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2025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近日揭曉。如何通過這些考古新發現,讀懂長江下游文明發展脈絡?我們來一一揭秘。
良渚時期制鹽作坊
再現古代“燒鹽”生產線
在舟山金塘、岱山等地,考古學家首次完整揭露了屬于良渚文化中晚期的制鹽作坊,清晰再現了5000年前“燒鹽”的完整生產線。從處理鹵水的坑池,到用于煮鹽的灶臺,再到堆放成品的區域,一系列工藝流程井然有序,顯示出極高的專業化和規模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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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金塘、岱山鹽業遺址群考古項目負責人 朱雪菲:通過碳十四測年發現這批遺址它的年代跨度是它可以早到距今4800年到距今4600年的階段,但它后續一直在發展,一直到東周,它有一個很持續的制鹽的一個歷史。鹽業資源其實是一種維持人類生命體征的重要資源,我們把這種制鹽遺址發現了以后,就是說鹽業資源和稻米資源,還有玉石資源可以并置。對于了解史前地區陸地與海島的這些資源交換,或者是這些區域文明模式的演進這些課題,屬于重要的學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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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發現的重大意義,在于它讓我們認識到良渚時期,古代先民已經能夠跨越山海、遠距離組織和管理重要手工業生產的強大能力。從稻米到鹽業,從大陸到海洋,舟山的“鹽場”為我們理解長江下游早期國家的形成,提供了一個全新的、來自海洋的視角。
越國都城和“國家祭壇”
勾勒強盛王國圖景
良渚文明之后,長江下游迎來了越國爭霸的時代。在紹興古城,同時發現了越國都城遺址與漢六朝時期簡牘文書。
這里最重磅的發現,是浙江考古史上首次科學出土的大量漢六朝時期官方文書簡牘,記載著“刑、名、錢、糧”等內容,是當時會稽郡行政管理的“第一手檔案”。它的重大作用在于“雙重實證”價值:發現的越國宮臺建筑,是紹興作為“越國都城”的直接證據;而出土的漢六朝官署建筑和簡牘文書,則是其作為“會稽郡郡治”的權威實證。這一發現,為我們探尋越國都城格局、研究漢六朝行政制度提供了無可辯駁的關鍵材料,讓紹興古城的歷史脈絡變得更加清晰、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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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臥薪嘗膽”的越王勾踐,他又是如何與天地神靈溝通,來鞏固其統治的呢?就在離稽中遺址不遠的紹興塔山和暢坊遺址,揭示了一處東周時期越國的高等級祭祀場所,很可能就是傳說中的越國“國家祭壇”。遺址最震撼的亮點,是一組由祭祀臺和祭祀溝構成的宏大遺跡。臺下整齊排列著32個祭祀坑,溝內出土了大量作為祭品的馬、牛、鹿等犧牲。其龐大的規模、考究的建筑,與古籍中關于越國祭祀場所的記載高度契合。宏大的祭壇與不遠處的宮殿遺址交相輝映,共同構筑起一個強盛王國的完整圖景。
郭塘岙東漢“超級龍窯”
提供黑瓷研究樣本
在寧波郭塘岙,考古發現一座東漢時期的“超級龍窯”,全長超過22米,坡度高達28度,是同期浙江龍窯中體量最大、坡度最陡的一座。
窯址最大的亮點,是發現了青釉瓷與黑釉瓷共同燒造的現象,其中出土的黑釉瓷產品已經相當成熟,技術水平高超。郭塘岙窯址的突出貢獻,在于它為研究中國瓷器從原始階段向成熟階段的過渡提供了關鍵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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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江北郭塘岙窯址項目現場負責人 楊懋杰:它的火塘特別大,窯特別長,整個窯廠的坡度也非常陡,反映了當時的一個技術特點,特別是發現了黑釉瓷與青瓷共燒的一個跡象。在浙江地區對青釉瓷的了解是非常多,研究也非常豐碩,但是對黑釉瓷沒有開展一個深入了解,這次發現為我們研究黑釉瓷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樣本。
臨海鳳凰山:
北宋“秘色瓷”的復興與遠航
經歷了東漢時期陶瓷技術的初創與探索,數百年后,傳說中“如冰似玉”的秘色瓷在晚唐五代達到巔峰。在臨海鳳凰山,考古學家驚喜地發現,北宋工匠們不僅成功讓秘色瓷的輝光再度復興,甚至還將它送上了遠航的商船。
臨海鳳凰山遺址最核心的亮點,是采用了成本高昂的“瓷質匣缽”進行裝燒。這一發現揭示了北宋中期秘色瓷燒造技藝的一次重要“復興”。“從窯爐到碼頭”完整的證據鏈更生動地證明,這里曾是繁忙的瓷器外運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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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海鳳凰山窯址項目執行領隊 湯妮:秘色瓷的燒造工藝,它是早就衰退了,但是它在北宋中期又再次復興了,它是這個時間段唯一一個燒制秘色瓷的窯廠,所以它對于全國來說都是比較重要的一個發現。
從佛塔到皇陵
營造技藝照見古人智慧
此次發布的考古發現還有兩處特殊的建筑遺址——杭州神尼塔和紹興宋六陵,一個是園林佛塔,一個是皇陵選址,它們揭示了古人的哪些營造理念和智慧呢?
在杭州西湖飛來峰南坡,湮沒已久的千年古塔——神尼塔重現真容。它并非孤立建筑,而是一處與西湖山水巧妙融為一體的“園林式”佛塔。其最獨特的亮點在于“因地制宜”的智慧和“景塔合一”的審美追求,塔基利用山體基巖,塔院被打造成精美園林,完美詮釋了“天人合一”的營造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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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神尼塔遺址考古發掘項目現場負責人 丁顥:地宮的銘文,它是填補了史料的一個空白,因為歷史上盡管對神尼塔有非常多的記載,但并沒有提到這一次修建。銘文中所提到的包括磚塔的一個尺寸高十三丈、闊二丈,為我們復原整個宋代的塔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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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紹興宋六陵,七號陵園的考古發現,則清晰揭示了南宋皇陵營造理念的一次重大變革。南宋中晚期,皇陵選址的理念已趨向于適應江南地理環境的務實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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