解釋在現實面前顯得蒼白。試點并不意味著可以無條件終止，更不意味著可以在缺乏程序與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單方面推翻。更重要的是，聯邦政府并非政策的直接執行者，卻試圖以資金與審批權，重新塑造地方治理路徑。這種做法，已經觸及美國聯邦制最敏感的神經。

紐約州大都會運輸署選擇訴諸司法，本身就是一種制度性反擊。法官此前已裁定，在案件審理期間，聯邦政府不得以任何形式阻撓項目推進。這一裁決釋放出明確信號：行政權并非凌駕于合同、程序與地方自治之上的“最終裁判”。而在最新聽證中，代表MTA的律師直言不諱地指出，政府正在試圖構建一種“激進的新總統權力理論”，即總統可以隨意廢除合同。這種說法之所以引發強烈共鳴，正是因為它觸及了美國政治制度的底層邏輯。

特朗普本人并未掩飾其權力觀。在社交媒體上，他以“擁堵收費已死”“國王萬歲”作為政治表達，或許是出于戲謔，但在制度語境中卻極具破壞性。當總統開始用君主隱喻描述自身決策權力時，司法系統的警惕幾乎是本能反應。律師那句“特朗普是總統，不是國王”，之所以被廣泛引用，并非因為修辭尖銳，而是因為它精準點出了問題的核心。

這起案件的深層意義，并不在于紐約是否繼續收費9美元，而在于美國是否仍然堅持權力受限這一憲政前提。擁堵收費之爭，是地方治理與聯邦行政之間的一次正面碰撞，也是制度理性與個人意志之間的一次較量。如果行政部門可以隨意推翻既有政策成果，那么任何長期公共規劃都將失去穩定性；如果合同與審批可以被政治立場輕易否定，市場與社會對政府承諾的信任也將隨之瓦解。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權力邏輯并非孤立存在。它與近年來不斷擴張的總統行政權一脈相承：通過行政命令繞開立法博弈，通過預算與審批壓制地方選擇，通過話語動員制造“效率優先”的幻覺。問題在于，效率若以犧牲程序為代價，最終侵蝕的正是制度本身的可持續性。

從現實效果看，紐約的案例恰恰證明了理性治理的價值。交通更順暢，空氣更清潔，公共交通獲得穩定資金來源，商業活動并未受挫。這些數據并不服務于某一黨派，而服務于城市本身。當這樣的政策被否定，理由卻并非基于事實，而是基于政治姿態時，司法系統的介入就不再只是技術性審查，而是一種制度防御。

這場尚未落幕的訴訟，最終判決如何，仍有變數。但它已經清楚地提醒人們，美國的憲政秩序并非自動運轉。它需要法官的克制、地方的堅持，也需要公眾對權力邊界保持敏感。總統可以擁有強大的執行力，卻不能擁有任意推翻規則的自由。因為一旦這種界限被模糊，真正被堵塞的，或許不是曼哈頓的街道，而是制度賴以呼吸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