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武漢理工畢業生承認借保安身份引流？

2026年初，一則關于“武漢理工畢業生承認借保安身份引流”的新聞在網絡上迅速發酵，引發公眾廣泛關注與激烈討論。事件的主角是一名畢業于武漢理工大學的年輕人，在畢業后并未立即找到理想工作，轉而應聘成為某高校或寫字樓的保安。然而，他并未滿足于這份臨時性崗位，而是利用“名校畢業生當保安”這一反差極大的人設，在短視頻平臺和社交媒體上進行內容創作，通過講述自己的“保安日常”吸引大量粉絲關注，并借此實現流量變現。隨著其賬號熱度不斷攀升，部分網友開始質疑其真實性，認為他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普通保安，而是在刻意營造“落魄高材生”的悲情敘事以博取眼球。面對輿論壓力，該畢業生最終公開承認自己確實有意利用“保安”身份進行引流，并非完全出于生活所迫，而是將此作為一種內容策略。這一坦白迅速引爆網絡，有人指責其欺騙公眾、消費同情，也有人表示理解，認為在就業壓力巨大的當下，年輕人嘗試各種方式謀生無可厚非。整個事件不僅暴露了當前青年就業困境、社交媒體內容生態的扭曲邏輯，也折射出社會對學歷、職業、成功標準等多重價值判斷的深層矛盾。

事情的起因可以追溯到2025年下半年。當時，該名武漢理工大學畢業生（以下簡稱“當事人”）在畢業之后面臨嚴峻的就業形勢。作為一所“雙一流”高校的工科畢業生，他原本期望進入大型企業或技術崗位，但投遞數十份簡歷后均未獲得理想回應。在家庭經濟壓力和自身焦慮情緒的雙重作用下，他選擇先找一份過渡性工作維持生計，于是應聘成為某高校附屬區域的一名保安。這份工作雖然薪資不高、社會地位有限，但勝在穩定、時間相對規律，且能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起初，他只是將保安工作視為暫時的落腳點，并未打算長期從事。然而，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他拍攝了一段“985/211畢業生當保安是什么體驗”的短視頻上傳至某社交平臺，沒想到意外獲得數萬點贊和大量評論。視頻中，他穿著保安制服，站在崗亭前，語氣平靜地講述自己從重點大學到保安崗位的心路歷程，既沒有抱怨命運不公，也沒有刻意賣慘，反而流露出一種“接受現實、腳踏實地”的態度。這種反差感迅速擊中了廣大網民的情緒痛點——一方面是對“學歷貶值”的集體焦慮，另一方面是對“平凡奮斗者”的共情。

隨著視頻走紅，他的賬號粉絲數迅速增長，從幾千飆升至數十萬。他開始有意識地圍繞“保安+名校畢業生”這一核心人設進行內容策劃：發布執勤日常、分享讀書心得、對比校園與崗亭的生活差異、甚至偶爾穿插一些哲學思考或社會觀察。這些內容看似真實、質樸，實則經過精心編排，旨在強化“高學歷低就”的戲劇張力。他逐漸從被動記錄轉向主動運營，不僅接廣告、開直播打賞，還推出付費課程、電子書等衍生產品，收入遠超其保安工資。在此過程中，他從未明確否認自己是“全職保安”，也未澄清是否仍在崗亭值勤，而是讓觀眾自行想象其處境。這種模糊處理進一步加深了公眾對其“底層逆襲”形象的認同。然而，隨著影響力的擴大，質疑聲也隨之而來。有網友扒出他曾在多個場合穿著高檔服飾、使用高端設備拍攝視頻，甚至被拍到出入高檔場所；還有人指出其視頻中的“崗亭”布景疑似搭建，執勤時間與實際排班不符。更關鍵的是，有知情人士透露，他早已不再全天候上班，而是將保安工作“掛名化”，主要精力放在內容創作上。這些線索逐漸拼湊出一個與公眾認知截然不同的真相：他并非被迫淪為保安，而是主動選擇以保安身份為“流量密碼”，進行一場精心設計的營銷行為。

面對愈演愈烈的質疑，當事人最終在2026年1月初發布長文回應。他在文中承認，自己確實利用了“保安”身份進行內容引流，但強調初衷并非欺騙，而是希望借助這一身份打破社會對職業的刻板印象，傳遞“任何工作都值得尊重”的價值觀。他解釋稱，自己最初確實是全職保安，但在賬號走紅后，與單位協商調整了工作時間，以便兼顧內容創作。他承認部分內容存在“藝術加工”，但堅稱核心經歷真實，并非憑空捏造。他還表示，流量帶來的收入讓他得以緩解經濟壓力，也為未來創業積累資本，希望公眾能給予年輕人更多試錯空間。這篇回應并未平息爭議，反而激化了輿論兩極分化。支持者認為，在就業寒冬中，年輕人用合法手段謀生并無過錯，甚至值得鼓勵；反對者則批評其消費公眾善意，將“苦難敘事”商品化，是對真正底層勞動者的不尊重。更有媒體指出，此類“扮窮賣慘”式的內容正在成為短視頻平臺的流量模板，從“北大屠夫”到“清華保潔”，再到如今的“武理保安”，背后是一套高度同質化的流量收割機制，其本質是以犧牲社會信任為代價換取短期利益。

深入剖析這一事件，我們可以發現其背后交織著多重社會結構性問題。首先是高等教育擴張與就業市場錯配的矛盾。近年來，中國高校畢業生人數屢創新高，2025年已達1200萬人以上，而經濟增長放緩、產業結構調整導致優質崗位供給不足，大量高學歷人才被迫“向下兼容”。武漢理工大學雖非清北復交，但在全國范圍內仍屬重點高校，其畢業生尚且難以找到對口工作，遑論普通院校學生。這種“學歷通脹”現象使得“大學生送外賣”“碩士生做家政”等新聞頻現，公眾對此既感震驚又逐漸麻木。當事人正是抓住了這一集體焦慮，將其轉化為內容素材。其次是社交媒體算法邏輯對內容生產的異化。在流量為王的機制下，極端反差、悲情敘事、身份顛覆等元素最容易觸發用戶情緒，從而獲得推薦權重。平臺算法偏好“沖突性”內容，導致創作者不得不放大甚至虛構矛盾以博取關注。當事人并非個例，類似“人設造假”事件在網紅圈屢見不鮮，如“抗癌博主”實為健康人、“農村寶媽”實為城市白領等。這種生態催生了一種“表演式生存”——人們不再真實生活，而是為鏡頭生活，為數據生活。再次是社會對職業價值的認知偏差。盡管官方一直倡導“職業平等”，但現實中，“白領優于藍領”“腦力高于體力”的觀念根深蒂固。當一名重點大學畢業生去做保安，天然具有新聞價值，因為它挑戰了既有的社會分層預期。然而，這種關注本身恰恰暴露了職業歧視的存在——如果保安本身被視為體面、值得尊重的職業，那么“大學生當保安”就不會成為話題。當事人的行為，某種程度上是在利用這種偏見來獲利，而非真正推動職業平等。

從個人層面看，當事人的選擇既有無奈也有算計。在就業無門的情況下，他沒有躺平，而是積極尋找出路，這種主動性值得肯定。利用自身經歷進行內容創作，本無可厚非，許多成功的自媒體人都是從記錄生活起步。問題在于，他模糊了“真實記錄”與“角色扮演”的邊界，將臨時身份固化為營銷標簽，甚至可能誤導觀眾對其實際處境的判斷。更值得警惕的是，他將“保安”這一需要責任感和專業性的崗位，簡化為一個符號、一個道具，這不僅對真正堅守崗位的保安人員不公平，也可能削弱公眾對基層職業的尊重。試想，如果觀眾得知所謂“感人故事”只是劇本，他們是否會因此對所有類似敘事產生懷疑？這種信任損耗是難以估量的。此外，他的行為也反映出部分年輕人在面對困境時的價值迷失——當傳統路徑受阻，是否可以不擇手段追求成功？流量經濟是否提供了道德豁免權？這些問題值得深思。

該事件給社會帶來的啟發是多維度的。首先，對個體而言，誠信始終是立身之本。無論環境多么艱難，都不應以犧牲真實性和道德底線為代價換取短期利益。內容創作可以有藝術加工，但不能脫離事實基礎；可以突出個人特色，但不能虛構核心身份。真正的影響力應建立在真誠與價值之上，而非欺騙與操縱。其次，對平臺而言，亟需優化算法機制，減少對“獵奇”“悲情”內容的過度推薦，鼓勵真實、多元、建設性的表達。同時應加強內容審核，對明顯人設造假的行為予以警示或處罰，維護社區生態的健康。再次，對教育系統而言，應加強職業生涯規劃教育，幫助學生建立合理的就業預期，培養適應多元崗位的能力，而非一味追求“高大上”的職位。高校也應與企業、政府合作，拓寬畢業生就業渠道，緩解結構性失業壓力。最后，對社會整體而言，必須真正踐行“職業平等”理念。保安、保潔、快遞員等基層勞動者同樣是社會運轉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他們的價值不應因其學歷高低而被重新定義。只有當“大學生當保安”不再成為新聞，我們的社會才真正實現了對勞動的尊重。

面向未來，如何避免類似事件重演？關鍵在于構建更加包容、理性、健康的公共話語環境。一方面，年輕人需要樹立正確的成功觀——成功不是流量、不是粉絲數，而是能否在所處位置上創造真實價值。即使暫時從事非理想工作，也應保持專業精神，而非將其工具化。另一方面，公眾應提升媒介素養，對網絡內容保持批判性思維，不輕易被情緒化敘事裹挾。看到“名校畢業生干體力活”的故事時，不妨多問一句：這是真實經歷，還是精心包裝的表演？平臺則應承擔起社會責任，建立更透明的內容標識制度，例如要求創作者注明“劇情演繹”“角色扮演”等標簽，避免誤導觀眾。政府和社會組織也可探索設立青年就業支持基金、技能轉型培訓項目等，為處于過渡期的年輕人提供更多實質性幫助，而非僅停留在輿論同情層面。

回望整個事件，它既是一個個體在時代夾縫中的掙扎縮影，也是數字時代內容生產倫理的一次集中暴露。我們不應簡單地將當事人妖魔化，也不應盲目為其辯護，而應從中看到系統性問題的存在，并推動制度與觀念的雙重變革。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每個人都可能面臨身份的轉換與價值的重構。重要的是，無論身處何種境地，都應守住真實與尊嚴的底線。流量或許能帶來短暫的光環，但唯有真誠與責任，才能贏得長久的尊重。武漢理工畢業生的“保安引流”事件終將淡出公眾視野，但它所提出的問題——關于就業、關于誠信、關于職業尊嚴、關于數字時代的自我呈現——將持續拷問我們每一個人。未來，當更多年輕人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愿他們不必靠“扮演底層”來獲取關注，而能在真實的崗位上，以真實的自己，贏得真實的掌聲。社會也應努力創造這樣的環境：讓每一份勞動都被看見，讓每一個選擇都被尊重，讓每一次努力都有回響。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走出“人設依賴”的怪圈，回歸真實生活的本真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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