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一文讀懂印度電影的全球化之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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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妮迪·巴爾·辛格 張文娟

本期編輯|鄧徐勤偉

本期審核|單敏敏 江怡

編者按

印度電影是如何從平衡文化身份構建與殖民創傷的關系，到開發海外僑民消費市場，到打造全球化故事產品，再到塑造全球化的電影品牌的？本文將與您繼續探索印度電影的發展之旅，并解讀印度電影的全球化密碼。我們在《印度電影全球化的路徑與密碼（上）》中已經介紹了以下內容：印度電影是如何誕生的；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的轉型中，為什么歌舞成了印度電影的文化符號；印度電影的情感表達和故事敘事如何在冷戰時代成為東西方都受歡迎的電影；在七、八十年代的政治動蕩與整合中，印度電影如何回應和表達社會訴求，并探索出成功商業模式的。在本文中，我們主要介紹其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到現在的發展，介紹印度電影在經濟改革開放后和全球化時代探尋全球化品牌定位的歷程。 南亞研究通訊特此轉載本文，供各位讀者參考。

“寶萊塢”。圖源：Cutural India

一、奠定印度電影的全球商業化模式：

跨世紀的二十年

隨著上世紀九十年代經濟自由化改革以及海外僑民觀眾的鞏固，印度電影從小眾僑民消費，發展成為海外更主流的文化和經濟存在，重新塑造了其全球商業模式和國際影響力。

印度的經濟轉型也為外國投資、新技術和消費品打開了大門，催生了一個新的富裕城市中產階層。他們的消費愿望已悄然發生變化，印度電影界捕捉到了這一變化，并在電影制作上回應這一變化。于是，一種新的電影類型產生了，也即專注于高大上的國際化印度中產階級群體 （Non-Resident Indian,非居住在印度的印度人）的銀幕形象塑造。

像雅什·喬普拉（Yash Chopra）、阿迪提亞·喬普拉（Aditya Chopra）、卡蘭·喬哈（Karan Johar）等導演，制作了《甜心新娘》（Dilwale Dulhania Le Jayenge, 1995）、《有些事發生了》（Kuch Kuch Hota Hai, 1998）和《有時快樂有時憂傷》（Kabhi Khushi Kabhi Gham, 2001）等影片，展現了一個令人眼花繚亂、光鮮亮麗的海外印度裔群體形象。

90年代的印度受歡迎度高的影片。圖源：“印中智慧橋”微信公眾號

這些影片拍攝地，一般在風景如畫的海外地點，如瑞士阿爾卑斯山、倫敦、紐約等。影片的主人公非常現代化，常帶有西方化色彩，但仍保持著“印度價值觀”，如家庭責任和印度文化傳統。這種兼顧西方物質繁華和印度文化內核的現代性呈現，對于印度國內觀眾既安全又令人向往。同時，這一銀幕形象，也完美契合海外僑胞通過銀幕呈現雙重身份魅力的心理訴求。（中國在九十年代也拍攝了電影《北京人在紐約》和電視連續劇《上海人在東京》等，但敘事方式有所不同。）

這一時期，印度電影業也經歷了從以制片人為主的非正式、投機性制作向企業化、專業化制作的轉變。經濟自由化也為印度電影帶來了更大的財務透明度。此時，印度的商場中空調開始普及，單廳影院模式正逐漸消失，代之而來的是多廳影城的快速發展，這也為高預算大片制作創造了市場機會。另外，電視轉播的衛星版權、家庭錄像及流媒體版權，使海外票房成為印度電影的一個關鍵且高利潤收入的市場。這一時期的印度電影，往往只通過國際發行就能收回全部成本。

在這一時代，印度電影的全球化影響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廣泛和直接。印度電影，采取將全球上映與印度同步的方式，同時配合首映式和營銷攻勢，將海外僑民從被動觀眾轉變為核心的消費群體。印度電影在海外的票價，往往高于好萊塢影片。如今這個市場是一個成百上千萬美元的市場。

這些影片中展現出的迷人、繁榮且技術先進的印度，對于重新塑造該國的全球形象起到了關鍵作用。它對抗了貧困和落后的敘事，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自信、現代并以其文化為榮的國家。這是一種強有力的軟實力，使印度及其文化在全球范圍內更具吸引力和親和力。

與此同時，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也見證了新型跨界電影的興起。像《拉甘》（Lagaan, 2001）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以及《季風婚禮》（Monsoon Wedding, 2001）在影評界和商業上取得雙重成功，這都向全球觀眾展示了一個不同的、更真實、更本土化的印度。

電影《拉甘》和《季風婚禮》的宣傳海報。圖源：“印中智慧橋”微信公眾號

電影創作者們通過關注關鍵的社會經濟問題，持續將電影敘事作為彰顯社會斗爭的工具。例如，2004年上映的電影《我的印度》（Swades），沙魯克·汗（Shah Rukh Khan）在里面飾演一位高級科學家，該片就突顯了印度農村貧困和資源匱乏的狀況。這使全球觀眾對印度的敘事風格有了更廣泛的認同，這種認同超越了對其歌舞表演的文化形式的認同。

沙魯克·汗飾演科學家的《我的印度》圖源：“印中智慧橋”微信公眾號

從2000年起，隨著中國國內電影市場的快速發展以及印度電影業在海外市場雄心勃勃的拓展，印度電影開始認真關注中國市場。印度對華電影出口增加，中國成為印度電影的最大國際市場之一。

印度電影將印度美學帶入全球文化。印度時尚、舞蹈和音樂，開始出現全球模仿者。“寶萊塢健身”在西方健身房成為一種潮流，寶萊塢主題婚禮也越來越受歡迎。印度電影的成功，展示了其在非英語全球市場的商業潛力，并影響了其他國家業界同行對其海外僑民潛在消費能力的關注。比如，好萊塢就對此有所關注，這為其隨后正式合作和翻拍鋪平了道路。

沒有人能忘記《貧民窟的百萬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 2008）這部影片，該片獲得多項奧斯卡獎的電影，包括最佳影片獎。這是一部以印度為主題并主要由印度明星出演的好萊塢作品。這部電影將印度音樂大師A.R.拉赫曼（A.R. Rehman）推向國際舞臺，他憑借該片的音樂獲得了奧斯卡獎，并被邀請為2010年諾貝爾頒獎典禮制作音樂。

《貧民窟里的百萬富翁》圖源：“印中智慧橋”微信公眾號

印度電影人可以自信地說，上世紀九十年代到21世紀的前十年，是印度電影在志向和財力上走向全球的二十年。對全球觀眾而言，印度電影不再只是滿足對異國情調好奇心的可有可無的餐后甜品，而是正成長為一個全球文化產業的主菜。而這將進一步奠定其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的全球化品牌塑造的基礎。

二、印度電影的全球化品牌塑造：

2010年至今

從2010年起，在“流媒體革命”和“新一代影視創作者崛起”這兩大引擎的推動下，印度電影不僅走向了全球，而且實現了全球化品牌的打造。印度電影故事開始多元化——內容、平臺和觀眾都變得多樣化，印度電影不再僅僅限定于寶萊塢，而是一幅涵蓋印度各地電影產業發展和多元敘事類型的充滿活力的畫卷，每一個印度電影人都在尋找屬于自己的國際定位。

這一時代見證了一場創意革命。印度觀眾接觸到全球電影后，對“瑪莎拉電影模式”感到厭倦，從而為“新時代”或“印地語中產階級電影”的崛起鋪平了道路。像《無畏之心》（Kahaani, 2012、2016）、《女王》（Queen, 2014）、《調音師》（Andhadhun, 2018）和《午餐盒》（The Lunchbox, 2013）這樣的影片展示了細膩的寫作、復雜的人物以及更具現代、現實性的美學藝術。

印度2010年代的電影代表作。圖源：“印中智慧橋”微信公眾號

同樣的革命也發生在泰米爾電影中，如馬尼·拉特南（Mani Ratnam）導演帶來了新風格，同時出現了以動作驅動的硬派電影如《機關槍囚徒》（Kaithi, 2019）。而馬拉雅拉姆語電影則因出色的劇本和自然的敘事風格而享譽全國甚至是全球，如《誤殺瞞天記》(Drishyam, 2015)和《庫巴蘭吉之夜》(Kumbalangi Nights,2019)，便是其代表作。

這一時期的印度電影，不再是單一的“印度”電影出口，而是針對全球多樣化口味的影視作品開始涌現。這些影片不僅僅來自于寶萊塢，也來自于印度的不同地域。與這種多元化影片類型相伴的發行模式探索，是2010年以來像Netflix、Amazon Prime Video和Disney Hotstar這樣的全球流媒體平臺的出現，它們成為助推印度電影全球影響力的最重要因素。

這些平臺打破了傳統的、繁瑣的發行障礙，讓印度多元化影片可以及時觸達全球觀眾。一部泰米爾語的超自然驚悚片，如《瑪雅》(Maya, 2018)，或一部馬拉雅拉姆語的家庭劇情片如《偉大的印度廚房》(Great Indian Kitchen，2021)，在巴西或德國的觀眾可以與印度觀眾同步觀看，并有專業配音和字幕。這為印度電影創造了一個新的全球觀眾群體。他們不需要是印度海外僑民，或事先跟印度文化有任何聯系，只要他們是這些流媒體的會員，他們就可以看到印度電影。

《瑪雅》與《偉大印度廚房》的宣傳海報。圖源：“印中智慧橋”微信公眾號

各大流媒體平臺還通過其數字化分析，識別全球受歡迎程度高的類型片，并委托印度電影界制作印度版本，如 Netflix 的《神圣游戲》（Sacred Games）、《米爾扎普爾》（Mirzapur）和《家庭男人》（The Family man）等。

印度電影全球化發展中，本土和翻拍的電影代表作。圖源：“印中智慧橋”微信公眾號

技術發展，對印度電影創作也產生了巨大影響。印度電影制作人使用最先進的工具，如8K攝像機、計算機生成圖像（CGI）和高端剪輯工作室，開展電影拍攝與制作。如由沙魯克·汗飾演超級英雄角色的電影《超世紀戰神》（Ra One,2011），就是與頂級品牌如NVIDIA（英偉達）合作開發的，其中相當大一部分電影是通過CGI制作完成。該影片位列國際上使用最多視聽特效的電影之一。

像《巴霍巴利：開端》（2015）及其續集（2017）這樣的泰盧固電影成為超越印度的全球現象，證明了一部沒有主要寶萊塢明星的電影，也可以憑借宏大的視覺效果和神話般的敘事風格吸引全球觀眾。

除了流媒體之外，印度電影在全球的影響力還以新的重要方式展現出來。與好萊塢的關系也從單純的影響性合作變為直接合作。印地語電影《生活不再重來》（Zindagi Na Milegi Dobara）被改編為西班牙語電影《Vivir》。懸疑片《誤殺瞞天記》（Drishyam）被翻拍成多種語言，包括中文、韓文和僧伽羅語。好萊塢制片廠還購買了《雨夜奇案》（Dhuruvangal Pathinaaru）翻拍權，后拍攝為《證據》）（The Proof）》。好萊塢也取得了電影《調音師》（Andhadhun）的翻拍權。

印度電影被翻拍成韓國語、僧伽羅語和中文。圖源：“印中智慧橋”微信公眾號

在這一時期，印度影星也開始在好萊塢大片中獲得重要角色。像印度女演員普里揚卡·喬普拉·喬納斯（Priyanka Chopra Jonas）和迪皮卡·帕度柯妮（Deepika Padukone）在《海灘救護隊》（Baywatch）、《極限特工：終極回歸》（XXX: Return of Xander Cage）以及《量子特攻》（Quantico）系列等好萊塢電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與之相伴的，是印度明星的影響力也進入西方主流媒體。

印度電影《超世紀戰神》以及著名女演員普里揚卡·喬普拉·喬納斯參演的好萊塢電影。圖源：“印中智慧橋”微信公眾號

此外，《巴霍巴利王》（Baahubali）、卡納達語（卡納塔克邦）大片《KGF：第一章》和《KGF：第二章》以及泰盧固語巨作《雙雄起義》（RRR）也代表了印度電影全球化抱負的階段性巔峰。這些影片從零做起，結合了神話般的規模、高能動作、善惡對抗的普遍主題，以及可與國際制作媲美的技術實力，在全球圈粉。電影《雙雄起義》中的歌曲《跳吧，跳吧》（Naatu-Naatu）在奧斯卡獲獎并非偶然，而是這一全球化電影制作水平的印證。

電影KGF和雙雄起義的宣傳海報。圖源：“印中智慧橋”微信公眾號

2014年9月18日，在兩國領導人的見證下，中印在新德里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與印度共和國新聞廣播部關于視聽合拍協議》。這一協議被寄予厚望，擴大了中印的電影交流與合作。該《協議》促成了《神話》（The Myth）和《功夫瑜伽》（Kung Fu Yoga）等合作影片的出現。更多電影引入中國，像《我的那個神》(PK, 2014）在中國取得了可觀的票房收入，約為1.2億元人民幣。《摔跤吧！爸爸》（Dangal, 2016）在中國掀起了巨大熱潮，據說票房約為12.992億元人民幣。這些影片在中國的票房收入遠超過了其在印度的收益，也使其成為中國票房史上最高的非好萊塢外國電影之一。

其他影片如《神秘明星》（Secret Superstar, 2017）和《調音師》（Andhadhun, 2018）在中國也取得了重大票房成功。在它們之前，《三傻大鬧寶萊塢》（3 Idiots, 2009）于2011年在中國上映，并進行了中文字幕配音，這部影片成為了一匹黑馬，成為一個文化熱點。影片圍繞著對死記硬背教條式教育體系的批判，以及倡導擁抱創造力而非盲目追求成績和證書的主題，引發了數百萬中國學生及家長的共鳴。

寶萊塢超級巨星、創造力十足的阿米爾·汗（Aamir Khan），也被稱為“思想型演員”，他通過高質量電影作品呈現印度社會現實。他的《三傻大鬧寶萊塢》(3 Idiots)、《摔跤吧！爸爸》（Dangal）、《神秘巨星》（Secret Superstar）和《我的那個神呢》（PK）等熱門影片，在中國市場上已然成為了一個品牌，其新片成為必看盛事。

在中國比較受歡迎的阿米爾·汗的電影代表作。圖源：“印中智慧橋”微信公眾號

印度電影在中國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兩種文化契合的結果。作為古老文明的印度和中國，同時經歷快速且常常具有破壞性的現代化進程，這些印度電影所探討的核心焦慮——教育壓力、父母壓力、性別角色，也是當下中國青年和城市中產階級的真實生活體驗，并因此產生共鳴。

三、如何解讀印度電影走向

全球化的路徑與密碼呢？

印度電影產生于殖民時期，早期電影敘事側重構建本土文化身份，以挖掘本土史詩及宗教文化故事為主，同時也兼顧處理殖民創傷。到了四十年代，印度轉向有聲電影時主要從街頭劇和音樂劇中尋找靈感，從而使印度有聲電影吸納了很多街頭劇和音樂劇元素，從此，音樂成為印度電影的靈魂，歌舞成為印度電影的文化身份符號。

到1947年印度獨立之后，印度電影開始關注本土社會現實問題，像《流浪者》等取得了巨大成功。其對階層掙扎的揭示，以及其飽滿的情感表達和人性故事，讓其在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備受歡迎。同時，他們善于處理殖民創傷和直面本土社會現實，且在講故事方面的能力卓越，這讓其在西方電影界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印度電影因其善于處理文化身份構建與殖民創傷的平衡，在東、西方都培養了自己的觀眾群體。

到了七八十年代，伴隨著政治動蕩與調整，印度電影進行了重構與重合，探索出了三種滿足不同觀眾群體的主要電影模式：包括滿足本土市場發展需求的比較成功的商業化模式——“瑪莎拉電影“模式，嚴肅關注社會問題的“藝術電影”模式，以及探索日常家庭倫理和社會規范的“中間電影”模式。這種多元化的電影模式，既幫助印度電影在本土獲得可持續的商業化成功，也滿足了南亞海外僑民文化鏈接的多元偏好，同時還在在好萊塢電影之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其他價值觀可能。

到了九十年代，印度電影業繼續開發海外僑民市場，拍攝了一系列展示海外僑民雖身穿洋裝但心屬印度文化的銀幕形象，這不僅迎合了海外僑民的身份認同感，同時也開發了國內因為改革開放而成長起來的中產階級消費偏好。到2000年后，印度電影已經開始跟好萊塢合作，制作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影片。印度電影發展歷程中，始終有一個現實主義流派存在，他們一直關注印度本土真實的社會問題，并擅長電影藝術表達。2000年后，像阿米爾·汗這樣的“思想型電影人”開始出現，讓關注現實的藝術電影再上一個臺階。

到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在“流媒體全球同步播放”和“新一代有創作者的崛起”的雙引擎推動下，印度電影的全球化，開始呈現“百花齊放”的態勢。在寶萊塢之外，印度本土的泰米爾語、泰盧固語、馬拉雅拉姆語電影等都探索出了各自優勢，并在國際電影市場上各有代表作。全球化流媒體的同步播放，讓印度電影從僑民市場與文化鏈接國家延展到全球陌生觀眾，這進一步激發了印度電影界的全球品牌塑造意識與能力發展。

通過對印度電影發展歷程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出，其全球化進程的內在邏輯與歷史路徑緊密相連，并可歸納為以下四個主要方面：

印度電影誕生于殖民時期，自誕生之日起，印度電影人便致力于在本土文化身份建構與西方文化敘事之間尋求平衡，這一課題也是廣大發展中國家電影實現全球化所必須應對的基礎問題。印度電影的這種平衡，讓其在冷戰時期在東、西方均受歡迎，并強化了國家“不結盟運動”的軟實力。這種平衡也讓其在全球化時代探索出了一種不同于好萊塢敘事的價值選擇。

印度電影為應對本土多元文化所帶來的“眾口難調”挑戰所積累的經驗，也為其在全球范圍內回應多樣性需求奠定了能力基礎。印度電影從誕生之日起，就要滿足本土語言、地域、身份的多元敘事需求，同時還要在國家的曲折發展中尋求電影人本身的生存與發展定位，這讓印度電影一直致力于多元模式探索，同時也讓其在全球化品牌塑造中，可以在本土實現“八仙過海 各顯其能”的競爭創新性生態環境。

印度電影在處理商業化、藝術性與政治性三者關系的過程中，始終與時代背景同頻共振，逐步探索出了一種富有生命力的“商業—藝術—政治”動態平衡模式。無論是在殖民時期、國家獨立初期、政治動蕩與調整階段、經濟自由化改革時期，還是全球化時代，印度電影始終敏銳回應并深刻表達時代關切，并通過多元模式探索電影在政治社會生活中的獨特價值，從而為其生存與發展拓展了更多可能性。

對僑民文化需求的創造性關注，是破譯印度電影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密碼：這是一條從滿足僑民文化認同需求的身份建構，到契合國際市場好奇心的敘事產品輸出，再到逐步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印度電影品牌的發展線。文化認同與表達，對僑民而言具有維系文化血脈的重要意義。印度電影在國際化過程中，不僅積極回應其情感與審美需求，更主動創造并引導新的需求。

作者簡介：

妮迪·巴爾·辛格，印度紀錄片導演；

張文娟，印度金德爾全球大學“印中研究中心”創始主任。

本文轉載自“印中智慧橋”微信公眾號2025年11月24日文章，原標題為《印度電影全球化的路徑與密碼（下）》

本期編輯：鄧徐勤偉

本期審核：單敏敏 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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