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級會場,一個熟悉的場景反復上演:官員手持講稿,以平穩的語調念著“穩中求進”“深化認識”等詞匯。聽眾正襟危坐,卻眼神游離。這已不僅是個人表達能力的缺失,而是一個文化系統的深層病癥。讀稿與空話套話的共生關系,揭示了中國社會運行中一套精密而頑固的體制邏輯、文化基因與現實困境。
體制制造了這種語言的安全感。在高度集權的科層體系中,每一級官員都如同精密儀器中的齒輪,首要職責不是創造性地解決問題,而是準確地傳達和執行。講稿的層層審核制度,本質上是一種“責任稀釋”機制——每增加一個審核環節,個人風險就降低一分。最終呈現的文本,必然是經過最大公約數過濾后的產物,剔除了所有可能的爭議點,只留下最安全、最正確的表述。這是一種制度理性:在“言多必失”的逆向激勵下,空洞成為最理性的選擇。當創新可能帶來風險,而守成總能獲得安全時,系統自然篩選出了最擅長使用“正確廢話”的生存者。
文化則為這種體制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中國文化中對“權威文本”的尊崇源遠流長,從“述而不作”的儒家傳統到“紅頭文件”的現代形式,文本的固定性往往被視為嚴肅性和權威性的象征。這種文化心理與體制需求不謀而合,將“照本宣科”升華為一種政治儀式。在這一儀式中,重要的不是信息傳遞的效率,而是姿態的正確性——它象征著對組織的服從、對程序的尊重、對秩序的維護。于是,會場變成了劇場,溝通異化為表演,所有人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心照不宣地維持著這場沒有意外的演出。
現實困境則使這種模式陷入惡性循環。一方面,社會矛盾日益復雜多元,公眾對透明、高效溝通的需求空前強烈;另一方面,體制卻愈發依賴這種高度可控的溝通方式來維持穩定表象。其結果是溝通的雙重失效:對內,空話套話無法真正統一思想,只能制造表面的和諧,掩蓋實際的分歧;對外,它嚴重侵蝕政府公信力,使公眾產生普遍的“語言疲勞”甚至逆反心理。更深遠的影響在于,長期浸淫于此系統的官員,其直面真問題、進行創造性思考的能力會逐漸退化,最終形成一種“體制性失語”——離開講稿,便不知如何說話;面對質疑,只能用更大的聲音重復同樣的套話。
然而,將一切歸咎于個人是膚淺的。真正需要審視的是產生這種語言的生態系統。當一份大膽直言、直指矛盾的報告可能讓起草者前途盡毀,而一份四平八穩、毫無信息的講稿卻能保證仕途順暢時,理性人自然會做出選擇。這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激勵問題。
改變的曙光或許在于現實壓力的倒逼。隨著社會治理復雜度提升,特別是突發事件頻發,純粹的空話套話已無法應對危機。疫情初期信息發布與后期防控溝通的差異,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系統在壓力下的有限調適——當“正確”讓位于“有效”,語言也會被迫走向具體。新媒體時代的公眾監督,也在從外部擠壓著空洞話語的生存空間。
但根本性變革,仍需要從激勵機制的重構開始。只有當“說真話、辦實事”的風險低于“說空話、走過場”的風險時,語言的質地才可能真正改變。這需要建立更寬容試錯的環境,更科學的問責機制,以及更開放的公共討論空間。否則,無論技術如何進步,形式如何創新,我們都只能在不同的舞臺上,聆聽同一曲空洞的回音。
語言的背后是思想,思想的背后是制度。當我們哀嘆講稿空洞時,我們真正期待的,是一個能夠容納真話、獎勵實干、敬畏真實世界的治理體系。那一天或許遙遠,但每一個對空洞話語不再忍耐的瞬間,都是推動改變的微小力量。畢竟,再精致的空話,也建不起一座通往未來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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