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242｜大橋煙火

本報記者 李國 本報實習生 夏桂琰

不趕場的日子，重慶市江津區李市鎮大橋村那條穿場而過的街道上，大多數時候都是冷清的。不過，這冷清并不包括路邊的大橋飯店。一天3次，每到飯點，陸續聚攏來的近20位老人就能讓店里店外熱鬧一回。

他們都是來“搭伙”的。早上稀飯點心、雞蛋咸菜，中午兩葷一素一湯，晚上一葷兩素一湯，重要的節令還有“特別供應”。雖然頓頓享受著“下館子”的待遇，但老人們的餐費不僅遠低于市場價，很多時候甚至不夠覆蓋食材和人力成本。

到今年春天，這樣的“虧本買賣”，大橋飯店老板張成書就整整做了20年了。5年前，為解決越來越多“搭伙”老人失能半失能后無人照料的問題，她又開設了養老院，同樣收費低廉。

20年里，大橋飯店已成為一個樞紐，來自各方的資源在那里匯集，再“點對點”地輻射至每一位“搭伙”老人，老人們則因為飯店有了更密切的關聯。縱橫交錯間，一個農村互助養老的空間由此形成。

只是，作為“樞紐”運轉的負責人，張成書幾乎從不去想這些復雜的理論。從開始到現在，她做這些事始終是出于一個樸素的理由，“人都是會老的，能幫一把就幫一把”。

張成書（前排中）與“搭伙”老人們在大橋飯店前合影。

“多雙筷子的事”

一月初的一個早上，天還沒亮，村民漆華軍和李澤常就到了大橋飯店。這天，他們要和張成書一起去買食材。雖然沒有參與“搭伙”，但過去5年多里，每逢店里采買，漆華軍和李澤常就會主動來當“勞動力”。他們說，幫大橋飯店的忙，也就是在幫老人們的忙。

問價、割肉、選菜，張成書一邊熟絡地和攤主打著招呼，一邊快速又細心地在各個攤位上挑揀著。一圈走下來，她花出去了4000多元，漆華軍和李澤常的手上、肩上則多了一堆的大包小包。

“飯店經營加上老人吃飯，這些頂多夠三四天的量。”張成書估算說。她個子不高，因為年齡增長還有些駝背，穿衣打扮與同齡的農村婦女沒什么兩樣。只有隨時斜挎在她胸前、時不時被用來收錢和找錢的一個黑包，才能顯出張成書“老板”的身份。

1979年，改革開放政策在全國農村深入推進，30歲的張成書和幾個同伴一起承包了此前所在生產隊的食堂，取名“大橋飯店”。從簡單的豆花飯和家常菜起步，隨著菜品增加和口碑積累，大橋飯店逐漸成了周邊村民聚餐、辦酒席的首選。

飯店營業的最初十多年，大橋村還是大橋鄉政府所在地，最多時有近萬名村民，店里生意也很興隆。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越來越多年輕人外出工作、進城買房，村子里逐漸沒有了往日的繁華。客流量小了，但靠著多年的積累和張成書等人勤勞、誠信的經營，大橋飯店依然得以日復一日地在路邊迎來送往著。

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還帶來了更為深遠的影響。

2006年春天的一個下午，當時82歲的村民劉培書走進飯店找到張成書，試探著問：“老板，我一個人做飯太費勁，在你這里‘搭個伙’行不行？”

“行啊！多雙筷子的事。”幾乎是下意識的反應，張成書一口答應了。當天晚上，劉培書就在店里和張成書及員工一起吃了第一頓飯。

隨著“留守”及獨居老人比例增加，吃飯難逐漸成為農村養老普遍存在的問題。90歲的闕定明在大橋飯店“搭伙”13年了。在此之前，她一個人在家，要么做一頓要吃好幾天剩菜剩飯，要么就用臘肉香腸、咸菜白飯等將就填飽肚子，“有時候為了省事，一天甚至只吃一頓飯”。對部分高齡或身體不好的老人來說，買菜、開火更已是難以完成的“任務”。

正因如此，劉培書在大橋飯店成功“搭伙”后沒多久，92歲的黃銀書來了，然后是68歲的代德純……無一例外，張成書都在餐桌前給他們添上了座位。

如今再說起這些，張成書依然覺得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不就是老哥哥老姐姐們來一起吃個飯嘛！”

她天生就帶有一副熱心腸。食材采買結束后，注意到角落里有位老人筐里的卷心菜還剩了一些，張成書又特意把它們全買了下來，結賬時還多付了5元。“老人家種菜掙錢不容易，要是賣不完還得辛苦背回去。這些菜，店里怎么都用得上。”一邊往回走，張成書一邊解釋道。

2025年12月14日，“搭伙”老人們在大橋飯店吃午飯。

“不要錢就不吃了”

上午11點剛過，88歲的肖吉文又坐在了大橋飯店門口，此時距離他吃完早飯離開還不到4個小時。提早來的，不止他一個人。有的老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天氣、身體和兒女的近況，有的人則熟門熟路地進了廚房，幫忙洗菜、摘菜。

肖吉文是李市鎮人，兒子女兒都在外地工作，老伴去世后他一直一個人住。五六年前聽說了大橋飯店能“搭伙”的消息，肖吉文專門到村里租了個房子住下來。最初，他只想著這樣能好好吃飯，結果還因此認識了不少老伙計。

“之前家里的電視從早開到晚，時間還是很難打發。” 肖吉文拄著拐杖說，“現在好了，飯前飯后都有人能說話，一天很快就過去了。”

目前，大橋飯店的“常客”老人共有19位，其中像肖吉文這樣特意從外地到大橋村的就有5位。每一餐，老人們都要滿滿地坐上兩個圓桌。

這樣的場景，是20年前的張成書完全沒想到的。

在大橋飯店“搭伙”沒多久，劉培書就幾次提出要交餐費，張成書卻一直以“你來不來我們都這么吃飯”為由推脫。直到半年后，劉培書表示“不要錢就不吃了”，張成書才答應每月收她50元。那時候，收費基本是象征性的，還可以以物易物，比如黃銀書就是以每年給飯店提供200斤谷子來抵扣飯錢。

隨著來“搭伙”的老人越來越多，到2008年，大橋飯店已經需要專門為他們買菜以及騰出人力做飯，“提高收費”的呼聲在老人中也越來越高。于是，張成書與合伙人商量后，宣布了第二個餐標：一日3餐，10元全包。

這個標準，一經確立，就延續了近17年。

大橋飯店開始接收老人“搭伙”時，張成書的5個孩子都已長大離家，她和丈夫也一直沒有跟他們提起過這件事。三女兒周詩凈記得，那時候她偶爾從江津城區回家，看到老人們在店里吃飯，一直以為就是平常的村民聚餐。

張成書同樣沒有提起過的，還有“虧本”這件事。隨著物價上漲，本就不高的“搭伙”費早已無法抵消相應的支出。不過，張老板卻有自己獨特的“平賬”方式。她說，飯店平日的營收足以填補這部分成本，“老人們大多不寬裕，我少賺點錢，能讓他們吃得起、吃得好，也值了！”

張成書不說，不代表老人們心里不知道。和當年劉培書一樣，2025年1月，在老人們“再不漲價就不來吃飯了”的集體“抗議”下，餐標終于再次調整，變為了每月400元。

實際上，多收的100元，依然無法讓“搭伙”餐做到收支平衡。即便如此，張成書還保留了一些例外。代德純家里條件比較困難，一直以來，張成書堅決不肯收他的餐費。后來，有時吃完飯離開前，老人會悄悄在桌子上、灶臺邊留下幾元錢。張成書發現后，也會默默收下。

她知道，那幾元錢代表著老人的感激，更代表著他的尊嚴。

每天開飯前，大橋飯店員工肖木容都要去給附近兩位行動不便的老人送飯。

“我媽媽不也是這樣嗎？”

回鍋肉、炒花菜、酸蘿卜燉老鴨湯……這天的午飯差不多準備好了。趕在開餐前，大橋飯店員工肖木容端著盛好的飯菜，走出了飯店。她要去給住在大約100米外的湯學貴等兩位老人送飯。

2023年，71歲的湯學貴因患腦溢血留下了偏癱的后遺癥。得知家屬無法長期照料他后，張成書在大橋飯店附近給湯學貴收拾出了一處屋子。自那之后近3年時間，肖木容除了每天給湯學貴送去三餐，還定期為他洗澡、換洗衣物。后來，又有一位行動不便的老人加入其中。

享受送餐服務的，湯學貴不是第一個。隨著年事漸高，一部分“搭伙”老人身體上的毛病逐漸變多、變重，出門也變得越來越困難。為此，張成書專門立了規定：如果有老人沒有按時來就餐，飯店員工要及時上門查看；如果老人因身體原因不能到店，則必須送餐到家。

這樣的規定，意味著張成書和大橋飯店對老人的照顧將遠遠超出“搭伙”的范疇。有人生病，張成書會協助送醫；有人臥床，送飯之外，飯店的員工還會“順便”幫忙打掃衛生、采購生活用品。

2016年，“搭伙”10年的黃銀書以102歲的高齡辭世。張成書不僅在老人臨終時守在床頭，還主動幫忙料理了她的后事。

就這樣，20年間，大橋飯店接收了超過100名“搭伙”老人，為十多位老人提供過送餐服務，先后陪伴十多位老人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當被問起做這些分外之事的原因時，張成書的回答一如既往地簡單，“在一個鍋里吃了這么多年飯，大家早已是家人”。

2020年底，張成書被評為當年“感動江津十大人物”。直到那時，周詩凈和兄弟姐妹們才真正知道過去十多年里母親“竟然干了這么大的事”。

從小到大，不管是外表還是性格，周詩凈總被認為是“孩子中最像張成書的”。或許是巧合，又或許是母女間這種特別的關聯，就在離大橋村不遠的江津城區，周詩凈也不聲不響地做了一件與母親類似的事。

2018年，兒子上初中后，周詩凈在學校附近租了房子照顧他的生活。一開始，是與她兒子關系要好的兩個同學偶爾來蹭飯；后來，聽孩子說“喜歡周阿姨做的飯菜”，家長便提出讓他們“搭伙”；再后來，就有更多學生的家長找上門來。

“自己的孩子有時還能將就，一群孩子就要頓頓用心了。”感到“責任重大”，周詩凈不僅提前了解每個孩子的口味、專門花時間學了更多營養搭配方式，到了節假日和孩子的生日，她還會加菜、加飲料、加蛋糕。因為吃得好、吃得規律，不少孩子都肉眼可見地長高、長壯了。

雖然在做飯上花費了大量心思和精力，周詩凈卻沒有把這當成一筆賺錢的生意。那幾年間，她定的“搭伙”費一直是成本價，對少數家庭條件稍差的學生還會主動減免部分費用。

“就當是免費請他們多吃幾個菜。”周詩凈笑著說，“我媽媽不也是這樣嗎？”

張成書與養老院里的老人在一起。

“你能開個養老院就好了”

和提前到飯店一樣，每頓飯結束后，老人們也總是不急著離開。有人幫忙收拾碗筷、清理餐桌，有人繼續聊著之前因吃飯打斷的話題。

“搭伙”，讓大橋飯店成了將老人們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公共空間。每當這個空間里有人病倒或離世，自然會激起大家都能感受到的波瀾——等我動不了的那天，怎么辦？

也不知是什么時候，有人因此半開玩笑地對張成書說：“張老板，你要是能開個養老院就好了！”

一來二去，張成書真動了這個心思。她很清楚，行動不便的老人以后會越來越多，光靠自己和飯店員工肯定照顧不過來。

最初，家里出現了反對的聲音。當時，張成書自己也年過七旬，包括周詩凈在內的家人都覺得開養老院對她來說太辛苦。在外面，也有不少人不理解，以為張成書想出名、想賺錢。

但張成書下定了決心。大橋飯店的招牌能在村子里一掛就是40多年，除了經營有方，與張成書大膽、堅韌的性格也不無關系。這一次，她把那股勁用在了開養老院上。

據統計，截至目前，大橋村60歲以上的戶籍人口約有2200人，占比超過30%。隨著我國老年化程度加深，如何讓老人老有所養，是擺在全社會面前的問題。

2020年起，張成書與“搭伙”老人的故事逐漸傳開，當地政府和社會力量開始為自發形成的“大橋模式”提供支持與幫助。2022年，為解決老年人吃飯難的問題，江津區啟動“帥鄉幸福食堂”建設試點工作。當年，李市鎮政府就把大橋飯店列入試點范圍，給予財政補貼2.5萬元。2025年，阿里巴巴旗下公益項目為張成書頒發了“小微公益行動者專項獎”，獎金1萬元。

2021年，了解到張成書有辦養老院的想法，李市鎮政府積極給予相關業務指導，協助落實有關優惠政策，并提供了護理床、輪椅、被褥等物資。

即便如此，辦養老院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段時間，周詩凈每次回大橋村，總看見張成書為此忙前忙后。“她是真的很想做成這件事。”周詩凈說，漸漸地，家里人轉變了態度，她和兄弟姐妹都開始幫著母親想辦法、跑流程。最終，在多個政府部門指導、協調下，善恩居老年養護中心辦妥全部手續，通過了驗收。

第一位入住養老院的，是在大橋飯店“搭伙”多年的張成在。在此之前，張成在已因病臥床5年，日常生活大多靠飯店員工照料。

因養老院受益的，并不只有“搭伙”老人。73歲的吳玉瓊務農時摔傷失去了部分自理能力，已在養老院住了兩年。“有人送飯、有人洗衣，在這里什么都不用我操心。”老人笑著說。

在養老院，根據老人身體情況不同，收費標準也不同。不過，不管是哪一檔，都只在運營成本的基礎上略有上浮。如果是經濟情況困難的老人，張成書還會主動降價接收，“錢多錢少不要緊，重要的是讓他們住得舒心”。

“跟著好人就學成了好人”

善恩居老年養護中心就在離大橋飯店不遠的地方，上下兩層樓，目前有近20名老人在那里生活。養老院裝修很簡單，但無論什么時候走進去，里面都干凈整潔，空氣清新。

“阿姨，天冷了，一定蓋好被子別感冒。”護工趙德蘭一邊說，一邊幫72歲的陳烈琴翻了個身。陳烈琴因病長期臥床，入住養老院4年多，在護理人員的照顧下，身體情況一直很穩定。

張成書說，養老院招護工，她最看重的是有愛心和耐心。反過來，她的好心也成了趙德蘭等人愿意在養老院長期工作的重要原因。“跟著好人就學成了好人。”趙德蘭說。

肖木容接下照顧湯學貴的任務后，張成書給她漲了工資。不過，在大橋飯店工作了近20年，肖木容早被老板的善良影響，“每次我上門，老人們眼睛都是亮的。能幫他們做點事，我心里很踏實”。

在大橋村，受張成書影響的人還有很多。村民周建平和王大會定期免費為養老院的老人理發刮臉；周國輝時常給老人們送去水果、蛋糕等。82歲的“搭伙”老人周樹祥每周都義務打掃從村里通往大橋中學的約一公里道路，“趁著身體還好，我也想為孩子們做點事”。

今年，張成書即將年滿77歲。養老院營業后，周詩凈開始越來越多地分擔母親的工作，“交接”也在這對母女間自然而然地發生著。“這樁有愛的‘虧本生意’，我一定會堅持做下去。”周詩凈說。

截至2024年末，重慶60歲及以上戶籍人口達801萬，占比25.11%，老齡化程度位居全國前列。面對愈發迫切的養老服務需求，近年來，該市從構建城鄉老年助餐服務網絡、培養養老服務人才、鼓勵健康老人服務高齡老人等多方面入手，制定一系列相關政策，并針對農村“熟人社會”特點出臺了專門的互助養老方案。在周詩凈看來，這意味著未來“大橋模式”能得到更多的資源支持，自己也能在母親原有基礎上為老人們提供更好的照顧和服務。

1月13日，2025年度“感動重慶十大人物”揭曉，張成書位列其中。頒獎詞這樣寫道：“一飯暖人心，寸心守鄉鄰。善行如細雨，潤澤人間情。三餐四季，細水長流，你把平凡的煙火，烹成了最暖的鄉情。”

就在張成書參加頒獎典禮的那個晚上，大橋飯店里，員工的招呼聲依然按時響起：“老人家，開飯了！”

（本版照片均由本報實習生夏桂琰攝）

來源：工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