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波 三十余載“尋遺”路

（來源：天津日報）

轉自：天津日報

　　楊波，天津市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北辰區“辰文故里非遺傳承文化促進中心”的理事長。作為一位資深的“非遺人”，他深入挖掘非遺的“尋遺”經歷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早在1992年，北辰區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成立，楊波被推舉為文聯下屬的民間文藝研究會副會長，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就開始關注和挖掘非遺。只是，那時候非遺這個名詞還未出現，傳承人們還都被稱為民間文藝家或民間藝人。就在這樣的契機之下，楊波開始系統性挖掘北辰區的非遺技藝，參與了很多非遺技藝的申報工作。

　　一輛自行車、一支筆、一個本子的“下鄉”之路

　　記者：在早期走訪中，有哪些非遺項目或傳承人的故事最令您觸動？請您分享一下當年難忘的“尋遺”經歷？

　　楊波：早期的田野調查叫作“下鄉”，現在看來那其實就是“尋遺”。那些年就是帶一輛自行車，一支筆、一個本子，沒有任何錄制設備，我能做的只是用文字來記錄和描述那些民間技藝與民間藝人。

　　那時，這些民間藝人和民間技藝并不像現在這樣被全社會高度重視。還記得我進村到剪紙老藝人家中采訪，那時的鄉村是貧窮的，但是老藝人的豁達、沉穩與那份樸實令人記憶猶新。有一次為了一個線索，我從北辰區一路騎著自行車到了薊縣（現更名為薊州）。為了收集北運河上的“號子”（小調），我坐在吊橋邊的樹蔭下，聽老人憑記憶哼唱“號子”，看他們表演運河纖夫當年拉纖的動作。這個過程是艱難的，要費盡周折才能找到一兩個愿意和你溝通的老人。那時候不像現在這么安逸，到處都能看到聚集在一起的老人。但他們一旦打開了話匣子，眼睛就亮了，仿佛又回到了追著纖夫聽他們唱小調的童年。可惜，沒有錄制設備，我又不是音樂專業，太多的內容只是過了耳癮，那些記錄也都隨著生活的變遷而消失了。

　　記者：對于北辰區的非遺，您當年是如何開展摸底與挖掘的？遇到過哪些困難？在您看來，判斷一個項目是否具備非遺價值，核心標準是什么？

　　楊波：我的初期摸底與挖掘工作起始于上世紀90年代初，但那時可以說是民間個體行為。北辰區非遺工作系統性梳理和挖掘應該是區文化部門于2003年左右開始的，至2005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明確提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概念，并在全國范圍內開展首次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普查，這段時間應該是北辰區非遺系統性梳理、挖掘、建檔的核心標志性階段。

　　北辰區歷來重視群眾文化工作，因此保存了許多傳承已久的民間藝術形式。尤其是北辰區民間藝術研究會改為北辰區民間文藝家協會后，我更有意識地系統開展建檔工作，對會員的技藝進行整理歸檔。這使得許多民間文藝現象，順理成章地轉化為非遺工作目標。

　　現在看來，起始階段還是比較順利的，但到了深入挖掘與系統梳理階段，困難就來了。首先在項目認定上，科學的歸類本身需要一個認知和摸索的過程。早期，一些本應屬于傳統美術、傳統醫藥類別的非遺代表性項目，就曾被劃入傳統技藝中。

　　再有對于項目譜系的梳理，鄉村里宗族觀念還是比較嚴重的，一個群體項目雖然表面上看似是屬于某個村子的，但是其歷史淵源很可能是某個家族或多個家族創始的，那么在傳承譜系和傳承人的認定上就要經過認真、反復的田野調查，有時為了實事求是地認定，會惹來很多爭議。這就要求我們既要有深厚的民間文藝知識、史志常識，又要熟悉農村習俗，從而去偽存真，做到公平公正。

　　非遺代表性項目的申報，需要闡述項目的名稱、地理位置、分布范圍、歷史沿革、基本內容、實踐方式、實踐主體、主要特征、文化意義、社會功能等要素。這實際上是在綜合評估一個“非遺現象”在歷史、文學、藝術、科學等方面的價值，同時一個硬性條件就是該項目傳承的歷史應至少追溯至百年或傳承三代以上。這也是我評判項目的核心標準。此外，研究 “非遺現象”，一定要看該項目對相關區域和中華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價值和影響。

　　規范申報是科學保護的開始

　　記者：非遺申報是一項復雜的工作，在協助傳承人申報非遺的過程中，您認為最大的挑戰是什么？您如何幫助他們梳理脈絡、準備材料？

　　楊波：有人說，一個現象只要它符合非遺申報的條件，就應該即刻被認定，因為如果申報過程過長，這個現象就有可能消失。但是我覺得還是要有申報這個過程的。因為通過申報，可以優化篩選，可以達到規范項目的目的，還能夠通過統籌資源來加強項目的長效保護。如果你感覺這個現象或項目在等待申報的過程中會消亡，那就先及時地搶救、記錄，留下文化基因。兩者并不矛盾。

　　我協助傳承人進行非遺申報實則是無奈之舉。在從事相關工作最初的那幾年，我所接觸到的傳承人，大多數文化水平不高、閱讀和理解能力以及動筆總結能力差，反觀青年人又很難系統性把項目的基本內容和文化價值闡述清楚。況且申報所需拍攝的紀錄片又有一定的鏡頭語言和技術展示要求。在這些硬性要求下，傳承人不得不求助外界幫助。

　　非遺工作開展伊始，很多文化部門的干部都是主動肩負起幫助傳承人申報的工作，即使紛繁復雜也任勞任怨。但現在幾十年過去了，很多環境、條件以及工作理念從內到外都發生了巨大變革，但很多傳承人，尤其是一些鄉村群體項目傳承人和老年手工藝者，依然無法獨立完成申報，因此協助申報工作依然存在。

　　每一次協助申報對我來說都是一個歷練過程。有時為了一個佐證，我會驅車百里采訪調研。在協助某個項目申報時，偶然得知其創始人的后代還在，我會費盡周折親自找到本人了解歷史情況。很多非遺的研究需要涉及較為復雜的歷史性問題，有時你費心費力去求證的事，傳承人卻并不認可，這也令人很無奈。

　　在申報過程中，很多傳承人比較務實，會做不會說，那么申報文本的完成過程就會很繁雜，要根據申報人的口述來科學地推測和復原歷史，同時，我們要查閱大量文獻、尋找佐證材料，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撰寫材料。撰寫申報文本最忌諱加入憑空想象及杜撰，要聆聽、要調查，不要肆意引導。我始終堅持出自我手的申報文本就是還原歷史的文字記錄，而不是一個劇本。

　　記者：您認為當前非遺傳承面臨的最大瓶頸是什么？對于年輕一代參與非遺傳承，您有哪些期待或建議？

　　楊波：瓶頸是相對而言的。那些歷來優秀的、傳承有序的項目，只是在與過去的比較中，統計數據上出現了變化，而另一些非遺項目，瓶頸是期望值過高造成的。這里有從盲目井噴到良性循環的降熱因素。

　　縱觀當今，從各級文旅部門，到村居社區，對于非遺傳承保護的意識和行動都在提高和加強，幾乎到了人人知非遺的地步。所以我認為所謂的瓶頸并非指項目已到瀕危地步，它的“貌似衰落”是傳承端出現一定的問題，也就是說自身結構出了問題，那些自身素養較差、為了申報而申報的傳承人勢必要面臨今天的態勢。

　　再有，有些項目傳承人群老齡化且無人繼承，我們說這不是項目本身的問題，而是傳承方式過于保守。說到底，還是人的問題。非遺保護工作，從追求數量和效率轉向追求質量，這必然會淘汰魚目混珠者。傳承人的素養和態度，直接決定了非遺傳承的成效。以北辰區的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劉園祥音法鼓為例，年輕的繼承者數量一度減少，主要傳承人及時研究問題所在，改變傳承方式，核心內容上該守的死守，可改的必改，適合年輕人的就大膽嘗試，目前傳承隊伍相對穩定。

　　我們總是把目光聚集在年輕人本身，而忽略了影響年輕人的重要因素，也就是年輕人的父母。非遺傳承群體缺少年輕人，而這個阻力有一大部分是來自年輕人的父母。我們常開玩笑說，你說服了“80后”，也就說服了祖孫三代人，因為方向盤在他們手中。

　　非遺要有意義，更要有意思

　　記者：成立“辰文故里非遺傳承文化促進中心”的初衷是什么？如何通過社團力量助力傳承人提升生存與發展能力？

　　楊波：在2017年前后，北辰區在申報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前期，看準了把民間非遺實操經驗和全區文化建設需求結合，從而打造民間非遺組織會是一個亮點，所以，以北辰區文旅局為指導單位，以全區非遺傳承人為參與者，由我牽頭在北辰區民政局注冊成立了“辰文故里非遺傳承文化促進中心”。

　　“辰文故里非遺傳承文化促進中心”承接在非遺保護、文化惠民等活動中的非遺普查、建檔、展演、進校園、進社區等服務內容，使工作更貼合實際、更易被群眾接受。中心通過政府協調的場地打造先農非遺小院，申報紅色研學基地，邀請傳承人入駐和舉辦講座，為他們提供收入來源；為傳承人策劃非遺展演、市集、文創展等活動，聯動北辰區文化館、圖書館、社區文化站，讓傳承人的作品和技藝得以展演展示；利用新媒體、研學體驗等形式，幫助傳承人打造個人IP（知識產權），提升知名度和影響力；招募非遺志愿者、高校學生、民間文藝家，組建非遺服務志愿隊伍，為非遺展演、傳承活動提供人力支持；對接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為北辰非遺項目提供建檔、研究、創新等專業支持，提升北辰非遺保護的專業性和科學性。

　　記者：您一直強調“非遺需要被當代看見”。在創新表達、跨界融合方面，您有哪些具體嘗試或設想？

　　楊波：我們綜合多項非遺項目打造舞臺劇《非遺印象秀》，以“非遺里的非遺”形式讓豐氏民間繪畫傳承人把29個非遺項目繪制進年畫，在社區創建了京津冀非遺聯合展演品牌“運河之春”，促成劉園祥音法鼓接手紅橋瀕危的高蹺項目落地北辰，完成了《口述北辰非遺》《口述劉園祥音法鼓》《劉園祥音法鼓曲譜漫談》三部著作，等等。

　　記者：如何讓年輕人不僅覺得非遺“有意義”，更覺得“有意思”？

　　楊波：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們從旁觀者變成參與者、愛好者甚至傳承人。以北辰王氏泥塑、長榮制鞋技藝和一些高蹺項目為例，他們通過加強設計、融入研學、引進技法等多種形式的創新實踐，讓繡花鞋的外在造型更貼近年輕人，讓泥塑的文化意義藏在趣味體驗里，讓高蹺隊伍中的年輕隊員打自己喜歡的棒法。

　　這幾個北辰非遺項目的創新，其實就是看準了年輕人對非遺項目的審美適配、體驗需求和情緒共鳴。他們的革新并沒有為了迎合年輕人而丟掉非遺的本真，反而讓北辰本土的非遺項目通過年輕人喜歡的方式“活”了起來。值得說明的是，這些創新并未將非遺變成“網紅打卡點”的臨時場景，而是讓年輕人在喜歡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感受到文化底蘊。這并非捧著非遺去迎合年輕人，而是“我改變方式，吸引你走到我面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