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新四軍領袖之一，交完黨費舉槍自盡，唯一的兒子如今發展如何

1941年1月14日凌晨，皖南青弋江面霧氣未散，十幾條沖散的突圍小隊正摸黑找船。一頂被彈片撕開的軍帽里，一張年輕而蒼白的臉格外扎眼——那是年僅三十五歲的袁國平。幾個小時后，他會在江岸遞出筆記本、交完七塊大洋的黨費，然后扣動手槍扳機。槍聲沉悶，驚起岸邊棲鳥，也把他跌宕的一生定格在這一刻。很多年后，人們仍在追問：是什么力量把這位新四軍主要領導人逼向絕路？他那剛滿周歲的兒子又走出了怎樣的道路？

把時間撥回到1906年冬天，湖南湘陰的一個普通農家添了男丁，取名國平。袁家并不富裕，但父親識字教子，母親織布操持家計，小小的袁國平從舊學里認字，又在泥巴路上聽到了辛亥的炮聲。1925年，他在長沙接觸到新思潮，年僅十九歲的他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后考入黃埔軍校。課堂上，他聽周恩來講“軍隊與人民是魚水關系”，暗暗立志“要當一名會打仗的政治工作者”。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袁國平已是紅軍紅五軍團政治部干部。說話快、辦事穩，是戰友給他的評價。1935年，他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會師后，毛澤東向幾位政工干部征求對未來南方抗日武裝的設想，袁國平直言：“南方游擊隊必須有統一的思想旗幟，才能立得住?！泵珴蓶|點頭：“那就看你們去做?！?/p>

1937年8月25日，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正式改編為新四軍。政治部主任一個月后才到位，中央的任命正是袁國平。1938年初春，他帶著五十余名骨干，乘破舊的木船順江南下，到達江西大余溪口軍部。新四軍番號雖響，但政治機關零散，干部多來自不同根據地，頭腦里的“口袋里裝著各自的土方子”，如何把他們擰成一股繩？袁國平決定先搞“培訓再作戰”，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領——政治教育。

在他主導下，教導營誕生。教材怎么編？方法怎么練？他把自己在延安、在長征途中做政工的心得寫了十幾萬字。學員白天操練，晚上對著油燈聽他講黨史、講群眾路線。有人說：“打仗還沒開槍，整天念書管什么用？”半年后，新四軍第一批政治指導員走向前線，他們用蘇區經驗穩住了新招的士兵，實踐證明那半年沒白費。

1940年春，皖南空氣里已經嗅得到硝煙。國民黨頑固派封鎖物資、設置路卡，打了“包餃子”的算盤。軍部派袁國平赴上饒同顧祝同談判。會上，顧祝同尖銳質問：“新四軍聽誰的？”袁國平桌案一拍，回答只有八個字：“抗日大局，人心所向?！鳖欁Ｍ瑹o言以對，私下卻感嘆，“此人若在我軍當可大用”。然而，談判終因雙方立場南轅北轍而告吹。

回到涇縣云嶺后，他對如何執行統戰政策猶疑不決。一邊是中央指示盡快北移；一邊是老上級項英堅持留守。猶豫之中，皖南事變悄然逼近。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九千人踏上北移路。七天后，遭遇國民黨七個整編師夾擊。戰火燒紅了高嶺、火云尖，前堵后截，彈雨像篩子。葉挺主張掉頭突擊，袁國平與項英卻堅持繼續北上。雙方分歧未能彌合，錯失了最好的突圍窗口，包圍圈越收越緊。

13日晚，部隊已成潰圍。葉挺與饒漱石達成“就地分散”策略。夜幕里，小股隊伍摸山隘、渡冷水，各憑本事。袁國平帶的那一支翻越火云尖時遭伏擊，他右肩中彈，跌入荊棘，疼得冷汗直冒。衛士連硬是輪番把他背了下來，沿青弋江血路奔行二十余里。黎明前，他們找不到船，只能蹚水過江，江水入冬已冰透膝骨。戰士們把袁國平抬在肩頭，胸口以上盡量保持干燥。一個小時后，四十多人終于在江北岸攤倒，身后槍聲漸遠，東方泛白。

短暫喘息間，袁國平艱難開口：“同志們，別等我?！彼央S身小本子遞給副連長，低聲囑咐：“交給組織?！彪S后摸出七塊大洋：“這是黨費，算我最后一次交。”話音未落，他抽出駁殼槍，子彈甩膛，槍口貼額，閃火過后，一切歸于寂靜。對他來說，“把生命最后一分鐘留給突圍的同志”，是對信仰最極致的忠誠。

消息逆江而上，傳到延安時，周恩來沉默良久，說的只有一句：“痛失棟梁?！贝藭r中央社刊已公開國民黨對新四軍的通緝令，把袁國平、項英列為“要犯”。而在二千里外的陜西富平縣，袁國平的妻子鄭毅正抱著襁褓里的兒子袁振威，默默讀丈夫寄回的最后一封信。信里只一句：“愿你們平安，盼吾兒好好讀書?！?/p>

戰后，新中國成立。1950年冬，朱德總司令將一張寫有“袁振威”三字的錄取通知書交到鄭毅手中——解放軍海軍學校第一級學員。這是組織對烈士后代的惦念，也是對一段英名的延續。袁振威成長于軍校，1953年參加海軍實習艦隊遠航，十年后成了新中國最年輕的艦長之一，又赴蘇聯留學學習潛艇戰術。上世紀八十年代，他調入國防大學艦艇指揮教研室，先后編寫《近海防御學》《艦艇戰例評析》等教材，被同輩尊稱“老水兵教授”。關于父親，他在課堂上只講過一次—“他并不給我留下金銀，只留下‘對得起黨’四個字?！?/p>

袁國平自戕的動機，史家議論至今。有人認為是舊傷加重，體力難支；也有人說他為皖南事變的失誤自我懲罰。解放后，中央軍委追認他為中將級待遇，授予一級八一勛章。軍事科學院的褚自遠研究員在整理檔案時發現，袁國平長征途中曾三次立功，卻從不申請獎章。此人作風，一如他許下的諾言，“九十九發敵，一發己”。那本被血浸透的筆記本，如今收藏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扉頁上還有微微褪色的批注：“宣傳與組織，皆為戰斗?！?/p>

值得一提的是，袁振威退休后，常被邀請到部隊演講。他總愛先把父親年輕時的照片投到大屏幕，隨后淡淡地說：“你們今天看的，是一個在最艱難時刻還惦記著交黨費的人。”臺下的新兵一下子就會安靜下來，仿佛能聽到火云尖深夜的槍聲、江水聲。有人問他：“您怎么看父親最后那一槍？”他笑了笑，“沒人愿意結束自己，但有的選擇比活著更難。”

戰爭年代的抉擇往往沒有彩排，袁國平一生不到十五年是在槍林彈雨里度過。延安時期，他和幾位政工干部合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問答》，流傳至今仍可找到原版?？箲鹑姹l后，他又在江南田埂間搭草棚辦夜校，把敵后據點旁的村子硬生生變成宣傳站。有人統計，1938至1940年，新四軍皖南地區的小學識字班有三分之一教材出自他的手筆?？此瓶菰锏慕炭茣?，字里行間卻跳動著火線政治工作的脈搏。

如果沒有皖南事變，新四軍或許會迎來截然不同的局面；如果他能拖著傷體再堅持幾步，也許會被安全轉運到蘇南，后半生的履歷將再次書寫。然而，歷史沒有“如果”。交完最后一次黨費，袁國平選擇了對同志最輕的方式：自己承擔全部負累。那一槍體現的，是他對組織的絕對負責，也是對自身信念的無聲審判。

如今翻閱資料，人們常以“新四軍三大臺柱子”——項英、葉挺、袁國平并稱。葉挺后來被囚還鄉，項英殉難皖南，而袁國平自戕于江畔。命運各異，但他們無一例外把個人生死放在國家興亡之后。至于那位當年被父親“隔空托付”的袁振威，早已從潛艇學院的學員成長為教授級高工，親眼見證了中國海軍從木質艦艇到電磁彈射的跨越。這條時間線拉直，讓人恍惚：那聲槍響與今日的深藍大洋，竟被同一門信念連接。

戰爭遠去，江水依舊東流。青弋江畔再無當年的狼煙，只剩清晨的霧氣與偶爾掠過的漁舟。若有人把目光投向那條江，也許會想起一個在黎明前交清黨費、獨自扣響扳機的年輕政工主任。他沒能等到屬于自己的和平日子，卻以另一種方式，陪伴著后來者駛向更遼闊的海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