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節度使，就不懂安史之亂：一文理清大唐軍事帝國的權力邏輯

在中國古代，不論哪個朝代，皇帝想要坐穩江山，手里必須緊緊抓住軍隊。一旦丟了兵權，那就真的危險了。所以每個朝代設計制度時，最核心的一條就是確保皇帝能直接控制軍隊。唐朝自然也是這樣。

唐朝剛建立時，照搬了北周和隋朝留下的府兵制度。在全國設了六百多個統軍府，后來改叫折沖府。

這些折沖府按規模分上、中、下三級：上府約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為了把權力集中在中央，折沖府的分布很有講究，差不多三分之一都安排在關中一帶，駐兵大約二十六萬。其次是河東和河南地區。至于河北、江南等地，設立的折沖府就少得多。

從這里能看出，雖然都說“兵農合一”，但漢朝和唐朝其實不太一樣。漢朝幾乎是“所有農民都可能被拉去當兵”，臨時征發，不怎么看條件。唐朝則可以說是“所有兵都去種地”，先篩選一批身體合格的，再讓他們平時務農、閑時練兵。

那時候可不是誰都能當府兵的。朝廷會按家境把戶口分成九等，只從中上等的六等戶里，挑年滿二十一歲的男丁單獨列入軍籍。下三等的家庭連當兵的資格都沒有。

府兵平常在家種田，農閑參加訓練，有戰事就出征。打仗期間，他們本人的租庸調可以免除，但衣服、武器、糧食都得自己準備。

任務主要分兩種：一是輪流到長安執勤守衛，歸中央的十六衛管。十六衛包括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和左右千牛衛。里面，左右監門衛負責看守宮殿大門，左右千牛衛相當于皇帝的貼身侍衛和儀仗隊。其他十二衛除了保衛京城，也要帶兵外出作戰。

每逢打仗，朝廷會派行軍總管或大總管，拿著兵部發的魚符，經過當地刺史和折沖府將領核對后，帶領府兵出征。打完仗，士兵返回各自軍府，將領交回兵權回朝。這么一來，朝廷不用長期養兵，節省了大量開支，也不影響農業生產，還能防止將領長期擁兵自重。看上去確實好處不少。

既然府兵制這么有用，為什么后來維持不下去了呢？問題主要出在兩方面。

首先是軍事形勢變了，府兵的負擔變得越來越重。唐朝初期打仗往往時間短、路程近，兵役壓力還不算大。但按照輪值制度，家離京城近的要輪班頻繁，遠的則時間更長。全國大約六十萬府兵，每批能調動的頂峰也就十二萬人左右，其中一部分還得去長安守衛，真正能派到邊疆的非常有限。

為了解決人手不足，朝廷只好延長服役時間。有些府兵原本以為兩年就能回家，結果一去十幾年，甚至老死在邊境。就像杜甫《兵車行》里寫的：“有的人十五歲就去北方守河防，四十歲還在西部屯田。離家時里正幫忙裹頭巾，回來頭發白了還得去戍邊。”

府兵長期在外，家里的地沒人種，但他們的家人并不享受免徭役的待遇。一旦遇到災荒或變故，往往只能賣地活命。不少府兵在外十幾年后回到家鄉，發現父母已故、田地變賣、妻子改嫁，連房子都沒了。生存條件越來越差，家里窮困的府兵只好選擇逃亡。

其次是府兵的待遇越來越差，以前高于普通百姓的政治特權逐漸消失。府兵制能運行，基礎是均田制。按規定，十八歲以上的男子能分到八十畝口分田和二十畝永業田。永業田可以繼承和買賣，口分田死后要歸還國家。除了皇親國戚，普通人想多拿地，要么靠家族背景謀個官職，要么讀書考功名，再不然就去戰場上立功。

唐朝設有勛官制度，共十二級，從最高的上柱國到最低的武騎尉。立功的士兵可以獲得勛官稱號，雖然不管事，但能按等級分到永業田，還有機會申請轉為實職官員。貞觀年間賞賜豐厚，打仗還能分戰利品，府兵積極性很高。但后來土地兼并加劇，國家能分的地越來越少，同時立功的人卻越來越多，勛官變得不值錢。朝廷經常無法兌現當初承諾的田地。而且官職有限，勛官也很難轉為實職，漸漸成了空頭榮譽。

更讓府兵難受的是，連原有的那點榮譽感也沒了。以前去長安執勤、隨軍出征都是挺光榮的事，但到唐高宗后期，十二衛的將軍往往由外戚或歸順的蕃將擔任，手下僚佐也多是權貴子弟。在這些將領眼里，府兵和奴仆差不多，根本瞧不上。當時在長安，甚至有人用“府兵”這個詞來罵人。試想，你拼死作戰掙來的勛位，最后只能在工地干活，還被人嘲笑，誰還愿意繼續當府兵呢？

于是，有錢的開始雇人代替自己服役，沒錢的干脆逃走。募兵制就這樣慢慢出現了。

早期的募兵只是臨時補充，規模不大。有些地方條件艱苦、輪換周期長，府兵不愿去，要么自己出錢雇人，要么朝廷招募職業兵去頂替。到了武則天時期，唐軍打了幾次大敗仗，兵員損失嚴重，府兵補充緩慢，漸漸接濟不上。

開元初期，唐朝控制的疆域有所收縮，大致維持在傳統農耕區加西域南路的范圍。宰相姚崇曾向唐玄宗提出十條建議，其中一條就是不要再輕易對外用兵。玄宗起初采納了，這才有了后來的開元盛世。但到了開元后期，玄宗心態變了，覺得自己統治久了，也想開拓疆土、有所作為。這一折騰，戰線拉長，本就快撐不住的府兵制徹底崩潰。

折沖府無兵可調，邊疆又不能不守，募兵的規模就越來越大。起初，為了防將領專權，募兵權還握在朝廷手中，士兵多是中原人，有固定的服役年限。但后來邊境戰事緊張，“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弊端越來越明顯，朝廷只好把募兵權下放給邊鎮將領，讓他們在當地招募長期駐守的職業兵，稱為“長征健兒”。意思是長期戍邊的士兵。

軍隊組成和邊防策略變了，邊將也需要長期駐守某地，節度使這個職務就順勢出現了。“節度”原本是節制調度的意思。隋朝和唐初，打仗時會臨時設行軍總管或大總管，賜給旌節，指揮某一戰區，后來慢慢就叫成了“節度使”。直到711年，唐睿宗任命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兼河西節度使，節度使才正式成為固定官職。

要注意的是，早期的節度使只是純粹的軍事職務，管的是駐扎在當地的軍隊，不是整個地區。錢糧、屯田、民事、監察等都分別由其他官員負責。后來朝廷為了減少環節損耗、提高效率，逐漸把財政、屯田、甚至監察地方官的權力也交給了節度使。到了玄宗時期，節度使開始兼任采訪使、度支使等職，最終成了集軍、政、財權于一身的地方大員。

開元、天寶年間，玄宗在邊境設立了十個節度使轄區，總兵力約四十九萬，戰馬八萬多匹。而中央的軍隊只有九萬左右，還多是缺乏戰斗力的“儀仗隊”。原本“內重外輕”的格局變成了“外重內輕”，節度使一旦造反，局面就很難控制。

玄宗當然也留了后手：比如讓皇子或宰相遙領節度使以示牽制；定期調節度使回朝任宰相，讓他們有上升通道；讓各鎮之間相互制衡，避免一家獨大。像名將王忠嗣就曾同時兼任河東、朔方、河西、隴右四鎮節度使，手下猛將如云。他若在世，安祿山未必敢反。但王忠嗣遭陷害早逝，安祿山兼任三鎮，實力才躍居首位。

即便如此，玄宗仍自信能掌控全局。他認為安祿山真正核心的兵力只有范陽一鎮，其他邊鎮尤其是河西、隴右的精兵足以制衡。沒想到后來一連串決策失誤，加上前線戰敗，最終引發了安史之亂，盛世由此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