腷臆文章千牘上

“簡讀中國——中國出土簡牘展”在湖北省博物館展陳已有三月余，觀展的人流絡繹不絕。由于本身出土后處理的難度大，加之內容晦澀，使簡牘研究的專業門檻高，“簡牘學”一度被學界認為是一門“冷門絕學”。兩湖地區，楚簡連出。因此得天獨厚的優勢，多年以來，簡牘研究方面常有引領性的突破。而這次的“簡讀中國”展覽，掇菁擷華，以獨特的編排結構作出了一場驚艷的陳列。

展廳位于南館四樓。走進展廳，入目的是一冊冊書簡，琳瑯地懸掛在“簡讀中國”四字的兩側。相比明亮的外部，展廳就像一個神秘的時空洞穴。黯淡下來的光線，似在示意觀看者保持沉默，把自己熟知的語言放置到一邊，專注地與這些來自過去的聲音發生聯系。在光的襯映下，展品獲得了自身的焦點，隱遁在時間之下的歷史受召喚而還魂。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已跟隨策展的敘事進入了情境。米哈恰·伊利亞德在《神圣與世俗》中講到空間的非均質性，對于一個時間的體驗者而言，這種非均質性是同樣生效的：相比其他部分，空間的某些部分有著內在品質上的不同。眼下的展館，就是提供那樣一種體驗可能性的空間。

《神圣與世俗》

[羅馬尼亞] 米爾恰·伊利亞德| 著

王建光| 譯

華夏出版社

2002年12月

形制與變遷

探究事物的起源，總是激動人心的。在我們尚未擁有知識時，對知識的期待已以問題的形式產生：語言從哪里來？語言與文字的關系如何建立？最初的文字記載工具是什么……要精準地去回答并不容易，而考證技術的進步，又不斷刷新著答案。

當我面向紛呈的簡牘時，許多問題浮涌上來。遠古難考，近古而先于“簡牘”的文字載體，有龜甲和青銅器。文字落于青銅器上，稱“銘文”或“金文”；在龜甲上，則是“甲骨文”，多用于占卜。楚地巫卜之風盛行，本次陳展中也有卜筮禱詞的相關記錄，是對龜甲占卜一支的沿襲。

東漢蔡倫發明造紙術以后，簡牘逐漸被紙張所替代。這種演變固然需要一個過程，有一段時間，紙張與簡牘是同時存在的。根據相關考證，目前出土的簡牘，時代最晚的是從樓蘭遺址發掘的一批，其年代約是公元300年左右，西晉政權劇烈動蕩且將滅亡之際。在出土的遺址里，紙張與簡牘并用。此后，文明的巨輪慨然前行，更便捷的書寫工具得以被全面地使用。簡牘即如此沒入塵土之中，并在千百年后載著往昔的信息，重新降臨到人們身邊。

根據《說文解字》，“簡，牒也”，“牘，書版也”。簡牘多為竹或木材質，簡削成長條形，較窄；而牘則是片狀的，較寬。簡牘又分為單簡和編綴簡。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韋”是用來將簡牘串起來的熟牛皮繩，因《周易》屬于編綴簡。在展覽的入口處，策展方對簡牘的形制進行了詳盡的說明，根據不同的標準分類，簡與牘之外還有兩行、觚、檢、楬、削衣等。

另側，還有圖繪解說簡牘制作的過程，細看讓我豁然開朗。過去很好奇，“刀筆吏”是掌管文案的官員，那么這里的“刀”從何而來？看了簡牘的制作，才明白刀與筆并用的場景——其中刀是用來為竹條“刮青”，以便平整，供筆刻寫。

親見各種形制的簡牘后，另一個非常有趣的意會在于，原來簡牘的形式本身包含著很多信息。簡札的長度，或與其具有的權威等級相關，但相關規則似乎要到秦以后才慢慢形成。一般簡牘長1尺，相比之下，皇帝的詔書要更超出1寸。儒家經書、律令簡牘則要更長，可見此二者的地位。

除了在外形制式上，皇權在書面文本中也有所體現。本次展覽中，益陽兔子山遺址出土的秦二世胡亥詔書一度為人津津樂道。這份詔書是胡亥繼位第一個月發布的，首句“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正確的斷句應當是，“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但書寫在秦簡上，截斷處落在“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使“始皇帝”在第二列頂格的位置。這份詔書開創了一種先例，后世提到本朝皇帝時，亦遵從頂格換行的規則。

流傳的治世之道

自2002年從古井中被發現以來，里耶秦簡的《九九表》聲名遠揚，以證明秦代已有乘法口訣。在2012年發行的《里耶秦簡》特種郵票時，其中有一張就是九九乘法口訣表。此次，里耶秦簡《九九表》的木牘亦有上展。

《韓詩外傳》記載，齊桓公欲招賢納士，在宮廷前燃火作信，但一直無人應征。有一日，一個自稱精通九九表的人前來覲見。齊桓公起初不以為然，覺得此技不值一提。那人指出，四方的有才之士，不敢自詡賢才，所以近一年都沒人來。如果一個只會背誦九九表的人，也得到了君王的禮遇，那么天下英杰就能明白君王求賢若渴的心。從這則故事中，側面可知在戰國時期，《九九表》已不算是罕見的絕學。

里耶秦簡出土的《九九表》木牘約為公元前三世紀所制，是目前出土的最為完整的乘法口訣表版本。不過，它并非最早的乘法口訣表。在“簡讀中國”展覽中，另外介紹了荊州秦家嘴楚簡《九九術》，該簡牘要比里耶秦簡早約一個世紀。

仔細讀一讀《九九表》，開頭是“二半而一，一一而二”，這與我們慣常記誦的“一一得一”相悖。從第一句來看“而”在此作為一個代表運算方式的連詞，顯然不僅僅代表的是乘法，但在此置入一句“一一而二”的加法，似乎也不符合邏輯。不管古人實際上為何作此安排，但親眼見到《九九表》，已足以讓我們從慣性之中停頓下來進行思考。

除屬于“歷譜”的數術，還有不少直接與治理相關的簡牘被陳展。云夢睡虎地曾發掘11座古墓，在墓主“喜”的骨架腹部左右的位置，接連發現了《語書》與《為吏之道》，這次都有部分展出。

喜出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親自參與了秦王政從參政繼位到統一六國的全過程。喜的工作與律法相關，46歲亡于任上。《語書》是秦始皇二十年，南郡的郡守“騰”向下級發出的訓誡行政文書。其簡牘共14枚，本次陳列的是編號9-14枚，所講述的正是“良吏”與“惡吏”的區別。其中列出了良吏從“明法律令”到“惡與人辨治，是以不爭書”等四條標準。

我們可以想象，當年的“喜”如何日日對著簡牘自察，心系百姓，如履薄冰。以至于在他去世以后，把這份來自上級的文書帶進了墓中。而令喜不釋手的另一冊治理之書《為吏之道》，則并非來自官方的文件。它融合了儒家與法家的諸多觀念，其中有一部分內容和《禮記》等書有所呼應。其中的“五善”“五失”羅列清晰，或許曾長久地縈繞在那位小吏的心中。

假如《語書》與《為吏之道》更讓人得感小吏處世的心境，那么同時出土的《秦律十八種》則就秦代法律文獻體系進行了一次開拓性的呈現。秦國自商鞅變法起，開始躋身強國之列。商鞅重法度，《秦律十八種》則是在他《秦律》六篇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這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最早、最完備的古代法律文獻，包含政治、經濟、法律、軍事等各方面的情況，也是本次展覽中獨具“最”屬性的重要展品之一。

與此同時，也陳展了《法律問答》的10條簡牘，是對《秦律十八種》的補充，講述了一些具體情形下的處置規則，其行政等級接近如今的司法解釋。《法律問答》多與刑事相關，但有一條與當今的刑事案件稍有偏差：“免老告人以為不孝，謁殺，當三環之不？不當環，亟執勿失。”60歲以上的老人告子嗣不孝順，請求判處死刑，是否應當走“三環”（可能是復核程序）的流程？而指導意見認為不應走流程，要立刻把他抓起來。古人重孝道至此，如此簡牘不僅承載了法律價值與歷史意義，也讓今人深思反省。

小人物的生活

人言歷史恢弘，如浪淘沙，往往吹盡狂沙始到金。能夠名垂青史的，都是一些有地位或在各個領域有顯赫成就的人。相較之下，絕大多數草芥一般的百姓，都無從留下痕跡。但簡牘似乎提供了另一種公正：只要被寫下，埋入土中，即使是屬于小人物的微不足道的生活，同樣有可能被后世看見。那些細小的聲音穿越重重時間，落在眼前，反而更顯得真切動人。

湖北省博物館學術研究中心副主任羅恰，曾在采訪中談到反復研討后的策展思路：小人物的大歷史。近年來，微觀史的研究方法被廣為接納。研究者與受眾都開始接受，歷史的奧秘同樣蘊藏在被宏大敘事所忽略的、具體的、微小的“個案”之中。透過那些留在個人身上的細節，抽絲剝繭，整個時代的面貌漸次顯現。

在云夢睡虎地4號墓中，出土了秦代的兩封家書，是我國年代最早的家信實物。本次展覽展示了其中一封由黑夫和驚（黑夫執筆）寄給墓主人衷的家書：

二月辛巳，黑夫、驚敢再拜問衷，母毋恙也？黑夫、驚毋恙也。前日黑夫與驚別，今復會矣……今書即到，母視安陸絲布賤，可以為禪裙、襦者，母必為之，令與錢偕來。其絲布貴，徒操錢來……黑夫等直佐淮陽，攻反城久，傷未可知也，愿母遺黑夫用勿少……

簡牘的容量有限，這封家書密密麻麻地寫滿了正反面。黑夫和驚有太多話要說，征戰在外，或許每一筆都承載著對故鄉的寄托。書信中還包含著不少生活信息，寫信之時春天已至，而黑夫和驚還穿著冬衣。算上書信來回的在途時間，黑夫急于要母親訂制夏衣。據后人考證，黑夫與驚并非出自貧寒之家；可連年戰亂，老百姓受到的影響總是最大的，即使中等家庭，也不得不為物質匱乏而焦頭爛額。所以黑夫悉心叮囑母親，如果絲布貴的話，就不用做衣服了。

在這封家書被寫下時，黑夫即將去攻打淮陽。這是一個相對清晰的時間點，指向公元前224年左右秦楚在淮陽（即陳郢）的對峙。李信20萬大軍兵敗后，王翦率軍攻打據守淮陽的昌平君，黑夫與驚很可能是李信麾下的士兵。事實上，這場戰役持續許久，與黑夫兄弟的判斷相吻合。4號墓里的另一封家書，則是在秦軍占領淮陽后驚寫給家里的。彼時，值得慶幸的是淮陽已攻下，黑夫與驚都還幸存著；但壞消息也有，“以驚居反城中故”，淮陽已成為敵城。

這兩封家書被衷代入墓中。后世有人推測，衷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在這場曠日持久的秦楚戰爭中，黑夫與驚最終都命喪戰場。大哥衷在墓穴中保留兩位弟弟的家書，或許是想死后兄弟團圓，相逢于地下。這樣一段動人的往事，便因簡牘而流向我們。

除了大歷史中引人感慨的小人物，那些從簡牘中浮現的具體而細致的生活也頗有意趣。在甘肅肩水金關遺址發掘的《勞邊使者過界中費冊》里，肩水金關官吏均攤招待費的畫面栩栩如生。米、羊、酒、鹽、豉，歡飲過后，生成了1470錢賬目，而27位官吏每人承擔55錢。

在郴州市蘇先橋遺址J4出土的三國吳簡中，我們可以看見一個叫鄧魷的人寫給李君的私人書信，講安放朋友所贈幔紲后所念的情誼。也有一份習字簡，全文是“赤烏五年正月甲子朔一日東部都尉謝君頓首死罪死上死死死……（最后連寫了15個‘死’字）”。

在簡牘以功能為標準的分類中，有一類稱為“習字簡”或“習書簡”。顧名思義，一般用以學習文字、文章、字體等。赤烏五年是東吳的時間稱謂，結合地理位置，也可以看出習字者是生活在三國吳地的人。細讀這份習字簡上的內容，很難不為書寫者的“意識流”忍俊不禁。在他下筆時，或許也不知道自己要寫什么；最后把“死”字一氣呵成寫到底，從正面到反面，頗有放飛之意。在這份簡牘背后，我們隱約觸摸到一個暖爐邊百無聊賴的冬天。

過去，從內容與保護技術上，我們對簡牘都知之甚少。這些時光碎片如御溝流葉，途徑我們所身處的時代，并將繼續往未來飄蕩。時間以某種超越生命的形態，鑄納于簡牘之中，不經意間向觀看者顯形。而通過“簡讀中國——中國出土簡牘展”，簡牘終于從學術研究的玻璃罩下走了出來，使我們能從更切近的視角觀察它們，深刻感知到中華文明“千年一脈、歷久彌新”的生命力。

（作者 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