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A，斬向女性的斬殺線

「斬殺線」終是圖窮匕見，露出它的獠牙。

斬來斬去，沒有斬到一個美國人，倒是斬向了女性——女留學生群體與陪讀母親。牢A對她們造的極其惡毒的黃謠在全網通行無忌地傳播。

可以想見，女性歸國群體在未來的很多年，將會遭受身邊男性怎樣的眼光與污名。

細想一下，這樣的黃謠并不出人意料，無非是牢A們在迎合其受眾群體——那大概是一些不太有機會出國的底層，圍著女留學生上演厭女狂歡，在阿Q式的廉價快感里，淪為牢A收割流量的工具。只好哀其不幸，或是怒其所爭方向的南轅北轍。

在這里，幾千年素來如此，無論是征服、衰敗或亡國，都會落腳到對女性的暴力與污名。如今，所有的“贏學”最后都必然架著女人羞辱一番，方能顯示他們的“男子氣概”。

在父權制眼中，女留學生遠赴海外的選擇，是一種“出走”，被預設為脫離依附與規訓的“背離”。造謠話術的核心，是用貞潔枷鎖與蕩婦羞辱，否定女性自主掌控人生的權利：你若走出既定軌道，你若脫離傳統規訓，就要承受無底線的道德污名。

但看似堅不可摧的父權制，其實是內里空虛、違背常理的泡沫，它從不敢自己現身作惡——家庭、道德、傳統、孝道、秩序皆是它的偽裝。

而這一次，它躲在極端民族主義的背后，披著“愛國”的外衣作惡。

這并不奇怪，父權制與極端民族主義本來就是深度綁定、互為支撐的共同體，共享一套同構的壓迫邏輯。

極端民族主義從來是父權的遮羞布，那些無法接受女性脫離掌控的恐懼，搖身變成“守護民族顏面”的正當訴求；那些對女性的物化與貶低，包裝成“警醒大眾”的正義之舉；民族情緒被濫用為工具，將女性的身體與選擇，強行綁定在“國格”的框架里。

就像過往無數次類似事件，只要給對女性的攻擊披上“愛國”“有辱國格”的外衣，惡意便有了合理的出口。父權要禁錮女性的腳步，極端民族情緒便幫忙劃定“正確”的邊界；父權要否定女性的價值，極端民族情緒便將其定義為“背離群體”的異類，二者一唱一和，讓壓迫變得名正言順。

更可怕的是，披著“愛國”外衣的辱女言論，從不會被審判為“煽動性別對立”。

“入贅事件”與“和順事件”被標定為“煽動性別對立”，而牢A的言論，不折不扣在煽動對立，竟然暢行無阻，在互聯網上病毒式地傳播。

我們不禁要問，到底什么是他們理解的“煽動性別對立”？為什么所有“煽動對立”的帽子，都只扣在了女性頭上？而真正煽動對立的牢A，卻被譽為“當代孔子”。

顯然，在當前輿論環境中，“對立”的定義存在著一個父權設下的陷阱。

假設在一個村子里，女性不能上桌吃飯，而她們又根本不知道上桌吃飯是自己的權利，那么這時的村子，看似沒有對立，這是二大爺們至今懷念的完美烏托邦。

但某天，一個人站出來說，上桌是人人應有的權利，不僅女性有，男性長工與男性奴才也有。這時，二大爺們必然指責Ta破壞了原有的“其樂融融”的秩序，煽動了對立。

Ta真的煽動了對立嗎？

看似“對立”的背后，其實是弱勢者在爭取應得的權利，而上位者在拼命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于是，爭取權益的一方被污名為“對立”，而另一方以“避免對立”之名，避免權利的讓渡。

這根本不是對立，而是向上的爭取。

那么，誰在煽動對立呢？

這時的二大爺們，必然用道德倫理三綱五常的武器，來污名想上桌的女性，正如牢A們不遺余力地把臟水潑向可以出走的女留學生。

這樣的污名，才是真正在煽動對立。

而那些揭穿牢A們“偽愛國，真辱女”的人們，才是真正在避免對立，真正在愛國——不只是愛一個抽象的概念，更是愛這個國家所有具體的人。

當女性的正當爭取總是被扣上“煽動對立”的帽子時，我們不應該只是被動地辯解，而是要主動拿回“到底誰在煽動對立”的話語權。

所以，我們應當勇敢大聲地喊出：

牢A，你在煽動性別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