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槍”開打，歐洲爆發“惡戰”，呂特收到通牒，美方把話挑明

歐洲想要擺脫美國實現戰略自主，這是不可能的。

這是北約秘書長呂特說的。

這句話一落地，歐洲政壇就進入了對抗的狀態，被壓在桌子底下的分歧也被當場掀翻，這并不是普通的爭論，而是一次公開的評判。

關于歐洲和美國，并不是第一次爆發矛盾，前兩次摩擦時，歐洲還可以用政策分歧或者風格沖突來解釋，而這次則是身份問題，歐洲是安全共同體，還是長期被保護的對象。

這些話被歐洲輿論稱為跨大西洋關系危機中的第三槍，第一槍，貿易戰以及“北約過時論”使歐洲意識到美國承諾并不牢不可破；第二槍，關于格陵蘭的爭端使盟友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信任被動搖；第三槍，則直接否定了戰略自主的空間。

更可怕的是，呂特這一推斷并不是完全出自個人主觀臆斷的，而是一套完整的現實推演。

歐洲如果要實現完全獨立防務，不僅僅是多買武器，而是要從底層開始重建體系，軍費規模、工業能力、指揮系統、核威懾一個都不能少。

因此數字看起來很扎眼，因為它迫使歐洲正視一個不愿公開承認的事實，獨立之后將會面臨長期、持續、無法避免的消耗。

問題不在于是否獨立，而在于由誰來承擔費用。

就在這個時候，歐洲內部的矛盾被完全點燃了，法國率先發聲，并非偶然，法國一直堅持自己的戰略空間，在安全問題上不愿意受制于人，這一次的反擊，不多話，但是沒有退路。

法國外長讓-諾埃爾·巴羅表示，歐洲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安全，并且能做到，隨后法國歐洲事務副部長本杰明·哈達德將矛頭對準了美國的可信度問題，并且質疑歐洲是否應該繼續被動接受現有的安排。

真正把氣氛推向高潮的是前歐洲理事會主席查爾斯·米歇爾說的一句話：“歐洲會保衛自己，特朗普不是我的父親?！?/strong>

這句話很快就在歐洲社交平臺上流傳開來，并不是因為情緒化的緣故，而是因為它戳中了長久以來被忽略的痛處。

在同一場合里，呂特還提到了烏克蘭防空壓力，并敦促歐洲加快資源支持的步伐。

話題一轉，很多歐洲議員馬上意識到這場爭論已經不是抽象的討論了，而是和庫存、產能、財政等有關的現實選擇。

支持烏克蘭的消耗一直在繼續，防務體系的弱點也在被不斷放大，在這樣的情況下，“戰略自主”就越顯得代價高昂、不得不面對。

它不需要公開宣布也不需要設定時間表，只要現實條件擺在那兒，選擇就已經被框死了，軍費、工業、財政、社會承受能力，任何一個都在告訴歐洲，獨立不是口號，而是一場持久戰。

但是繼續依賴的代價也很明顯，安全上依附就會自然地反映到政治判斷以及外交空間當中，當重要的國防力量被他人所控制的時候，立場就很難完全自由。

這就是歐洲內部反彈如此強烈的緣由，并不是所有人都幻想馬上獨立，但是很多人都已經意識到，繼續被動接受定義，未來可回旋的空間會越來越小。

在這種進退兩難的情況下，“第三槍”的威力才得以體現，它迫使歐洲提前面對一個本可以推遲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承擔責任，而是什么時候、以什么樣的代價承擔責任。

因此這場爭論很快就從政策層面演變為路線之爭，并進一步演變為身份之爭，這不只是一場法國同部分中東歐國家之間的分歧，也是一次歐洲對于自身定位的集中拷問。

于是“通牒”在歐洲讀得非常清楚，要減少依賴可以，但是要立刻承擔幾乎不可能完成的成本；否則就不要談不切實際的幻想，這并不是協商，而是一種攤牌。

因此歐洲內部不得不加快分裂的步伐，有人認為這是逼著別人去補課的機會，有人則擔心會出現安全真空，還有人在兩者之間尋找一個模糊的空間。

但是由于壓力的不斷增加，這個模糊的空間也變得越來越小。

“第三槍”之后，歐洲已經不可能回到從前的狀態了，選擇哪條路走都會付出一定的代價，但是這次，代價已經放在了明面上，大家都要面對。

這場“惡戰”不可能很快結束，防務壓力存在、內部出現裂痕、外部也有期望，歐洲只能在爭論和消耗中繼續走下去，一邊拉扯，一邊被現實所推動而做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