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發布多元解紛案例庫上線一周年入庫典型案例

2026年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深化多元解紛機制 做實定分止爭”新聞發布會。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立案庭庭長錢曉晨，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長李盛燁出席發布會，并回答記者提問。發布會由最高人民法院新聞局副局長姬忠彪主持。發布會上，李盛燁副庭長發布關于多元解紛案例庫上線一周年入庫典型案例。

2024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將多元解紛案例庫建設確定為人民法院案例庫之后又一個全新“公共法律服務產品”，通過集成全社會解紛智慧和調解成果，為群眾解決糾紛提供“好幫手”。在中央政法委大力支持下，經過20家共建單位及四級法院共同努力，多元解紛案例庫自2025年1月上線以來已滿一周年，共收錄通過調解、仲裁、行政復議等非訴訟方式成功化解的典型案例1266件。

為發揮典型案例示范引領作用，釋放“以案釋法”普法效能，在多元解紛案例庫上線一周年之際，我們擇優選取九件已經入庫的典型案例進行發布。這些案例反映了各類主體、各行各業充分運用多元解紛機制，解“法結”、化“心結”的生動實踐，彰顯了中國特色多元解紛體系建設豐碩成果。

一是依靠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優勢，做實糾紛源頭化解。人民法院主動融入綜治中心規范化建設，加強與政府部門、社會力量協調聯動，促推矛盾糾紛源頭預防、多元化解。案例一中，200余名外賣騎手因收入不穩定無力支付電動車租金，綜治中心統籌“銀發法官”調解員等力量，通過酌情調減違約金、分期履行等方式促推糾紛“一站式”化解，推動新就業形態健康發展。案例二中，農村千名農戶拖欠水費致使灌區瀕臨撤并困局，法院依托府院聯動機制，攜手有關部門分層分類推進糾紛化解工作，從根源上破解影響農戶交費意愿的梗阻問題，實現從“解紛治標”到“預防治理”的效能躍升。

二是堅持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服務高質量發展。人民法院建立立體化、多層次、信息化的糾紛化解體系，充分發揮多元主體職能優勢、專業優勢、紐帶優勢，高效化解糾紛。案例三中，某文化傳播公司獨家授權運營的動漫IP遭侵權，法院會同版權局運用“一門式”調解機制，一次性化解本案及可能產生的衍生糾紛，護航版權保護新生態。案例四中，某企業深陷重大復合型債務糾紛，人大代表調解員在法院指導、行政部門支持下，通過“專業評估、分類處置、引入資本、履約監管”方式，妥善化解企業債務危機，實現企業重生、債權保障、產業穩定的“多贏”效果。

三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守護民生福祉。堅持調解優先，以多元解紛破解民生難題、傳遞司法溫度，更好彌合人際裂縫，更快修復社會關系。案例五中，法院、住建、鎮政府、居委會聯動聯調，成功化解1700多名業主與物業公司八年積怨，營造和諧美好家園。案例六中，法學會發揮專業優勢，破解10家企業建設工程因“背靠背”條款付款梗阻，不僅促推建設工程糾紛實質化解，更通過閉環履行將422萬余元資金快速兌現為農民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銀”。案例七中，針對一起涉聽力殘疾人跨國離婚糾紛，法院與殘聯通過“無障礙溝通、多元協同、權益兜底”機制溫情化解，實現案結事了、事心雙解。

四是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助力基層善治。加大司法服務供給，打通基層社會治理的“神經末梢”，實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案例八中，綜治中心統籌協調法院等部門妥善化解城市民宿“噪聲擾鄰”糾紛，并延伸服務觸角，開展專項普法，以精細化治理激發城市發展活力。將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融入基層糾紛化解，賦能新時代調解工作。案例九中，47戶農民因土地承租方拖欠租金引發糾紛，如不能高效化解，將錯失農作物收割關鍵窗口期，導致承租方收成減少，雙方權益受損。法院巧用“六尺巷工作法”，促推田間矛盾“化干戈為玉帛”，既保住了承租方收成，又盤活集體土地資源，助力鄉村和諧穩定。

多元解紛工作，一頭連著公平正義，一頭連著萬家燈火。這些典型案例，是人民法院攜手多元主體做實矛盾化解的生動縮影，是踐行司法為民宗旨的鮮活實踐，更是建設中國特色多元糾紛解決體系，主動回答時代命題、服務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回應民生關切的有力舉措。下一步，我們將深耕多元解紛案例庫建設，提供調解“優選項”，豐富解紛“工具箱”，讓優質公共法律服務產品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眾！

多元解紛案例庫上線一周年入庫典型案例目錄

案例一 綜治中心統籌化解200余名外賣騎手欠付租金債務糾紛

——某貿易公司與200余名承租人租賃合同糾紛調解案

案例二 府院聯動破解千名農戶拖欠水費致使灌區瀕臨撤并困局

——某灌區服務中心與930戶農戶供用水合同糾紛調解案

案例三 法院聯合版權局運用“一門式”調解機制化解原創動漫IP版權糾紛

——某文化傳播公司與某飲料公司著作權侵權糾紛調解案

案例四 人大代表參與化解萬畝海洋牧場債務危機助力企業重煥新生

——某水產公司與金融機構、社會債權人債務糾紛調解案

案例五 “法院+住建+N”四方聯動紓解1700多名業主八年物業積怨

——某小區1700名業主與某物業公司物業糾紛調解案

案例六 法學會助力破解10家企業建設工程糾紛“背靠背”付款梗阻

——10家建設公司與某市政公司、某水務公司、某工程管理公司建設工程分包合同糾紛調解案

案例七 法院攜手殘聯溫情化解聽力殘疾人跨國離婚糾紛

——王某與胡某離婚糾紛調解案

案例八 綜治中心牽頭多部門化解民宿“噪聲擾鄰”糾紛護鄰里安寧

——劉某與李某侵權責任糾紛調解案

案例九 巧用“六尺巷工作法”高效化解農村土地承包糾紛

——47戶村民與昌某土地承包經營權合同糾紛調解案

案例一

綜治中心統籌化解

200余名外賣騎手欠付租金債務糾紛

——某貿易公司與200余名承租人租賃合同糾紛調解案

【基本案情】

2022年，某貿易公司分別與袁某等200余名承租人簽訂不定期租賃合同，約定某貿易公司將電動兩輪車及專用鋰電池出租給袁某等人用于外賣配送服務，并約定袁某等人按月支付租金及一次性GPS服務費。由于袁某等人拖欠租金未付，某貿易公司訴至重慶市巴南區人民法院，要求外賣騎手支付租金、GPS服務費及違約金等。

【調解過程及結果】

法院收到起訴材料后，考慮到該糾紛涉及新就業形態人員，影響范圍廣，通過非訴訟方式更有利于糾紛化解，遂釋明綜治中心優勢作用并征得當事人同意后，由重慶市巴南區綜治中心人民調解委員會指派退休“銀發法官”調解員，在入駐法官指導下創新采用“示范性訴訟+批量化調解”機制開展化解工作：一是發揮專業優勢，厘清糾紛爭議焦點。針對承租人數量眾多、居住分散、履約情形不一的特點，“銀發法官”調解員充分發揮其司法經驗豐富和善做群眾工作優勢，采取視頻訪談、合同核對等方式，對200余份租賃合同的履行狀況進行系統梳理。經歸納，發現糾紛主要分為三種情形：1.承租人已退還車輛，但未辦理退租手續；2.承租人通知某貿易公司退租，未退還車輛；3.承租人未通知某貿易公司退租，某貿易公司發現車輛丟失。圍繞租賃合同關于退租、租金支付截止時間、車輛損壞或丟失責任等條款，調解員提煉出三大爭議焦點：1.合同解除時間認定問題；2.應付租金、GPS服務費及相應違約金數額；3.車輛丟失的損失賠償額及相應違約金數額。二是精選典型案件，示范判決指引調解。鑒于糾紛情況較為復雜、雙方分歧較大，僅靠“一對一”釋明引導，難以促使眾多承租人與某貿易公司達成調解協議。調解員與入駐綜治中心法官進行充分研判后，決定運用“示范性訴訟+批量化調解”機制，法院從三類情形中各選取一至二件事實爭點和法律爭點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案件先行審理，并邀請調解員、承租人代表旁聽庭審。審理后，法院就典型案件快速作出示范判決，明確了對“通知退租”“實際還車”“車輛丟失”等不同情形下合同解除時間、租金計算截止點、車輛損失評估原則及違約金合理調整幅度的司法認定標準，為類案調解提供了權威示范和明確參考。三是分類制定方案，推動糾紛一攬子化解。示范判決生效后，調解員以此為參考，結合三類情形分別制定差異化調解方案，開展分類分批調解。首先，明確合同解除時間及租賃期限，計算應付租金。其次，對于車輛丟失的，根據租賃物交付時的狀態、市場價格、行業通行的折舊標準等確定損失賠償額。最后，綜合考慮合同約定的違約金標準、當事人的過錯程度、某貿易公司的實際損失、公平原則等因素，酌情調整違約金及GPS服務費。調解中，雙方均認可調解方案確定的應付金額，對部分承租人提出家庭經濟壓力較大，希望允許分期支付的訴求，經調解員與某貿易公司溝通，某貿易公司同意外賣騎手分兩期支付。雙方達成調解協議，袁某等人分兩期支付租金、違約金及GPS服務費等。至此，該批租賃合同糾紛得以圓滿化解。

【典型意義】

本案系因外賣騎手未能及時返還租賃車輛引發的租賃合同糾紛。近年來，隨著平臺經濟快速發展，新就業形態在穩增長、穩就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外賣騎手作為平臺經濟催生的新型就業群體，其權益保障問題，已經成為社會治理領域的關注重點。本案中，重慶市巴南區人民法院依托綜治中心平臺作用，會同入駐綜治中心調解員運用“示范性訴訟+批量化調解”機制，實現糾紛一攬子高效化解，既維護了企業合法權益，也助力外賣騎手誠信履約、安心就業，推動新就業形態健康發展。一是釋放綜治中心一體統籌解紛資源效能，構建多元解紛新格局。綜治中心充分發揮基層矛盾糾紛預防化解“中樞”作用，統籌法院、人民調解等多方力量，形成綜治統籌、法院指導、人民調解參與的聯動解紛體系，實現對群眾訴求“一站式受理、一攬子調處、全鏈條解決”。本案中，法院提供調解指導、規則指引，人民調解組織精準對接、分類調處，攜手破解外賣騎手欠租僵局，充分彰顯綜治中心在整合資源、協同聯動、調處復雜糾紛中的制度優勢和實踐效能。二是發揮“示范性訴訟+批量化調解”機制作用，以規則供給提升調解效能。針對合同解除時間、應付租金金額、車輛丟失的損失賠償額等爭議焦點，法院通過示范判決明確法律適用標準和事實認定規則，為同類糾紛批量化解提供明確預期和參照標準，引導雙方形成合理預期，推動雙方對租金金額、車輛損壞賠付標準形成共識，縮小分歧。示范訴訟確立的裁判規則為調解構筑信任基礎，極大提升了調解的權威性和可接受度。三是活用“銀發法官”專業經驗，以柔性調解促進實質解紛。退休法官兼具扎實的法律功底、豐富的審判經驗和深厚的群眾工作能力。本案中，“銀發法官”調解員憑借對法律責任的精準把握，迅速厘清爭議焦點，為調解奠定事實及法律基礎，通過酌情調減過高違約金及GPS服務費并通過分期履行等方式，既維護了企業合法權益，又切實紓解了騎手的經濟困境，最終促推全部糾紛一攬子高效化解，實現民生權益與企業發展的雙向保護，做到定分更止爭。

案例二

府院聯動破解千名農戶拖欠水費致使灌區瀕臨撤并困局

——某灌區服務中心與930戶農戶供用水合同糾紛調解案

【基本案情】

2025年春耕在即，因邢某等930戶農戶（涉及8個鄉鎮、96個村屯）拖欠某灌區服務中心水費，致使該中心出現近百萬元的工資缺口，267名職工權益保障與單位正常運轉均受影響。為保障春耕灌溉工作有序推進和服務中心正常運行，某灌區服務中心訴至黑龍江省寧安市人民法院，要求農戶給付拖欠的水費。

【調解過程及結果】

法院收到起訴材料后，考慮到涉及農戶較多且矛盾成因錯綜復雜，為實質化解糾紛，向雙方釋明先行調解省時、節費等優勢，在征得當事人同意后，通過府院聯動、委托調解、示范訴訟“三步走”，分層遞進開展糾紛調處工作。一是搭建府院聯動平臺，分層化解共性矛盾。法官聯合鄉鎮干部對930戶農戶全面走訪，廣泛收集農戶意見，梳理出本案爭議焦點主要為水價調整是否合理、交納主體是否明確以及交費期限如何確定的問題。因相關問題涉及農業生產、民生保障等多個領域，法院主動邀請政府相關部門參加。針對農戶對水價上漲幅度存在異議，協調物價部門公開水價成本監審報告，打消農戶對調價合理性的疑慮；針對自然災害導致作物減產、農民欠收進而影響支付能力的情況，聯合農業農村部門開展農業保險宣講活動，提高農戶的風險防范意識和應對能力；督促水務部門制定毛渠清淤維護計劃，保障春耕灌溉質量，從根源上解決影響農戶交費意愿的梗阻問題，為后續糾紛化解夯實基礎。同時，積極協調財政部門墊付職工工資緩解某灌區服務中心的燃眉之急。在此基礎上，兼顧農戶履行能力，量身定制分期交費方案。法院加強對調解的引導指導，向農戶釋明相關法律后果，最終促成77戶農戶當場簽訂調解協議，其中59戶農戶現場交納水費。二是開展繁簡分流工作，高效處理簡易糾紛。為提升糾紛化解質效，法院甄別農戶核心訴求，通過“繁簡分流”方式開展分類處理。針對爭議較小農戶，依托人民法院調解平臺在線委托“雨佳調解室”，由農業技術專家、基層法律工作者等組成特邀調解團隊進行先行調解，成功化解26件糾紛。針對認可欠費事實，但對水價調整是否合理、交費期限等權利義務細節的界定心存顧慮，希望通過訴訟程序明確標準、強化約束力的農戶，通過引導某灌區服務中心填寫要素式起訴狀，對同類糾紛采用“要素式審判”方式，將此類簡單案件平均審理周期壓縮至15日，高效審結案件123件。三是依托示范訴訟與巡回調解，集中批量化解糾紛。在系統性問題與簡易糾紛妥善化解后，仍存在土地流轉合同中對水費交納主體約定不明等問題引發的糾紛。經審慎研判，法院選取典型案件公開審理，并邀請60余名村民代表及基層干部現場旁聽。通過作出示范判決，明確兩項核心裁判規則：1.土地流轉合同未約定交費主體時，由實際受益方承擔交費義務；2.灌區管理單位必須依法履行設施維護法定職責。隨后，法院與“銀發調解室”的調解團隊深入7個糾紛集中的村屯開展巡回調解，推動704件關聯糾紛批量化解。最終，930件供用水合同糾紛全部得到妥善解決，其中807件以府院聯動、特邀調解、批量調解等非訴方式解決，123件經簡易程序快速審結，農戶累計交納水費240余萬元，某灌區服務中心恢復正常運轉。

【典型意義】

涉農糾紛具有主體多樣、成因復雜、地域分散等特點，本案充分彰顯府院聯動機制在化解批量涉農糾紛方面的獨特優勢，實現“共性問題統籌破解、個性糾紛精準施策、同類案件批量化解”，更好服務保障民生，助力和美鄉村建設。一是府院聯動，分類遞進破題。立足糾紛復雜程度、爭議焦點差異，黑龍江省寧安市人民法院會同相關政府部門通過府院聯動，整合司法、行政資源，通過“共性問題前端化解—簡易糾紛快速調處—復雜糾紛示范引領”路徑，分層遞進推進糾紛化解工作。首先，針對共性矛盾，廣泛開展調研，做到訴求意見“一站式”歸集，并針對不同領域民生焦點問題，發揮相關政府部門職能優勢精準施策，分層分類逐一解決共性問題，從根源上有效破解跨部門、跨領域的交費梗阻難題，為后續糾紛化解構建信任基礎。其次，以個案化解為切入點，有關政府部門參與調解，及時發現轄區存在的普遍性問題，建立長效預防機制，統籌解決民生保障、單位運轉、職工保障等衍生問題，實現從“個案化解”到“系統治理”的轉變升級。二是示范訴訟，典型帶動引領。法院充分發揮司法裁判的權威示范作用，聚焦群眾最關切、爭議最核心、問題最典型的案情，精準選取具有代表性的案件開展示范訴訟，通過公開開庭審理、邀請村民代表及基層干部現場旁聽，嚴格依據法律規定厘清雙方權利義務，明確核心裁判規則，以司法權威劃定法律邊界。同時，通過庭審釋法、判后答疑，主動化解農戶對法律適用的困惑與觀望心態，為農戶提供清晰的裁判指引與行為預期，“以點帶面”為后續糾紛批量化解提供堅實基礎。三是巡回賦能，高效實質解紛。依托示范判決的權威指引，調解團隊分批分組下沉村屯開展巡回調解，通過送法上門、“家門口”調解，做實釋法說理工作，形成“審理一案、帶動一片”的解紛效果，促推同類糾紛批量快速調處，既最大程度避免農戶往返奔波，降低群眾解紛成本，也幫助灌區服務中心及時回籠資金、穩定運轉秩序，切實降低維權成本和經營風險，保障職工切身權益，實現了“農戶少跑腿、單位減負擔、糾紛快化解”的多贏效果，為產業興旺、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的和美鄉村建設注入堅實司法力量。

案例三

法院聯合版權局運用“一門式”調解機制

化解原創動漫IP版權糾紛

——某文化傳播公司與某飲料公司著作權侵權糾紛調解案

【基本案情】

某文化傳播公司主營動漫創作及IP運營，是某原創動漫IP系列美術作品的獨家授權人及運營方，該系列作品因形象生動、風格鮮明，在互聯網上具有較高知名度。2022年9月，某文化傳播公司發現，某飲料公司在未經其授權許可的情況下，擅自在產品外包裝及官方網站、微博、微信等線上平臺廣告宣傳中使用該系列中的美術作品，遂向某飲料公司發出通知要求停止侵權并賠償損失。雙方就侵權責任認定、賠償數額等協商未果，某文化傳播公司訴至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人民法院。

【調解過程及結果】

法院收到起訴材料后，考慮到雙方具有前期反復溝通基礎和協商解決問題意愿，為實質化解糾紛，征得當事人同意后，依托最高人民法院與中宣部（國家版權局）建立的“總對總”在線訴調對接機制，在線委托佛山市版權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以下簡稱“版調委”）開展先行調解。版調委積極運用“一門式”調解機制，一次性化解本案及可能產生的衍生糾紛。一是法官指導把脈，精準確定爭點。經溝通發現，雙方對是否構成侵權各執一詞，文化傳播公司出示原創美術作品獨占許可授權書、侵權證據保全公證書等，證明作品創意價值、對方侵權事實及造成損失；飲料公司則強調其系委托案外人某信息科技公司設計創作且委托合同約定素材不得侵權的免責條款，自身不存在侵權故意。調解員在法官指導下，聚焦問題、找準癥結，迅速明確雙方爭議焦點為飲料公司是否侵權以及侵權后果。二是類案推送對癥，雙向釋法說理。圍繞核心爭議，為進一步減少分歧，調解員以法院類案判決為對照，開展釋法說理。針對飲料公司，用示范案例講明委托創作作品的侵權責任認定規則，明確其作為涉案產品的生產方和受益方，客觀上實施了生產銷售行為，引導其認識侵權過錯。針對文化傳播公司較高賠償額的訴求，釋明需結合作品創作成本、侵權傳播范圍、對方獲利等情況綜合考量，引導其理性主張權益。三是找準病源開方，厘清三方責任。經以案釋法，飲料公司仍有顧慮并表示將向案外人某信息科技公司追責。為一攬子化解糾紛，調解員提出將信息科技公司納入調解范圍，引導信息科技公司正視其未經授權使用他人美術作品的錯誤，信息科技公司承認侵權并表示愿意擔責。最終，三方達成和解協議：某飲料公司、某信息科技公司停止侵權，某信息科技公司向文化傳播公司支付賠償款。因三家企業分別位于北京、廣州和佛山三地，調解員組織三方線上簽訂和解協議。四是調后督促履行，防范次生問題。和解協議簽訂后，為確保協議真正兌現落地，調解員對履行情況進行回訪。經跟蹤督促，侵權人迅速刪除侵權鏈接并按期支付賠償款。至此，這起原創動漫IP著作權侵權糾紛及可能產生的衍生糾紛得以一次性實質化解。

【典型意義】

本案系針對動漫形象美術作品被擅自用于產品包裝及宣傳推廣引發的著作權侵權糾紛，此類糾紛在文創產業商業化進程中較為常見，多發于跨主體、跨環節的授權與使用場景，呈現出侵權數量多、侵權范圍廣等特點，且往往因侵權鏈條延伸、責任主體分散而導致化解難度較大。本案是運用“總對總”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實現版權糾紛一攬子化解的生動實踐。一是強化法院與版權局聯動調解，凝聚解紛合力。在最高人民法院與中宣部（國家版權局）建立的“總對總”在線訴調對接機制框架下，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人民法院與屬地版權局結合地區特色，建立版權糾紛“一門式”調解機制，充分發揮版權局在作品登記、行業監管、專業認定等方面的行政優勢，以及法院在法律適用、平臺支撐、指導調解等方面的專業優勢，形成“1+1>2”的解紛效能，促推糾紛在法律框架內高效化解。二是強化穿透性調解，做實解紛成效。本案化解過程中，不止于“眼前的糾紛”，而是深挖糾紛產生根源，采用穿透式調解法，將源頭侵權人引入調解，一次性解決兩件關聯糾紛。同時，強化調后督促履行，積極跟蹤督促侵權人履行和解協議，做到案結事了、定分止爭。三是強化智慧化調解，推動文創產業良性發展。本案三方當事人身處兩省三地，案件立案受理、委托調解、法官指導、組織調解、簽訂協議、跟蹤回訪等全環節全流程均依托人民法院調解平臺線上辦理，避免當事人奔波往返，有效縮短解紛周期，最大限度減輕當事人訴累，讓當事人可知可感多元解紛服務的效率和溫度。本案的成功化解，既保護了原創者的創作動力與合法權益，也為使用者提供了依法合規開展經營活動的清晰指引，為深化版權糾紛多元共治，構建健康有序的版權生態，促進文化產業繁榮健康發展提供有益經驗。

案例四

人大代表參與化解萬畝海洋牧場債務危機

助力企業重煥新生

——某水產公司與金融機構、社會債權人債務糾紛調解案

【基本案情】

某水產公司主營海洋牧場養殖，規模達萬畝，前期經營良好。后因疫情等因素影響，企業經營陷入嚴重困境，無法按期償還多家銀行金融借款及大額社會融資，引發系列糾紛。企業資產被全面查封，經營活動全面停滯，優質資產貶值，法定代表人余某被限制高消費，企業面臨資不抵債、破產清算風險。2024年5月，余某向作為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特邀調解員的人大代表尋求幫助，希望通過調解方式化解債務危機，助力企業重回發展軌道。

【調解過程及結果】

人大代表收到調解申請后，根據本案金融債權與社會融資交織、企業經營與地方產業發展并重等多重復雜情況，在法院指導下，依托府院聯動機制，會同相關單位聯合推進調解工作，攜手實現“紓困企業、保障債權、穩定就業、優化環境”目標。一是發揮代表優勢，搭建聯合調處平臺。在了解到水產公司面臨拖欠三家銀行1200余萬元及眾多社會債權人逾4000余萬元債務的現實困境后，人大代表調解員在法院協調下，及時組織專業人員開展實地勘查與經營評估，形成涵蓋資產價值、現金流狀況與重整可行性的專業分析報告，為推進后續調解工作提供客觀依據。基于該分析報告反映的企業具備持續經營能力但短期償付困難的實際，人大代表調解員認為案件的爭議焦點在于：如何協調處理金融機構債權與社會債權間的受償順序與方式差異，如何在保障企業持續經營能力的前提下實現各方利益的均衡保護，以及如何通過制度化安排確保債務重組方案實質履行，避免企業進入破產清算程序。為此，人大代表調解員協調召開由金融機構、社會債權人、某水產公司及相關部門參與的多方會議，通過數據化呈現企業經營能力、現實狀況、行業發展以及重整前景等，闡明企業內在活力，引導各方從立場對立轉向尋求共同利益契合點。二是制定分類處置方案，平衡各方合法權益。針對金融機構要求優先受償的訴求、社會債權人經營依賴期待與企業自身生存償債需要，調解工作采取分類處置策略，努力平衡各方合法權益。對于金融債權，在人大代表協調下，推動銀行與某水產公司達成附履行保障條款的分期清償協議，并促成金融機構給予適當的利率優惠及還款寬限期。對于社會性債權，創新設計“部分債務即時清償、部分債權轉股權、部分債權分期履行”的復合型解決方案，通過專項法律輔導與商業前景說明，引導主要債權人完成從外部債權持有人向內部權益所有人的角色轉換，優化企業資本結構。三是構建協同保障機制，著力破除制度障礙。人大代表積極發揮橋梁紐帶作用，搭建法院、自然資源和規劃局等部門協同工作機制。法院為達成調解協議提供專業指導，柔性采取司法“活封活扣”措施，在保障債權人利益的前提下，維護企業正常經營。自然資源和規劃局保障在企業完成債務重組后，依法高效辦理海域使用權續期、經營許可變更等行政事項，為重組方案的順利實施提供穩定的制度預期。四是引入戰略投資資源，夯實再生發展基礎。人大代表調解員依托其社會公信力與資源網絡，主動對接具備行業背景與資金實力的潛在戰略投資者，組織多輪商業洽談與實地考察，最終成功引入符合企業長期發展戰略的股權投資，為某水產公司恢復生產經營注入關鍵流動性資源，并為后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五是建立履約監督體系，確保協議成果落地。調解協議簽署后，人大代表牽頭、多方參與做好履行督導工作。定期通報履行進展，跟蹤核查協議條款執行情況，協調解決履行過程中出現的各類問題。對于可能影響協議履行的重大事項，及時啟動應急協調程序，確保債務重組方案得到全面、有效執行。經過調解，某水產公司與各家金融機構達成和解協議，企業資產全部解封，法定代表人余某個人的限制消費措施依法解除，個人債務完成重組，實現“債轉股”，某水產公司還獲得新資金注入，恢復生產經營，實現了企業重生、債權保障、產業穩定的雙贏多贏共贏。

【典型意義】

本案系涉農企業因資金鏈斷裂引發的重大復合型債務糾紛，涉及金融機構、眾多社會債權人及企業自身生存等多重權益交織，案情復雜且存在企業破產清算、區域產業鏈受損等風險。為此，人大代表充分發揮其作為法院特邀調解員的職能作用，在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指導下，協同相關部門，通過“專業評估、分類處置、引入資本、履約監管”的系統性調解模式，一攬子化解金融與社會債務，助力企業重煥生機。一是發揮代表樞紐作用，凝聚多元解紛共識。人大代表積極介入并主動協調，依托其公信力與社會影響力，搭建金融機構、社會債權人、企業及相關職能部門間的多方對話平臺。通過組織專業評估、召開專題會議，引導利益共通，彌合各方主體間信任裂痕，推動形成“以經營保障清償”這一核心共識。人大代表同時履行監督職能，對調解過程中的程序堵點提出建議，并建立履約監督體系，確保協議落地，彰顯了其在復雜債務糾紛中重要橋梁作用與履職優勢。二是協同府院聯動機制，構建系統救治體系。本案依托府院聯動機制，有效整合司法資源與行政資源。法院在調解過程中提供專業指導，采取“活封活扣”等柔性司法措施，及時對債務重組過程中簽訂的有關協議給予指導，確保在法律框架內化解糾紛；政府有關部門同步介入，加強政策支持與行業引導，高效審批行政事項，為企業維持運營、恢復償債能力創設有利外部環境。通過發揮司法權威與行政效能雙重優勢，在法治框架內實現了債務化解與企業存續的協同推進，形成權責清晰、多方共治的企業救治路徑。三是創新分類調解模式，形成紓困推廣范式。本案堅持以企業存續為導向，按照“救治為主、全程可控”總體思路，兼顧各方權益平衡，探索建立“專業評估、分類施策、引入資本、履約監督”的四步調解法，為同類涉企債務糾紛提供可復制路徑。首先，依托第三方專業報告，客觀評估企業資產價值與經營前景，為后續談判提供客觀依據。其次，針對金融債權與社會債權的不同屬性，分別設計“附保障分期清償”與“現金+債轉股+分期履行”復合方案，實現優先權保障與經營依賴的平衡。最后，引入戰略投資改善企業資金結構，并建立多方督導機制保障協議履行，實現了“紓困”閉環。最終，妥善化解企業千萬元債務危機，助企重煥新生，以多元解紛優勢激發市場活力，優化營商環境，護航高質量發展。

案例五

“法院+住建+N”四方聯動紓解1700多名業主

八年物業積怨

——某小區1700名業主與某物業公司物業糾紛調解案

【基本案情】

某物業公司為小區服務8年，因公共車位收益歸屬、綠化設計、物業費標準、電梯維修費承擔等問題，與1700余名業主矛盾不斷。2024年12月，業委會代表全體業主訴至湖北省建始縣人民法院，要求返還車位收益、賠償綠化損失、退還超標準收取的物業費、支付專項維修資金等約700萬元。

【調解過程及結果】

法院收到起訴材料后，認為案件涉及面廣、利益糾葛深，直接關系千余名業主的切身利益和民生福祉，為促推糾紛源頭化解、實質化解，征得當事人同意后，依托最高人民法院與住建部建立的“總對總”在線訴調對接機制，委托“法院+住建”訴調工作室，聯合住建部門、鎮政府、社區居委會共同組建“法院+住建+N”調解團隊，開展聯動化解工作。一是深入調查走訪，厘清爭議核心。調解員兩次前往小區實地走訪調查，耐心聽取雙方意見和訴求，業委會表示業主普遍認為，小區物業收費標準偏高，且物業服務未完全達到預期，因而想更換物業公司。調解員認為雙方主要爭議焦點為：1.物業公司利用共有部分產生的停車收益歸屬問題；2.物業公司是否具有優化特定區域綠化設計義務；3.物業費是否超標準收取；4.電梯維修費是否屬于專項維修資金范圍以及承擔主體問題。二是“以案釋法”賦能，促進理解互信。在了解基本事實基礎上，調解員制定“背對背”溝通策略。一方面，與業委會分步溝通、個別交流，以“人民法院案例庫”入庫案例（入庫編號：2023-07-2-121-004）為參考，耐心解釋相關法律法規及政策規定，引導其全面客觀看待物業服務實際情況與小區整體利益的關系。另一方面，積極與物業公司溝通，指出物業公司存在對小區的設備及環境維護不主動、車位收益未按程序公開等影響業主權益的行為。通過反復溝通，逐步彌合雙方分歧、凝聚共識，為后續集中調解奠定基礎。三是四方協同聯動，靶向精準發力。在前期與雙方充分溝通基礎上，法院根據雙方問題癥結，邀請住建部門、鎮政府、社區居委會共同參與，聯合“破題”。共同組織雙方當事人進行“面對面”調解，為雙方創造平等對話、理性協商的平臺。首先，由指導法官從專業角度明確法律適用，指出物業公司利用業主共有部分產生的停車收益，在扣除合理成本后，屬于業主共有，對公共收益部分應予公開；關于物業費收費標準問題，雙方簽訂了物業服務合同，合同內容未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雙方應按照合同內容履行。其次，住建部門詳細講解專項維修資金的用途及申報流程，指出物業公司因業主共同利益墊付的電梯維修費屬于專項維修資金的范疇，業委會應經全體業主同意后將申報的專項維修資金支付給物業公司；同時對物業服務標準進行充分說明，讓業委會理性評價物業服務質量。再次，鎮政府通過講道理、擺事實，說明小區穩定與社會和諧的依存關系，引導雙方互諒互讓。同時指出，關于綠化部分，物業公司的主要義務是綠化養護，為共建美麗、便捷家園，雙方應該就綠化設計不合理、影響通行的部分，共同協商設計優化、方便通行的方案。最后，社區居委會從家園共建的角度，耐心安撫雙方的情緒，引導雙方疏解“心結”。從清晨到深夜，經過10余小時的反復協商，雙方最終握手言和，達成調解協議：物業公司將90%的公共車位收益交由業委會管理，聘請第三方優化綠化設計并承擔費用，業委會按流程為物業公司申報墊付的專項維修資金。

【典型意義】

本案是物業服務不到位引發的物業服務合同糾紛，具有涉及面廣、矛盾深、易反復的特點。本案中，湖北省建始縣人民法院依托最高人民法院與住建部“總對總”在線訴調對接機制，結合本地區特點，建立法院與住建部門為主體的四方聯動化解機制，成功化解涉千名業主物業糾紛，實現民生保障和行業發展雙贏。一是用好“總對總”資源優勢，高效聚合多元解紛力量。法院精準識別糾紛情況后，依托最高人民法院“總對總”在線訴調對接機制，迅速聯動相關部門，整合司法指導、行政監管、屬地管理與基層群眾工作等多方資源，有效突破傳統單一部門調處的局限，形成目標協同、優勢互補、信息共享的一體化解紛格局，凝聚解紛合力，為化解此類涉及面廣、專業性強的復合型民生糾紛提供有力支撐。二是創新“四方聯動”機制，合力破解關鍵核心難題。針對本案中交織的法律爭議、行業標準、社區治理與利益平衡等多重難題，四方聯動機制實現了精準拆解與靶向發力。其中，法院主導厘清法律關系與權責邊界；住建部門權威解讀行業政策與專業標準；鎮政府統籌協調公共利益與社區穩定；社區居委會著力疏導情緒、凝聚共識。四方各司其職又協同配合，分層分類攻克了公共收益歸屬、專項維修資金使用、物業收費標準、綠化優化責任等核心爭議點，有效破解了單一手段難以應對復雜局面的困境。三是強化“專業賦能”實質解紛，助力社區善治。充分發揮法院與住建部門雙重專業優勢，形成“1+1>2”的化解效能。指導法官精準釋法明理，筑牢依法調解根基；住建部門專業解讀專項維修資金政策及物業服務標準，消除雙方因信息不對稱產生的誤解；同時，靈活運用“人民法院案例庫”中的同類案例進行輔助說明，增強了方案的說服力與可接受度。這種融合了法律、政策與實踐經驗的專業化調解，引導雙方在法治軌道上尋求最大公約數，最終達成了涵蓋收益歸屬、環境改善、資金申報等多方面內容的一攬子解決方案，既解決了千名業主急難愁盼的物業服務質量問題，紓解業主“心結”，提高了業主的生活品質，又幫助物業公司優化經營模式，助力社區善治，實現業主安居、物業規范、社區和諧的共贏效果。

案例六

法學會助力破解10家企業建設工程糾紛

“背靠背”付款梗阻

——10家建設公司與某市政公司、某水務公司、某工程管理公司建設工程分包合同糾紛調解案

【基本案情】

2021年起，某工程管理公司將一項污水治理工程發包給某水務公司。某水務公司隨后將工程勞務部分分包給某市政公司，某市政公司又將不同區域項目再次分包給10家建設公司具體施工。工程竣工驗收后，某市政公司以其上游單位某水務公司未結算付款，且合同約定了其收到業主方支付的工程款后向分包方支付同等比例的款項，也即“背靠背”付款條款為由，未向實際施工的10家建設公司支付工程款。因面臨近百名農民工工資支付壓力，10家建設公司陸續訴至江蘇省南通市海門區人民法院，請求某市政公司、某水務公司及某工程管理公司支付工程款。

【調解過程及結果】

法院收到起訴材料后發現，10件案件基礎事實相同、訴訟主體高度關聯，涉及多家企業及大量農民工切身利益。為高效、實質性化解糾紛，征得當事人同意，法院將10件糾紛一并委托南通市法學會建設工程與房地產案件調解中心開展先行調解。一是精準梳理法律關系，鎖定糾紛核心癥結。調解中心受理后，迅速厘清從發包、承包到多層分包的全鏈條法律關系。調解員結合建筑行業賬款周期長、債務傳導性強的特點，向各方當事人釋明各自法律地位與責任范圍；通過梳理無爭議事實，迅速鎖定糾紛堵點在于工程款結算僵局，明確問題根源在于水務公司資金問題通過合同鏈條向下傳導，導致末端支付停滯。圍繞以上爭議焦點，調解員在法官指導下確立穿透式調解思路，通過鎖定核心付款義務主體，推動一攬子解決全部糾紛。二是激活專家智庫資源，破解專業技術爭議。調解過程中，各方對部分工程量增項計價標準存在較大分歧，成為推進調解的主要障礙。針對這一堵點，調解中心充分發揮法學會專家智庫優勢，邀請建筑法學會首席法律咨詢專家參與調解。行業專家根據行業慣例、計價規范，對爭議點進行了現場分析、專業研判與權威釋明。中立、專業的第三方意見，有效彌合了各方分歧，為調解提供了專業支撐，增強了調解公信力，打通了快速解紛的關鍵環節。三是創新支付履行方案，確保權益實質兌現。調解員了解到，10家建設公司的核心訴求是盡快獲得資金以支付農民工工資。為此，調解方案并未止步于債權確認，而是進一步提出了一攬子結算、?？顚８兜拈]環解決方案。在各方共同核對確認農民工工資清單的基礎上，明確由某水務公司將款項直接支付至農民工賬戶，有效規避了中間環節資金滯留風險。同時，調解員組織某市政公司、某水務公司與10家建設公司就全部工程款進行一攬子結算并簽署調解協議，避免層層追索引發衍生訴訟。調解協議簽訂后，某水務公司按期履行，422萬余元農民工工資全部發放到位，該系列糾紛得以一次性、實質性化解。

【典型意義】

本案系建設工程領域層層分包情形下的工程款支付爭議，既涉及工程款結算難題，還涉及因合同“背靠背”付款條款引發的支付僵局，具有債務傳導性突出、專業技術性強、涉及民生權益等特點。為此，江蘇省南通市海門區人民法院邀請法學會專業力量參與化解，通過“鎖定核心付款義務主體、專家智庫破解專業壁壘、閉環履行確保權益兌現”遞進式解紛路徑，破解行業共性難題，一攬子化解因“背靠背”條款導致的多層債務梗阻，實現系列糾紛實質性解決。一是精準對接法學會專家資源，破解建工糾紛專業壁壘。建設工程糾紛常涉及造價核算、質量標準等問題，調解的專業性較高。面對案涉工程量增項計價標準分歧，法學會發揮“行業精調”優勢，依托專家庫專家進行現場研判與中立釋明，同時通過專業資源搭建行業內理性對話平臺，使專業力量在關鍵時點精準發力，有效提升了調解的權威性和整體效能。二是緊扣行業鏈條特點，推動爭議一攬子解決。建筑行業存在“發包—分包—再分包”的長鏈條運作模式，極易引發“一案生多案”的連環訴訟。本案調解未局限于單一債權債務關系，而是采取“穿透式”思路，梳理全鏈條主體，鎖定核心付款義務人。調解過程中，優先與核心付款義務主體溝通，確認其付款能力和付款周期。之后，立足10家建設公司“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這一核心訴求，引導中間分包主體從“風險轉嫁者”變為“協調推動者”，提高整體協調效率。最后，通過組織多方一攬子結算，采用“直接支付至農民工賬戶”的履行方案，避免層層追索可能引發的衍生訴訟。此種針對行業特點的系統性解紛模式，實現了“調解一案、化解一串”的效果，大大減輕當事人訴累。三是聚焦行業發展生態，助力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建筑企業特別是中小施工企業，常因工程款拖欠而陷入經營困境。本案的成功調解，不僅快速兌現了422萬余元農民工工資，保障了基本民生，更通過非訴方式緩解了涉訴企業的資金壓力與信用風險，助力企業正常經營，有效降低企業維權成本，增強了企業司法獲得感，有助于為建筑業持續健康發展營造穩定、公平、可預期的法治化營商環境。

案例七

法院攜手殘聯溫情化解聽力殘疾人跨國離婚糾紛

——王某與胡某離婚糾紛調解案

【基本案情】

王某與胡某均為聽力殘疾人，雙方務工時相識，一年后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后出境共同生活。在國外期間，雙方生有兩女。后王某與胡某發生爭執獨自回國，雙方開始分居生活。分居多年后，王某訴至浙江省文成縣人民法院，要求與胡某離婚。

【調解過程及結果】

法院收到起訴材料后，發現處理該案面臨多重障礙：一是雙方均為聽力殘疾人，交流存在障礙；二是受跨國等客觀因素阻礙，溝通聯絡面臨諸多困難；三是對子女撫養問題無法達成共識。面對這起交織著跨國分居、殘疾人溝通障礙與未成年人撫養難題的復雜案件，為實質化解糾紛，法院依托最高人民法院與中國殘聯建立的殘疾人糾紛“總對總”在線訴調對接機制，加強與殘聯溝通協作，委托文成縣殘聯指導設立的縣殘疾人糾紛調解委員會，聯合運用“無障礙溝通、多元協同、權益兜底”三位一體工作機制開展糾紛化解工作。一是匯聚多方力量，打破溝通壁壘。經仔細研判分析后發現，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雙方對子女撫養問題無法達成共識。由于子女在國外出生，需提供出生醫學證明作為認定身份關系的證據，但胡某擔心提供出生醫學證明會影響撫養權歸屬，故在國外回避訴訟，不愿意提供國外出生醫學證明；王某則希望能夠撫養一個女兒。為聯系遠在海外、心存顧慮的胡某，法院聯動相關單位構建溝通網絡：其一發揮基層組織熟悉社情民意的優勢，委托村委會協助聯系胡某國內親屬，并通過“人熟”優勢消除胡某的抵觸情緒；其二借助“僑團橋梁”，通過海外僑團聯系上定居在國外的胡某；其三發揮專業優勢，由殘聯調解員通過手語與胡某直接溝通，搭建信任橋梁。此外，針對胡某身處國外情況，法官和殘聯調解員靈活調整工作時間，在夜間開展十余次跨時差溝通，傳遞關懷，最終成功打消胡某抵觸情緒，回國處理糾紛。二是定制解紛流程，保障實質公平。為確保當事人有效解決糾紛，法院量身打造“無障礙解紛模式”。一方面，采用“手勢+書面”雙軌溝通方式：由法官逐條書寫調解方案要點，逐項征詢意見并書面記錄，殘聯調解員同步輔以手語翻譯，確保當事人充分理解權利義務，實現意思準確傳達。另一方面，發揮親屬陪同促和作用，允許當事人近親屬作為陪同人全程參與調解，協助表達真實意愿，避免因溝通障礙導致理解偏差，既保障當事人權利，又依托親情紐帶促進矛盾化解。三是融情理于法理，體現司法關懷。指導法官和調解員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為切入點，分析了提供出生醫學證明是為了證明子女與父母的身份關系，涉及撫養、繼承等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問題，建議雙方從由誰撫養更有利于子女成長出發考慮撫養權問題，并強調父母之愛不因離異而減損，建議雙方定期通過視頻等方式探望子女，維系親情紐帶。經調解，胡某主動提供子女國外出生醫學證明及附加證明書，王某也從最有利于子女成長角度，同意子女由胡某繼續在國外撫養，雙方無共同財產需要分割，王某自愿承擔相應的撫養費。最終，雙方自愿離婚，并就撫養權歸屬、探望權行使、撫養費數額及支付問題達成一致。目前，撫養費支付已履行完畢。

【典型意義】

殘疾人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需要格外關心、格外關注的特殊困難群體。在糾紛化解中，聽力殘疾人易因溝通不暢、程序適應難等問題，影響合法權益的實現。本案中，浙江省文成縣人民法院依托最高人民法院與中國殘聯建立的殘疾人糾紛“總對總”在線訴調對接機制，立足聽力殘疾人特殊需求，構建“無障礙溝通、多元協同、權益兜底”解紛機制，妥善化解涉殘疾人跨國離婚糾紛。一是暢通服務通道，實現解紛無障礙。法院與殘聯密切協作，建立起涵蓋調解引導、溝通輔助、程序匹配的殘疾人無障礙服務機制。針對本案當事人均為聽力殘疾人的情況，通過調解員手語同步翻譯、法官逐條書面釋明、近親屬陪同參與等方式，安撫當事人情緒，消除溝通障礙，確保當事人完整、準確地理解自身權利義務與調解方案。二是多方協同發力，實質化解爭議。針對一方當事人身處國外且存在抵觸心理的情況，法院聯動村委會利用鄉土親情進行疏導，借助僑聯組織搭建海外聯絡橋梁，并邀請殘聯調解員發揮專業手語優勢，進行跨時差、多輪次的耐心溝通，成功促使境外當事人回國參與調解，為糾紛化解奠定堅實基礎。三是做實事心雙解，彰顯司法溫度。家事糾紛不僅涉及法律關系的處理，更關乎情感修復，本案中，指導法官與殘聯調解員始終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為出發點，注重將法律規定與家庭倫理、親情維系相結合，通過“情理法”交融，引導當事人從最有利于子女成長角度積極開展協商，合理處置子女撫養權問題，通過分期支付撫養費、定期視頻探視等方式修復親情，促使雙方在解開“法結”同時解開“心結”，實現了殘疾人特殊群體訴訟權利保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與家事糾紛實質化解的有機統一，做到案結事了人和，以司法護航“無聲的世界”。

案例八

綜治中心牽頭多部門化解民宿“噪聲擾鄰”糾紛

護鄰里安寧

——劉某與李某侵權責任糾紛調解案

【基本案情】

劉某與李某系上下樓鄰居。2025年5月起，李某將其位于某小區的住宅房屋改造為經營性民宿，委托民宿管理公司通過網絡平臺招攬游客入住。劉某居住在李某房屋正上方，因民宿游客活動頻繁、夜間噪聲不斷，且李某未對房屋采取任何隔音措施，導致劉某及其家人長期無法正常休息，身心健康受到嚴重影響。因多次與李某溝通未果，劉某遂向甘肅省敦煌市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中心尋求幫助。

【調解過程及結果】

綜治中心受理后，考慮本案系典型的因“住改商”引發的與噪聲污染、住宅安寧權相關的相鄰關系糾紛，案件事實清楚，焦點明確，且雙方為鄰里關系，具有調解基礎，故指派

入駐的人民調解委員會在甘肅省敦煌市人民法院指導下開展調解，并邀請文體廣電和旅游局參與，共同化解糾紛。一是夯實“根基”，明確責任邊界。調解員在法官指導下，緊扣民法典關于“住改商”需經利害關系業主一致同意的規定以及噪聲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同時結合本地文旅發展規劃中對居住安寧權的保護導向，向李某明確指出，其未經同意擅自改變房屋用途且未采取隔音措施等行為已對劉某的居住安寧構成侵害，促使李某認識其行為的違法性，為后續調解工作奠定堅實基礎。二是搭好“臺子”，聯動化解糾紛。調解過程中，文旅部門核實李某經營資質，并由綜治中心協調環保部門提供噪聲監測支持，為認定侵權行為的持續性、損害后果的嚴重性及因果關系，固定關鍵證據，夯實事實基礎。調解員及文旅部門工作人員分別與雙方溝通，一方面向李某釋明其行為的法律后果，引導其從經濟成本、鄰里和睦及區域文旅形象等方面權衡利弊；另一方面，在對劉某遭受的實際困擾表示理解的同時，聚焦其停止侵害、恢復寧靜的迫切訴求，引導其考慮解紛周期等因素，理性協商。在雙方情緒穩定、認知趨近后，組織雙方“面對面”調解。三是盤活“棋子”，實現權益平衡。協商過程中，調解員強調雙方作為長期鄰居，和睦相處與共同維護本地文旅氛圍是根本。文旅部門工作人員在履行期限方面提出建議，指出既要考慮劉某迫切恢復寧靜的需求，又要給予李某合理緩沖時間處理后續事宜，最終促使雙方達成“停止經營、恢復住宅、別無糾葛”的協議，李某自2025年9月26日起停止案涉房屋的經營性使用行為，恢復其住宅性質。

【典型意義】

本案系因住宅改為經營性民宿引發的噪聲污染侵權糾紛，反映了旅游城市新業態發展與居民居住權益之間引發的矛盾。本案的成功化解，體現了綜治中心統籌多部門聯動化解基層糾紛的綜合優勢與創新價值。一是綜治中心統籌協調，變“多條線”為“一股繩”。甘肅敦煌綜治中心發揮樞紐平臺作用，構建“一站式受理、一平臺調度、多部門協同”工作模式。通過“一站式受理”窗口接收當事人訴求后，依托信息化系統“一平臺調度”優勢，根據糾紛性質、屬地、緊急程度等因素，對受理糾紛進行智能研判與標簽化分類，自動匹配適宜的調解組織，涉及多部門的復雜糾紛則同步生成協同任務清單，通過平臺指令，精準調度法院、文旅部門、街道等相關單位參與，實現“多部門協同”處置。同時依托最高人民法院牽頭建立的“總對總”在線訴調對接機制，加強跨部門、跨地域、跨層級資源共享，實現信息互通、職能互補、行動同步，顯著提升解紛效率與整體合力。二是凝聚糾紛化解合力，變“單一管”為“多元治”。前端介入選派熟悉民法典物權編、社區情況的調解員先行調處，靈活運用“面對面”和“背對背”相結合的調解策略，搭建溝通平臺，聚焦核心矛盾，尋求利益平衡點；中端保障嵌入法院指導，在法官的專業指導下開展調解，法官現場提供法律意見，緊扣民法典中“住改商”條款，確保法律適用準確、程序正當；后端支撐由文旅部門同步核查經營資質，強化行業監管與政策引導、環保部門提供噪聲監測等技術支持，為事實認定提供科學依據。通過“法院指導+行政監管+專業調解”聯動機制，既增強了調解的權威性和可信度，也體現了法治思維與綜合治理的深度融合。三是聚焦群眾急難愁盼，變“粗放型”為“精細化”。本案中，面對“住改商”引發的鄰里沖突，調解員并未簡單提出“一關了之”的方案，而是精準定位糾紛背后交織的多元利益，在法院、文旅部門協同下，圍繞平衡新業態發展與民生權益保護，與雙方溝通協商。在糾紛化解后，綜治中心統籌法院、文旅部門開展專項普法行動，總結提煉成通俗易懂的普法案例廣泛推送，引導新業態健康發展，實現了權益救濟、鄰里修復與營商環境保護的多重目標。

案例九

巧用“六尺巷工作法”高效化解農村土地承包糾紛

——47戶村民與昌某土地承包經營權合同糾紛調解案

【基本案情】

2013年，昌某與朱某等47戶村民簽訂《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合同》，由昌某租用土地種植水稻、小麥等農作物，約定租期至2025年。后因昌某經營不善，2025年仍拖欠支付2023年至2024年的土地承包費。因擔心昌某不支付承包費先行撤場，部分村民表示若再不支付將阻止其收割小麥，導致雙方矛盾進一步激化。經協商無果，朱某等47戶村民訴至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調解過程及結果】

法院收到起訴材料后，考慮糾紛涉及村民較多、金額較大，且關系農作物及時收割，經征得當事人同意，委托駐院特邀調解員開展調解，并對接巢湖市人民調解委員會、巢湖市蘇灣鎮人民調解委員會，成立聯合調解小組。調解小組運用“六尺巷工作法”分步推進先行調解工作，促推田間地頭矛盾“化干戈為玉帛”。一是基層力量參與，夯實調解基礎。調解小組邀請村委會及在村民中具有較高威望的老支書全程參與調解，進一步充實調解力量。人民調解委員會發揮人熟、地熟優勢，聯合村委會與村民代表、昌某分別溝通，引導雙方合理、高效表達訴求。通過充分聽取各方意見，明晰雙方主要分歧為：村民認為昌某已拖欠兩年承包費，且合同期屆滿，一旦其順利收割小麥并退場，將更難主張承包費，且在拖欠承包費的情況下，無法考慮續租。昌某則認為，其承包涉案土地并在村中居住逾十年，僅近兩年因經營不善拖欠承包費，且仍想續租。二是充分釋法明理，厘清權責邊界。針對雙方主要分歧點，調解小組運用“六尺巷調解法”，通過“聽辨勸借讓和”的“六步走”流程，逐一釋法明理。第一，在“聽”取雙方分歧點后，“辨”晰案情、明辨是非。向昌某釋明合同義務、違約責任，闡明調解可降低解紛成本，且可避免影響農作物收割，更有利于協商續租的優勢；村委會也表明如昌某支付拖欠的承包費，會積極發揮基層自治組織作用，勸導村民與其續租。第二，“借”力“勸”導雙方理性對待。在村委會和老支書見證下，邀請法律援助律師參與，借助律師專業力量向村民闡明依法維權的重要性，并結合類案調解效果詳細闡明協商解決糾紛的優勢。之后，老支書從鄉情、鄰里關系及長期合作角度進行勸導，引導村民理解昌某面臨的經營困難；村委會則從現實利益角度向村民分析協商解決的必要性。通過多主體分析“勸”導，讓雙方當事人充分認識到自身權利義務，減少對抗情緒。雙方回歸理性，均同意各“讓”一步，為實現案結事了人“和”創造條件。三是引導互諒互讓，促推糾紛化解。在調解小組引導下，雙方充分表達意見，對立情緒明顯緩和，并對法律規定及現實利益形成較為理性認識。調解小組適時組織雙方“面對面”協商、“背對背”溝通，村民表示理解昌某的經營困難，不再阻撓昌某收割小麥，也愿意給昌某一定期限籌集資金；昌某則承諾將克服困難，限期支付拖欠的承包費。雙方在互諒互讓基礎上達成共識，共同商定調解方案：村民不阻撓昌某收割小麥，昌某限期支付承包費。調解協議簽訂后，昌某全額支付拖欠的承包費，本案糾紛得以實質性化解。

【典型意義】

本案系農民出租土地后因承租方拖欠租金引發的糾紛，涉及人數較多，且涉及農作物及時收割，對糾紛化解時效性要求較強，如通過審理方式解決，可能因解紛周期較長，錯失農作物收割關鍵窗口期，導致承租方收成減少，雙方權益受損。本案中，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把握涉農糾紛特點，充分運用“六尺巷工作法”，通過調解方式促使47戶村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合同糾紛盡早、實質化解，以高效解紛護航農業生產，助力鄉村和諧穩定與發展活力。一是運用禮讓文化，賦能糾紛化解。人民法院將法治精神與傳統文化相結合，將六尺巷典故蘊含的“禮讓和諧、互利共贏”精神注入糾紛化解全過程，找到雙方的利益平衡點，運用“以和為貴、主動退讓”傳統文化智慧引導當事人換位思考，快速消解對立情緒，有效提升調解的認同感與成功率。二是發揮“群眾說事”優勢，增強解紛效果。找準“六尺巷工作法”與當前糾紛化解的結合點，即將“禮讓為先、協商共治”的文化內核轉化為矛盾調處的具體路徑，通過搭建“法院指導、人民調解參與、群眾自治”協商平臺，推動糾紛就地化解。針對糾紛主體涉及村集體和農戶的實際情況，邀請村委會、鄉賢五老等基層力量深度參與調解，充分發揮基層力量熟民情、知民意的優勢，通過“傾聽訴求—辨明是非—勸解疏導—借古喻今—互諒互讓—握手言和”，促推“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三是法理情融合實質解紛，助力鄉村和諧穩定。本案堅持“法理定底線、情理促和諧”融合原則，通過情感疏導與依法調解相結合，提出既用法律規范明確權利義務邊界，又以善良風俗和人情倫理化解心結的解紛方案，推動糾紛雙方從“爭對錯”轉向“謀共贏”。同時，通過源頭排查、跟蹤回訪的長效機制，讓傳統治理智慧與現代多元解紛機制同頻共振，最終不僅高效化解涉農糾紛，讓承租方及時收割，保住了收成，維護鄉村和諧穩定，更盤活集體土地資源、提升土地集約利用效能，為農業經營主體和諧共贏筑牢根基。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新聞局

編輯：陶羽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