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名將方虎山踹3000日俘下冰河，愿背罵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份姍姍來遲的投降書讓飽受十四年戰火蹂躪的東北大地看似迎來了和平，只是這份和平從一開始就裹著一層虛假的外衣。

關東軍的軍旗雖然倒下，卻沒有真正放下手里的武器，那些散落在東北各地的日軍殘部，有的躲進山林伺機而動，有的就地隱藏身份混在平民之中，心里還揣著復興偽滿洲國的癡心妄想。

而遠在西南的國民黨勢力，眼饞東北這片物產豐饒的黑土地，主力部隊一時半會兒趕不過來，便打起了旁門左道的主意。

開始四處搜羅日偽殘余、偽滿警察、當地土匪，把這些人當成攪亂東北局勢的棋子，試圖用這種陰私的手段搶奪勝利果實。

這片剛從日寇鐵蹄下掙脫的土地，轉眼又陷入了各方勢力博弈的動蕩之中，而朝鮮名將方虎山將三千日俘踹下冰河的舉動，就誕生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里。

中朝軍民對日本人的恨，是刻在骨子里的，方虎山就是如此，這份恨不是憑空來的，是打小的遭遇磨出來的，更是通化那場血色暴亂，硬生生澆出來的。

方虎山作為朝鮮族的軍事家，自小就見證了日寇對朝鮮半島的殖民壓迫，十六歲的年紀便來到中國東北參加抗日活動。

九一八事變后加入東北抗日游擊隊，在東北的山林間與日寇周旋的那些年，他親眼見過日寇對東北百姓和朝鮮族同胞的燒殺搶掠，見過開拓團強占百姓的土地，見過日軍的刺刀挑向手無寸鐵的老人和孩子，見過抗日志士被殘忍殺害的慘狀。

抗戰勝利后，方虎山隨同朝鮮義勇軍開赴東北，擔任東北朝鮮義勇軍第一支隊政治委員，后該支隊改編為李紅光支隊，他依舊擔任政委，駐守在通化一帶負責保衛地方和剿匪任務。

而通化這個地方，既是當時我黨我軍在東北的第一個政治、軍事后方基地，被黨中央稱為漢高祖之漢中，也成了各方反動勢力覬覦的目標。

這里聚集了多達37000名日本軍人和僑民，其中不乏大量關東軍死硬分子，這些人根本不接受投降的結果，總想著找機會反撲，這也為后續的通化暴亂埋下了伏筆。

國民黨在通化的全權代表孫耕堯，本是當地臭名昭著的漢奸，日本投降后搖身一變就成了國民黨通化黨部主任，空有頭銜卻沒什么實際力量，便把主意打到了當地的日軍殘部身上。

而關東軍第125師團參謀長藤田實彥，正帶著殘部隱藏在山林中等待時機，兩人一拍即合，一個想借日本人的刀推翻通化的民主政權，一個想借著國民黨的正統地位實現復興滿洲的美夢。

這場被稱為通化二?三事件的暴亂，策劃者集結了萬余人的兵力，其中以日軍殘部為主，還有偽滿部隊、土匪等。

而當時通化城內的我方武裝力量僅有千人左右，兵力對比懸殊到讓人捏一把汗，更讓人不齒的是，這些暴亂分子選擇在大年初二動手，趁著通化百姓還沉浸在抗戰勝利后第一個春節的喜悅中，想著打我方一個措手不及。

1946年2月3日凌晨四點，通化城內的電燈閃滅兩次后全城漆黑，玉皇山上三堆大火沖天而起，三聲長音哨響成了暴亂的信號。

早已埋伏好的暴亂分子立刻向通化支隊司令部、通化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市公安局、紅十字醫院等核心目標發起攻擊。

他們的手段殘忍到令人發指，紅十字醫院成為了重災區，一百五十多名手無寸鐵的我方傷病員慘遭殺害，那些原本應該放下武器的日軍，再次拿起刺刀揮向無辜的人，暴露出了侵略者刻在骨子里的兇殘。

好在我方提前通過地下情報人員掌握了暴亂計劃，提前逮捕了首犯孫耕堯，還緊急動員了留守部隊、機關和工人自衛隊參與戰斗。

方虎山率領的李紅光支隊兩千余人也緊急趕來支援，朝鮮義勇軍五連在連長高應錫的率領下，完成接應青少營轉移后立刻趕赴紅十字醫院搶救傷員。

通化支隊參謀長茹夫一率領部隊解救被困傷員，與通化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的部隊會師后共同擊潰敵人，市區的百姓也自發拿起棍棒、鍬鎬等工具參與追捕殘余敵人，自發參與的百姓甚至超過千人。

這場實力懸殊的戰斗，最終以我方的完勝告終，共斃俘暴亂日本軍人近四千人，其中校級以上的軍官八十八名，用實實在在的戰果守護住了通化的民主政權。

通化暴亂的血色場景，成了澆在中朝軍民心頭仇恨之火的熱油，也讓方虎山心中的憤怒徹底爆發。

那些參與暴亂的三千日俘，本是已經放下武器的戰敗者，卻在投降后依舊參與武裝暴亂，手上再次沾滿了中朝軍民的鮮血，他們的行為根本不配得到寬恕，也讓方虎山做出了將這些日俘踹下冰河的決定。

在那個零下三十度的東北寒冬，冰河之下是刺骨的冰冷，卻冷不過中朝軍民對日寇的恨意，面對旁人的勸阻，方虎山說出了我愿背上罵名這句話，這句話里藏著的是他作為軍人的擔當，也是中朝軍民的集體心聲。

或許在后世的一些所謂的人道主義視角來看，他的舉動顯得過于激進，但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談所謂的無條件寬恕本身就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談。

十四年的殖民統治，日寇在東北和朝鮮半島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無數家庭支離破碎，無數百姓慘死在刺刀之下。

而通化暴亂的發生，讓中朝軍民看清了這些日軍殘部的真面目，他們根本沒有真正投降，只要有機會就會再次拿起武器，對這樣的人心慈手軟，就是對犧牲的同胞和戰士的不負責任。

方虎山的決定，從來都不是單純的個人泄憤，而是對當時東北動蕩局勢的一種回應。

彼時的東北民主政權剛剛建立，根基尚未穩固，國民黨勢力在背后不斷煽風點火，日偽殘余勢力四處搞破壞，暗殺、破壞案件天天都有。

抗日聯軍的李兆麟就在哈爾濱被特務暗殺，下派到縣鄉的干部也常常被國民黨和土匪殺害。

如果不對通化暴亂的參與者進行嚴厲處置，只會讓這些反動勢力更加肆無忌憚，后續必然會有更多的暴亂發生，更多的百姓和戰士會因此犧牲。

方虎山愿意背上罵名，是因為他知道，作為軍隊將領，他要做的不僅是指揮戰斗，更要安撫軍心民心。

要讓那些反動勢力知道，傷害中朝軍民的代價是什么，要讓他們明白，中國的土地和朝鮮半島的土地，再也容不得他們肆意妄為。

這份看似激進的處置方式，在當時起到了極強的震懾作用，讓那些還在蠢蠢欲動的日偽殘余勢力不敢輕易再搞小動作，也讓東北的百姓看到了我方打擊反動勢力的決心，為后續東北根據地的鞏固奠定了基礎。

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沒有所謂的歲月靜好，只有以血還血以牙還牙的生存法則，侵略者帶來了無盡的苦難，就必須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方虎山的選擇，或許在歷史的長河中會有不同的解讀，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那個特殊的時刻，他的舉動契合了當時中朝軍民的心聲，也用一種極端的方式，讓那些侵略者記住了傷害中朝人民的后果。

而那句我愿背上罵名，也成為了這位朝鮮名將的鮮明印記，讓后人看到了他在面對家國仇恨時的堅定與果敢，也讓后人更能理解那個特殊歷史時期的無奈與悲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