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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對華人的排斥可以追溯到荷蘭殖民時期。1740年,在巴達維亞發生紅溪慘案,荷蘭當局散布華人叛亂謠言,煽動當地居民和士兵參與屠殺。結果約一萬華人喪生,房屋被焚毀,幸存者被迫逃亡或隱藏。這場事件加深了土著對華人的敵意,荷蘭隨后將華人隔離在指定區域,并征收高額稅費。華人社區從此陷入貧困,社會地位低下,無法自由活動。這種殖民策略利用華人作為中間商,進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
二戰后,印尼獨立戰爭中華人又成受害者。1946年在丹格朗,土著武裝指責華人支持荷蘭,進行搶掠和殺戮,至少數百華人遇害。社區被迫遷往城市邊緣。1947年,馬朗地區類似暴力爆發,華人商店被焚燒,數十人死亡。領袖被綁架,幸存者攜帶少量財物逃離。這些事件源于華人被視為殖民殘余,獨立派借此發泄不滿。華人財產損失巨大,生活陷入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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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后,1959年政府頒布第十號總統令,禁止華人在鄉村從事零售貿易。約四十萬華人被迫關閉商店,遷往城市。遷移途中常遭搶劫,抵達后就業困難,許多人貧困潦倒。政策還擴展到教育,華人學校關閉,上萬兒童失學。這項法令旨在限制華人經濟影響力,但實際加劇了他們的邊緣化。華人社區經濟基礎被削弱,社會融入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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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在萬隆,反華情緒引發搶掠,數百華人受傷,財產損毀。警察反應遲緩,暴徒多未受罰。1973年萬隆再次發生砸毀華人車輛和住宅的事件,造成多人死亡。華人被迫加強內部防護,減少外出。這些零星暴力反映了經濟競爭的緊張,土著視華人壟斷貿易。冷戰背景下,華人忠誠度受疑,排斥升級。
1965年9月30日事件后,蘇哈托上臺,1965至1966年進行反共清剿。華人因經濟地位和部分政治背景被針對,軍隊和民兵搜捕,許多人被關押或處決。約五十萬人喪生,包括大量華人。幸存者被迫改印尼姓名,放棄傳統習俗,節日只能私下慶祝。華人護照被沒收,出行受限。這段時期華人社區孤立,生活低調以避風險。
1967年印尼與中國斷交,加劇華人隔離。政府監控華人活動,要求證明忠誠。企業面臨額外稅費,財產部分被征用。社區互助轉為地下化,應對日常歧視。子女教育機會減少,許多家庭選擇隱忍。1980年,中爪哇和東爪哇爆發反華浪潮,華人商店、銀行和房屋成目標,暴力持續數日。這反映了社會不穩時華人常被當替罪羊。
1998年5月,亞洲金融危機引發暴亂,在雅加達、棉蘭和梭羅等地爆發。暴徒焚燒華人房屋和商店,約一千兩百人死亡,多為華人。另有一百五十名華人婦女遭性侵。警察多袖手旁觀,軍方涉嫌縱容。事件持續幾天,導致二十萬華人外流。但多數選擇留守。這場暴行源于經濟不滿,轉嫁到華人身上。
印尼排斥華人的根源在于經濟差距。華人從17世紀遷入,從事貿易和農業,積累財富,控制零售和制造業部分。土著視之為競爭對手,指責壟斷資源。殖民時荷蘭用華人管理貿易,加深怨恨。獨立后,政府將通脹、失業等問題歸咎華人,華人成政治替罪羊。冷戰期,華人被標簽為外來者,忠誠受疑。這種結構性矛盾持續引發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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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原因是經濟機會。印尼市場潛力大,華人掌握金融和制造業技能,能抓住增長點。盡管歧視存在,華人控制約70%私營經濟,這讓他們在危機中快速恢復。商會提供重建支持,組織培訓適應法規。許多人投資教育,子女雙語學習,提升競爭力。留守反映了對未來的評估,改革后環境改善,機會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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