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疼了才知道哭，立陶宛被中國冷落三年，終于撐不住服軟求饒了

立陶宛這次是真的吃不消了，與中國關系僵持了三年，出口掉了大概九成左右，產業一層層垮掉了。

到今天為止，維爾紐斯開始改口，表示要修復同中國的外交關系，想把外交層級拉回到大使館級別，不多，但是味道很明白，并不是“想通了”，而是“撐不住了”。

2021年之后，立陶宛對中國的態度就大變樣了，首先退出了中國和中東歐國家之間的“17+1”合作機制，把經貿合作的大門先關了一半。

沒過多久又批準了臺灣在維爾紐斯設立代表處，中國隨即把兩國的關系降到代辦級別，大使互相撤回，兩國關系處于較低水平。

外交降級只是表面，真正受傷的是生意，2021年底之后，立陶宛對中國的出口量一路走低，對于一個市場規模小、靠外貿活著的國家而言，這樣的下跌不是“丟人”，而是“沒法活”。

出口通道被堵住之后，農場主就只能在本地低價賣掉，農產品利潤很低，一旦價格下跌，就等于白忙活了一年，農業一減少，飼料、運輸、加工都跟著受影響，鄉村收入也就降低了。

立陶宛最不舍得的就是激光產業，它是立陶宛的“王牌”，技術過硬，曾經的出口也很好。

但是到2022年的時候，對華出口只剩下四千多萬歐元左右，訂單明顯稀少了。

企業轉向歐盟市場后發現那邊的競爭更加激烈，價格更加內卷，利潤也回不來了，訂單不夠，產線空著，研發經費又緊張，就這樣慢慢變成“越拖越弱”。

物流港口的情況也不好，克萊佩達港本來就是立陶宛的一個重要港口，貨物少了，港口就冷清了，貿易量曾經減少了28%左右，中歐班列的路線也開始避開了。

港口生意不是一天能做成的，一旦被取代，要想把貨流拉回來就很難了。

這幾條線加起來之后，立陶宛對企業施加的壓力就蔓延到了整個社會。

立陶宛當然不會獨自承擔，它很快便找到了盟友來幫忙，美國曾在2022年承諾出口貸款大約6億歐元，立陶宛代表團還去了華盛頓簽訂協議。

最后實際到手的只有大約900萬歐元，遠遠不夠填補窟窿，錢不是沒有意義的，但是只能起到止痛片的作用，并不能起到補血的作用。

立陶宛現在就處于一種兩難的境地之中，得罪了中國，卻沒有得到相應的經濟補償。

歐盟選擇了走規則的道路，2022年1月27日，歐盟向WTO提起對中國的一項爭端，歐盟的說法很重要，受影響的不僅僅是立陶宛的商品，還包括含有立陶宛成分的歐盟產品。

換句話說，立陶宛雖然很小，但是在歐盟供應鏈中卻是零件、是環節，出現問題就會牽連到其他企業。

這個細節一出，大家就明白了，歐盟站出來，并不是為立陶宛仗義執言，而是為了自身供應鏈。但是WTO案子進展緩慢，程序漫長，企業等不及，案子時斷時續地進行著，立陶宛的損失也成了既定事實。

耐人尋味的是，2025年11月28日歐盟向WTO報告說“主要目標已達成，有關貿易也已恢復”，便停止了DS610的推行。

雖然看起來像是打贏了，但是對立陶宛的企業而言，并不一定算得上是好消息。

2022年立陶宛在臺北設立了立陶宛代表處，這就把雙方的互動變成了制度，立陶宛想要回頭也很難，因為回頭不是簡單的改口，而是要面對國內政治敘事的反彈，可不回頭，經濟賬單一張張堆上來，進退兩難。

同一年，路透還披露出一個敏感點，即立陶宛內部曾討論過是否要讓臺灣方面修改代表處名稱，但是臺灣方面表示并沒有收到正式的更名請求。

這里面就很有意思了，立陶宛想留點余地，但是不敢明說；臺灣也不愿意承擔“被改名”的信號，雙方都不直接點破，那么風險就會一直存在，外交的空間也就變得狹窄了。

到2024年的時候，立陶宛國內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改變，議會選舉之后，新政府上臺，總理公開表示前政府對臺決定是外交失誤，并且明確表示要修復同中國的關系，恢復大使級外交。

但是修復并不等于成交，立陶宛把對華表述往“務實合作”方面拉，同時也想弱化把中國當成安全威脅的標簽。

但是最核心的不同之處沒有變：代表處名稱不改，政策不作決定性的改動。

中國的立場也很明確，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看的是行為，不是表情。

但是說得再好，最終還是繞不開那個門檻，立陶宛想讓關系回暖又想成本最小化，這兩點很難同時實現。

所以今天立陶宛就像站在臺階邊上，三年冷落換來的是產業縮水、港口降溫、訂單減少、生活成本上升。

這就是小國在大國博弈中通常的下場，姿態可以很高，代價一定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