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的移交時刻：權力退后，秩序能否向前

文︱陸棄

加沙的夜晚，很少與“治理權交接”這樣的詞匯聯系在一起。更多時候，它被炮火、封鎖、停電和傷亡數字所占據。正因如此，哈馬斯發言人卡西姆在1月29日晚拋出的這份書面聲明，顯得格外突兀，也格外沉重——治理權交接已完全準備就緒，只待技術官僚委員會抵達，加沙將進入一個新的管理階段。

這不是一份簡單的行政通告，而是一次對外釋放的政治信號。哈馬斯明確表示，所有行政和管理機構已經完成文件移交準備，交接將以“全面、透明、專業”的方式推進，并主動邀請加沙內部各方以及國際組織全程監督。對一個長期處于戰爭、封鎖與高度政治化環境中的地區而言，這樣的措辭本身就具有象征意義。

治理權的交接，從來不是一紙文件可以完成的動作。尤其是在加沙，這片土地早已被多重力量反復塑形。哈馬斯自2007年掌控加沙以來，既是政治力量，也是事實上的治理者。如今提出將日常治理事務交由一個技術官僚委員會負責，意味著權力結構正在發生一次微妙但重要的調整。

技術官僚委員會的構成并非臨時拼湊。由前巴勒斯坦高級官員阿里·阿卜杜勒哈米德·沙阿斯領導，15名成員覆蓋衛生、教育、地方政府、司法和公共服務等關鍵領域。這些領域并不涉及意識形態，也不直接觸碰軍事議題，卻決定著加沙居民能否獲得基本生活保障。水、電、學校、醫院、法院，這些看似平常的系統，在加沙卻長期處于超負荷運轉的邊緣。

哈馬斯在聲明中強調，這是其對巴勒斯坦人民承諾的體現。這種表述，顯然不僅面向內部民眾，也指向外部世界。長期以來，國際社會在討論加沙治理問題時，常常陷入一個結構性困境：誰來管、如何管、在什么政治前提下管。技術官僚委員會的出現，試圖在政治對立之外，搭建一個以“功能治理”為核心的框架。

這一動作的時點，耐人尋味。加沙經歷了持續的軍事沖突和人道危機，基礎設施破壞嚴重，社會承壓接近極限。在這樣的背景下，繼續以高度政治化的方式管理公共事務，成本正在急劇上升。將部分治理職能交由技術官僚，不僅是管理層面的選擇，也是一種現實壓力下的制度調適。

值得注意的是，哈馬斯并未宣布退出加沙，而是選擇“退后一步”。這一步并不等同于權力真空，而是將日常行政事務與政治、軍事角色進行區分。對外界而言，這種區分或許仍然模糊，但在加沙內部，它可能帶來一種不同的運轉邏輯：公共服務不再完全被卷入政治對抗的漩渦。

監督機制的邀請同樣值得細讀。哈馬斯主動提出接受加沙內部各方以及國際組織的監督，釋放出一種罕見的開放姿態。這既是對透明性的強調，也是在為技術官僚委員會爭取外部信任。對任何潛在的援助方和國際機構來說，治理結構的可監督性，是參與重建和援助的前提條件之一。

技術官僚并非新概念，在沖突地區更是常被視為一種“緩沖機制”。它不解決所有政治分歧，卻試圖讓社會最低限度地運轉下去。在巴勒斯坦內部政治長期分裂的現實下，這樣的機制既脆弱又必要。脆弱在于，它隨時可能被新的沖突打斷；必要在于，沒有它，日常生活將徹底失序。

加沙的特殊性在于，治理問題從未只是內部事務。邊界、通行、物資流動、能源供應，幾乎每一個治理環節都與外部環境緊密相連。技術官僚委員會即便接手全部行政職能，也無法獨立解決封鎖和安全環境帶來的結構性限制。這意味著，它的成效不僅取決于內部管理能力，也取決于外部條件是否發生松動。

哈馬斯在聲明中強調“全面、透明、專業”，這些詞匯指向的并不是政治合法性，而是治理合法性。在長期沖突中，政治合法性往往陷入僵局，而治理合法性則更多來自實際效果。能否恢復學校運轉，能否穩定醫療系統，能否讓地方政府重新發揮功能，這些都將成為技術官僚委員會面臨的直接考驗。

這一交接，也為巴勒斯坦內部政治關系提供了新的觀察窗口。技術官僚委員會的領導層背景，與巴勒斯坦傳統行政體系存在延續性，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內部摩擦的風險。它并不宣稱重塑政治格局，卻在事實上重構了治理層級的分工。

對外界而言，這一進展很難被簡單歸類為“突破”或“轉折”。它更像是一種在極端環境下的務實選擇。加沙需要一個能夠運轉的行政體系，這一點幾乎不存在分歧。爭議在于，誰來賦予它空間，誰來承認它的角色，誰又愿意在現實層面與之打交道。

治理權交接的真正意義，或許并不在于哈馬斯是否“放權”，而在于加沙是否獲得了一次讓秩序重新站穩腳跟的機會。在廢墟與封鎖之間，任何關于管理、交接、監督的嘗試，都顯得微小，卻也格外沉重。

程序即將啟動，文件已經整理完畢，技術官僚委員會正在路上。加沙的未來依然充滿不確定性，但在這一刻，權力選擇后退一步，讓治理走到前臺。這一步不一定通向穩定，卻為加沙打開了一道并不常見的縫隙，讓秩序有機會重新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