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深恨馬歇爾，時隔多年郝柏村卻有不同見解：他的話有些道理

1946年冬天，南京下著小雨。國民政府高層的一次秘密會議上，有人小聲嘀咕了一句：“美國人到底靠不靠譜？”屋子里一陣沉默。蔣介石沒有接話，只是慢慢吸了一口煙。這一年，馬歇爾正在中國奔走調處內戰，美方一句“不得用于內戰”，讓蔣介石始終憋著一口氣。多年之后，他在日記里一再提到自己“深恨”的人，其中就有馬歇爾的名字。

在當時的蔣介石看來，外有蘇聯壓力，內有中共崛起，本就處處掣肘，如果再加上美國的“掣肘”，那就更加難堪。他愿意承認國內有問題，卻習慣把最致命的一擊，歸咎于外部力量，尤其是美國的政策和馬歇爾的“調停”。

有意思的是，幾十年后，在臺灣成了上將、又深入研究蔣介石日記的郝柏村，卻得出了和當年“總統府”內部截然不同的判斷。蔣介石那種幾乎寫進骨子里的怨氣，在郝柏村看來，并不完全站得住腳。

一、從雅爾塔到東北：誤判一步，連鎖失利

要理解蔣介石為什么怨馬歇爾，繞不過抗戰末期的幾場關鍵外交與軍事布局。1945年初的雅爾塔會議，是整個后續局勢的起點。蔣介石后來在日記中對雅爾塔多有怨言，而郝柏村在整理這些材料時，曾指出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蔣介石最大的錯誤，就是接受雅爾塔協定。”

當時的情況并不復雜，卻十分殘酷。抗戰后期，中國戰場消耗極大，國民政府急需外援。美國為了盡快在遠東結束戰爭，極力希望蘇聯對日宣戰，愿意在外蒙古地位、東北權益上做出重大讓步。蔣介石一方面擔心蘇聯支持中共，另一方面又離不開美蘇之間的安排，只能在蘇聯問題上搖擺退讓。

這種搖擺，不只是一時的委屈，更埋下了東北前途不由己的伏筆。戰爭結束后，蘇軍進駐東北，奪取日軍大量武器裝備，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掌握著主動權。國民政府雖然名義上是戰勝國，但在東北問題上，實際上已經被擠到了談判桌的邊角位置。

郝柏村在研究這段歷史時特別注意到一點：蔣介石在外交上的步步退，更多是出于對內戰的預期。他太著急把力量攢起來，用于對付中共，而在對蘇、對美之間的取舍上，忽略了一個現實——當時的中國，在世界格局中并不掌握話語權。

美國方面看似最支持蔣介石，卻并不會無條件護航。美國需要中國去牽制蘇聯，也是事實；可美國對國民政府的能力和穩定性，同樣疑慮重重。在華盛頓許多報告里，蔣介石被清楚地標注為“獨裁者”，但在可供選擇的人選中，又暫時沒有能替代他的保守派力量。

這樣的矛盾態度，很早就體現在中美關系里。抗戰時期鬧得沸沸揚揚的“史迪威事件”，就是一塊明顯的裂痕。史迪威作為美國在華的高級將領，對國民黨軍的組織、指揮極度不滿，一度爭取對中國軍隊的指揮權，逼得蔣介石與美國人公開翻臉。最終，美國政府選擇妥協，把史迪威調回國，換上相對圓滑的魏德邁，暫時把矛盾壓了下來。

表面看，蔣介石像是贏了一回。但這一事件，讓美國軍政高層對蔣介石的性格、用人以及統御軍隊的方式，有了更直觀的認識。再往后，不少美國顧問在內部報告中，對國民黨軍的戰斗力、組織能力提出質疑。魏德邁曾在1945年11月就判斷，以當時國民黨軍的實力，即便加上美援，也不可能穩定控制華北，更談不上東北。

這些意見，蔣介石幾乎都聽說過，卻并不愿真正接受。這也為后來的“馬歇爾調處”埋下了不信任的種子。

抗戰勝利后，東北成了兵家必爭之地。1945年10月，蔣介石任命杜聿明擔任東北保安司令，動用了美軍軍艦，搶運大批國民黨軍進入東北。裝備上，美械部隊在當時的中國算是頂尖，搶點登陸也占了先手。不久，山海關被攻破，興城、綏中、葫蘆島、錦州一線相繼落入國民黨軍手中。

這種氣勢，讓蔣介石對“速戰速決”的設想更有信心。可局勢并非一面倒。中共在東北雖然起步較晚，但在蘇軍撤離后迅速接收了一批武器，又依托已有的敵后根據地和群眾基礎，很快形成規模。當時東北的態勢，其實已經注定是一場長期消耗戰，而不是幾個月就能解決的問題。

就在這種微妙平衡中，美國人派來了一個關鍵人物——馬歇爾。

二、馬歇爾調處與蔣介石的誤算

1945年12月20日，美國總統杜魯門任命喬治·馬歇爾為總統特使，前往中國“調處國共爭端”。從美國的角度看，那時對華政策有兩條主線：一是扶蔣，二是防止內戰全面爆發。表面上，兩者并不沖突，但放在當時的中國現實里，卻顯得相當矛盾。

蔣介石真正的目標，是實現個人對全國政權的獨占。無論是中共，還是其他地方實力派、反對派，他都不打算長期容納。美國人所設想的“聯合政府”和“政治妥協”，在蔣介石的政治構想中，只能是過渡手段，絕非終局。這一點，馬歇爾并非看不出來，只是他仍抱有一種希望：如果通過調停，逼迫雙方停火，推動中共“交槍入閣”，或許還能維持一個在美國眼中勉強可接受的局面。

馬歇爾剛到中國，就給蔣介石潑了冷水。他明確表態，美國不會把軍事和經濟援助用于中國的內戰，拒絕卷入內戰。這句話，對習慣把外援當“底氣”的蔣介石來說，無疑非常刺耳。更讓蔣不滿的是，馬歇爾在許多具體問題上，都傾向于以“雙方讓步”的方式來壓縮國民黨軍的軍事行動空間。

1946年1月，張群、周恩來與馬歇爾組成的“三人小組”，達成了《關于停止國內沖突的命令和聲明》。這份協定表面上是全國停戰，但對當時正在東北積極推進的杜聿明來說，卻等于被迫剎車。國民黨軍不得不暫停進一步北進，對已經展開的攻勢進行調整。

從軍事角度看，這個節骨眼上的停頓，確實影響了東北戰局的走向。郝柏村在分析這一段時承認，杜聿明在前期推進極快，一度對我軍形成重大壓力。如果沒有這道“停戰令”，東北早期力量對比可能會出現另一個格局。正因為如此，蔣介石后來才把很多怨氣，集中發泄到馬歇爾身上。

但也得說清楚，這一次停戰并不代表國民黨軍已經“必勝”。停火期間，蔣介石高層內部并沒有形成穩妥的長期方案，反而更加沉迷于“速戰速決”的設想。1946年6月，他命令陳誠制定全面內戰計劃，不久陳誠在南京當著記者表示，有把握在五個月之內結束內戰。這種判斷，本身就帶著明顯的樂觀甚至自信過度。

與之相對，馬歇爾反而顯得清醒許多。在旁觀察的他，多次提醒蔣介石，這樣一個規模龐大的中共武裝，不可能被短時間消滅。一旦戰爭拖長，以國民政府當時的財力、軍心和行政能力，結果只會走向不利。他在1946年年底回國前，還鄭重向蔣介石提出警告：中國如果繼續這樣打下去，很可能在徹底經濟崩潰之前，國民政府就已經撐不住了。

這些話，說得一點不客氣。蔣介石自然聽得不舒服。可站在局外人角度，馬歇爾的判斷并不離譜。包括魏德邁在內，多名來華的美國軍官，對國民黨軍的戰斗力評價都不高。早在抗戰時期，史迪威就直言不諱地指出，國民黨軍“有一流的士兵，二流的將軍，三流的統帥”。這種失衡，使得再多的裝備，也難以轉化為長期穩定的戰斗力。

馬歇爾調處期間，東北戰局發生了幾個關鍵轉折。四平之戰就是其中之一。1946年春，杜聿明規劃在四平同我軍決戰。為了爭取談判主動權，我軍當時也決心在四平打一仗，結果因力量對比懸殊而撤過松花江，主力轉入機動。表面看，國民黨軍在一段時間內占據了優勢，可長遠來看，這種“攻城占點”的打法，反而拖累了本就緊張的兵力和后勤。

馬歇爾本人在1946年3月曾回國一度，以為國內形勢會往和平方向發展。沒想到他一走，蔣介石便抓緊機會重新發動攻勢。馬歇爾得知后十分惱火，又匆匆飛回中國，反復施壓要求停戰。蔣介石一邊在戰場上加快動作，一邊在政治上敷衍同意“再停戰十五天”，雙方之間的互不信任，從那時起幾乎已經破裂。

更讓蔣介石無法接受的，是馬歇爾提出的一些建議。比如延長停戰期限至四個月，甚至在某些場合暗示，不妨考慮在東北做出重大讓步。這類說法，在正在為東北“背水一戰”的國民黨高層聽來，簡直是“幫中共說話”。蔣介石本就懷疑馬歇爾偏袒中共，而馬歇爾“避免內戰升級”的出發點，又必然要求壓縮國民黨軍的軍事行動空間，兩者疊加，自然沖突不斷。

1946年8月，馬歇爾宣布調處失敗。1947年1月，他被召回美國，同月美方宣布退出在華軍事調處機構。蔣介石原以為，一旦談判完全破裂，美國會徹底站到自己一邊，全力支持他進行內戰。出人意料的是，馬歇爾回國不久即出任國務卿，上任后提出“暫停對華軍事援助”，態度明顯收緊。

對蔣介石來說，這幾乎是當頭一棒。他把東北和全國戰局的失利，很大程度歸咎于這一系列舉動。馬歇爾成了他日記里被點名的“罪人”，多年難釋。1959年馬歇爾病逝，對蔣來說，更像是一個逝去的“心結對象”，怨氣雖無法追討，卻仍留在紙上。

三、郝柏村的重新審視：責任到底在誰身上

國民黨政權退到臺灣后，相當長的時間里，對大陸失敗的討論十分克制，很多細節都被輕描淡寫。馬歇爾的名字，在很多官員的回憶中，幾乎只象征著“阻撓”和“不公”。直到郝柏村系統整理蔣介石的日記、檔案，相關史料才被重新拉出來梳理。

郝柏村出身陸軍，抗戰期間和解放戰爭時期只是校級軍官，離核心決策圈相對較遠。他對那段經歷的最初印象，多半來自戰地傳聞和戰后輿論。后來走上高位，接觸到更多原始材料，尤其是蔣介石的親筆記錄后，他的看法逐漸發生變化。

在郝柏村看來，把內戰失敗主要歸咎于馬歇爾，未免有些“推鍋”的意味。他注意到一個細節：馬歇爾之所以逐漸在蔣介石心中變成“討厭的人”，很大程度是因為他說的話，蔣根本聽不進去。馬歇爾對形勢的判斷，未必完全正確，但大方向上并不離譜，只是太直接，太刺耳。

郝柏村在研究中還反復對比了美方多名將領的意見。魏德邁早在1945年就提到，國民黨軍憑借現有力量，根本不可能穩定控制華北，更不要說東北。史迪威更是多次強調，國民黨軍隊組織渙散，高層內耗嚴重，戰斗積極性無法持續。這些看法，來自長期在一線觀察的軍人，而不是只讀報表的政客。

國民黨高層卻普遍抱著一種輕敵心理。一方面相信裝備優勢和國際地位，另一方面寄希望于“速戰速決”。陳誠那句“有把握五個月結束內戰”的表態，是這種心態的縮影。郝柏村讀到這一段，感慨頗多，他認為這種判斷本身就透著對對手實力的輕視，也低估了長期戰爭對財政、軍心和社會秩序的消耗。

馬歇爾與蔣介石的沖突，還體現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對軍隊戰斗力的評估完全不在一個頻道上。美方顧問普遍認為，國民黨軍雖然人數眾多，裝備不少，但指揮系統復雜，軍紀松散，后勤混亂。很多軍官習慣性強調“上級命令”和“政治任務”，卻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軍事訓練。

反觀中共領導下的部隊，美方觀察時，也看到了另一種景象。史迪威曾在戰時報告里提到，八路軍在敵后對日軍補給線和交通網絡的破壞，極大牽制了南方日軍力量。但這支部隊裝備簡陋，攻打日軍公路據點時常常付出巨大傷亡。即便如此，他們仍能長期堅持，這種戰斗意志給美方軍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郝柏村在整理這些材料時，逐漸意識到一個殘酷現實：內戰失敗，并不是簡單的一兩項政策失誤造成的，而是長期政治、軍事、社會問題疊加的結果。馬歇爾的調處，的確在某些關鍵時間點影響了國民黨軍的部署節奏，但說“如果沒有馬歇爾，國民黨就能穩穩取勝”，這種說法并無確鑿依據。

還有一點也值得注意。蔣介石在用人上，確有明顯個人傾向。張學良在晚年回憶國民黨失敗時，曾說過一句話，大意是蔣介石寧可用順從的奴才，也不愿重用真正有本事的人。這話可能有個人情緒在其中，但不少史實也在側面印證這一點。許多有實戰經驗、敢于直言的將領，并沒有在關鍵戰略決策中發揮應有作用。

從這個角度回看馬歇爾的建議，不難理解為何雙方會越走越遠。馬歇爾希望國民政府進行一定政治改造，接受多方參加的政府結構，甚至設想通過憲政改革來緩和矛盾。這一思路，在蔣介石眼里幾乎等于削弱統治基礎。他要的是一場“干凈利落”的軍事勝利，而不是被迫讓渡權力的折中方案。

郝柏村晚年談到這段歷史時，并沒有刻意為馬歇爾“翻案”，卻肯定了一點：歷史責任不能簡單推給外國人。馬歇爾有美國利益的考量，也有個人判斷的局限，但國民黨政權自身的問題，如果不正視，不管有沒有馬歇爾，結果大概率都不會改變太多。

回頭看蔣介石晚年的那句“深恨”，情緒是真實的，但邏輯未必嚴密。把內戰失敗主要歸因于外部干預，聽起來似乎順耳，細究之下卻難以自洽。相比之下，郝柏村那句“他的話有些道理”，反而更貼近歷史的復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