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2026年1月5日上午10時30分，上海某醫院門診大廳，一場突如其來的暴力事件打破了平靜。一名歹徒手持尖刀與菜刀，瘋狂追逐醫護人員，現場群眾驚慌四散。
危急關頭，一位陪女兒看病的患者家屬挺身而出。他是上海工程建設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總經理孫正成，一名有著23年黨齡的老黨員。
逆行而上，他用身體隔絕危險
“救命！救命！快報警！”急促的呼救聲劃破醫院的寧靜。孫正成沒有絲毫猶豫，瞬間抓起身邊的易拉寶廣告牌底座，奮不顧身沖向前方。
此時，一名醫護人員因過度緊張摔倒在地，歹徒持刀步步逼近。孫正成穩穩擋在醫護人員與歹徒之間，用身體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隨后，兩名醫護人員也加入進來，三人并肩形成人肉防線，試圖控制住情緒狂躁的歹徒。
孫正成敏銳地意識到，醫院公共區域人員密集，必須將歹徒引離。他與同事配合，緩緩將歹徒引向相對安靜的走廊區域。
“他找不到行兇對象了，就開始追我。”孫正成回憶道。當他看到歹徒試圖擰開診室門把手尋找新目標時，下定決心：“必須把刀奪下來！”
接下來的搏斗驚心動魄。孫正成奮力擊落歹徒左手尖刀，在搏斗中兩次摔倒，卻始終堅守在最前方。歹徒瘋狂撲來，刀刃狠狠砍中他的頭頂正上方。
鮮血模糊視線，劇痛席卷全身，但孫正成沒有絲毫退縮。他忍著劇痛繼續搏斗，最終成功奪下菜刀，徹底消除危險。
孫正成頭部傷口長達8厘米、深1厘米，傷口張力極大。縫合過程中，縫線先后6次繃斷，醫護人員克服困難最終縫合20針。
1月26日，傷勢未愈的孫正成毅然返崗。
反思：醫院安全體系亟待加強
這起事件也暴露出醫院安保存在的漏洞：兇器如何通過安檢？安保人員為何缺位？我們不能總是依靠個體的犧牲來保障安全，必須建立完善的醫療場所安全體系。
2024年全國有427起傷醫事件，其中，陜西的案件數量排在全國第二。
就在這樣血淋淋的背景之下，陜西省出臺了《醫療糾紛處理條例》。
該條例包含二十八個條款，從2026年6月1日開始施行。明確規定，不能打醫生、不能堵大門、不能擺靈堂……
一位在呼吸科干了十二年的李醫生，門診里每天平均接診八十個人，他說：“條例是挺好，可誰來保護我當天的安全，患者上午不滿意，下午就拿著刀上門來，我連報警的時間都沒有。”
其實，對于醫療糾紛處理的地方性法律法規，并不少。
多年前，山東省就苦于醫鬧，早就出臺了省級條例。不能說一點效果沒有，但是作用甚微。
根本原因，還是根本觀念的問題。
因為你看看條例內容，就知道，主管部門搞的這一套，互相矛盾。
對疾病的認識，生死的觀念，宣傳跟不上，根本觀念不改變，就永遠扭轉不了現在的局面。
醫療糾紛減少，就必須要統一觀念。
一要法律法規上取消“醫療事故罪”。
刑法中“醫療事故罪”的認定，雖要求“嚴重不負責任”，但在實踐中，常將不良后果直接與“未做某項檢查”或“未用某種療法”簡單掛鉤，未能充分考慮醫學發展的局限性、患者個體差異及緊急情境下的判斷壓力。
醫療損害往往源于多種因素：疾病本身復雜性、現有技術局限、個體特異性反應、以及醫護的人為疏忽。
現行鑒定體制，對因醫學客觀局限導致的“技術事故”，與因違反診療規范、疏忽大意導致的“責任事故”區分不足，導致醫生常為“不可抗力”擔責。
醫學不是萬能科學，醫生也不是神仙。一個健康的醫療環境，應當允許醫生在合理范圍內承擔風險、嘗試創新，而不是在訴訟恐懼中裹足不前。
法律的作用應是劃定底線、明晰邊界，而非用事后完美的尺子去丈量事先充滿不確定的臨床決策。
唯有當醫生不再被迫在“過度檢查”與“漏診追責”之間走鋼絲，而是可以基于專業判斷和患者利益做出最合適的臨床選擇時，醫學才能真正進步，醫患信任才能重建，最終的受益者將是全社會每一個可能成為患者的人。
二要全社會形成共識。
沒有哪一個醫生不希望把病人治好。醫療有意外，但醫生無故意。
老葉有一個不一定對的想法，那就是，目前醫院多購買醫師責任險，需醫療過錯方可賠付。
但醫療糾紛中，久拖不決的常是無過錯意外或患方期望賠付高于法定標準。
因此我認為，高風險手術或者一些潛在醫療風險疾病，應強制購買醫療意外險，無過錯即可賠付。這樣能直接化解經濟訴求，增強醫生抗風險能力。
三要對醫生提高容錯率。
現在疾病越來越復雜了，有時越想省錢越容易漏診。
在當前的醫療環境中，醫生常陷入一種“兩面不是人”的困境：不開檢查，被質疑診療不全面，存在漏診風險；開了檢查，又被貼上“過度醫療”的標簽。
而一旦發生醫療糾紛，同樣的臨床決策，可能在不同情境下被截然相反地解讀。
這種“兩頭追責”的現象不僅加劇了醫患關系的緊張，也迫使醫療行為日益保守，最終損害的是醫療創新的活力和患者的長遠利益。
醫療事故想減少，一個是規范診療，但也不能全都事后推斷，畢竟特殊的情況不是沒有。事后諸葛亮，不能用于醫療事故分析。
醫療并不是一項結果可控的服務。哪怕是最成熟的治療方案，也永遠存在概率、個體差異和不可預見風險。
醫學解決的是提高成功率，而不是保證成功。
所以，許多醫療糾紛，不是因為醫生一定做錯了什么，而是醫生是整個系統里，唯一能被抓住的那個人。
不是因為醫生脾氣好，也不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委屈，而是因為現實已經把反抗成本抬得非常高。
一旦發生糾紛，哪怕最后證明醫生沒有明顯過錯，也要經歷極其漫長的流程：寫說明、補病歷、反復溝通、等待鑒定、接受調查。時間、精力、心理消耗巨大，但回報卻幾乎為零。
更現實的是，很多醫生心里都清楚一個潛規則：只要事情鬧大，醫院層面往往更傾向于先把事壓下去。
四要真正做到醫鬧零容忍。
只要是醫鬧，有沒有組織都要零容忍。只要暴力傷醫，不管嚴重不嚴重，都要嚴厲處理。不看結果，只看性質。
對于醫院而言，一邊是不斷增長的就診需求，一邊是有限的人力和資源；一邊是要求服務態度好，另一邊是要求零糾紛、零事故。
當醫鬧發生時，醫院首先要考慮的往往不是誰對誰錯，而是：會不會升級？會不會被曝光？會不會影響整體運行？
于是你會看到一些讓醫生寒心、也讓患者誤解的處理方式：賠錢、協商、私了、盡快結束。
短期看，這確實能滅火。但長期看，卻在無形中釋放了一個信號：只要鬧得夠大，就可能有結果。一旦這種經驗被不斷復制，醫鬧就會從極端行為，慢慢演變成一種策略選擇。
從紙面上看，針對醫鬧的法律條文并不少，甚至年年在強調依法嚴懲。但落到現實層面，很多人感受到的卻是另一種體驗：違法成本不高，維權成本極高。醫生即便選擇報警、走司法程序，也要承擔極大的心理壓力和現實風險。
五要加強醫鬧黑名單制度。
除了法律嚴判外，三代以內親屬列入就醫黑名單，吊銷醫保賬戶。人體出汗是為了降溫，是為了保持體溫平衡，而不是為了清除有害物質。因為醫鬧有非常強的負外部效應和外溢現象，你鬧的也不單單是醫生，鬧的還是其他患者的命。
最后，想說的是，醫生正站在職業風險的懸崖邊緣，醫療糾紛籠罩診室，醫療事故指控高懸頭頂，醫學信息差成為信任崩塌的催化劑，醫患矛盾的裂痕在醫療環境的惡化中不斷擴大。
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無數醫生正在經歷的真實困境。
草蛇灰線，伏脈千里。醫生最終成為怎樣的人，都取決于患者曾經是怎樣的人。
醫客說
究竟還要有多少醫生倒在血泊中，才能喚醒某些人的良知？
【責編】醫客君
【文章來源】九派新聞、老葉說醫，作者葉正松
【圖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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