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李先念視察紅安，因一事大怒：我是國家的副總理，不是紅安的

一九六○年十月十八日，皖鄂鐵路的蒸汽機車噴著白汽駛進長河大地，車窗外干裂的稻田一眼望不到頭。李先念靜靜坐在硬座車廂里，神情凝重，列車的轟鳴聲似乎在耳邊變成了百姓饑餓的嘆息。

這位時年五十一歲的國務院副總理，離家已有二十余年。三十年代，他跟著紅二十五軍轉戰鄂豫皖，家書難通，父母早逝，姐妹顛沛流離。如今他再次踏上這片故土，心中卻沒有半點鄉情的閑適——前線是糧荒和民生的重壓。

當時，全國已連續遭遇三年嚴重自然災害。旱情、澇情交替，收成銳減。《農業部日報》幾乎天天都是負增長的數字。作為主管財政與糧食工作的副總理，李先念每天清晨第一件事便是核對各省來電，數字冰冷，卻牽動億萬人的饑飽。

年初他提出“瓜菜代糧”的設想，讓農民就地取材擴大蔬菜和雜糧種植，以減少對口糧的依賴。毛主席當即拍板，讓他南下看看真實情況。路線從北京經河南抵湖北，第一站就選了紅安。有人勸他：“先去條件好的省份看看，別一上來就回自己老家，容易惹閑話。”他擺擺手沒同意。

列車在信陽駐停不到十分鐘。站臺上，黑瘦的百姓腳上裹著白紗布，悄聲抽泣。那是當地給餓死親人的一種“緬懷腳布”。李先念放下車窗，沉默了久，眼眶發紅，卻只留下一句話：“越是艱難處，越不能離開百姓。”

抵達紅安當天傍晚，他沒進縣招待所，而是在縣委小院就地開會。桌子是一張舊方桌，圍著坐著縣委書記、幾位區長，還有糧站、民政、合作社負責人。他先問：今年全縣缺糧缺到什么程度？死人沒有？干部和群眾窩不窩火？縣委書記不敢隱瞞，照實答了：“全縣口糧缺口三成，有零星病亡，情緒尚可。”

夜深燈暗，匯報告一段落，李先念皺起的眉仍沒舒展。他叮囑在座干部下鄉蹲點，錯糧區互助調劑；更嚴厲的是，他強調任何人不得搞特殊，“干部飯碗不能比老百姓大”。話聲不高，全場卻聽得出斬釘截鐵。

散會后，屋子里只剩微弱燈花。他讓人把大姐李桂芝和侄兒李光明找來。姐弟二人推門進來，滿臉激動。家常話只說了片刻，姐姐終究忍不住，小聲道：“先念啊，咱紅安真窮，你能不能給縣里弄些救命糧？哪怕一點點也行。”侄兒在旁附和。

屋里頓時靜得能聽見油燈的噗嗤聲。李先念放下茶杯，“咣”地一聲。“我是國家的副總理，不是紅安的。”聲音不高，卻透著怒火。姐姐怔住，侄兒低頭摳指甲。空氣像結了冰。

他把情緒壓了壓，接著說：“全國都有災，開這個口，就是要另一縣餓死幾個人。不能因為我姓李，紅安就多分一口飯。”話畢，又補上一句：“自力更生才行，瓜菜代糧得真干起來。”

李先念的倔脾氣家里人早領教過。前年侄兒進京求他給鄉里批一臺拖拉機，理由是“興修機耕隊，耕得快”。他提筆在紙上畫了個圈，寫下兩行字：“指標有序，全盤考慮。私請不批。”侄兒灰溜溜走了，卻也明白了什么叫規矩。

從1926年黃麻起義到1949年北平入城，他蹚過的血火不少。戰場上他見過兄弟們為一口炒面拼命，也見過紅安父老將最后一口米塞進軍糧袋。正因如此，他才對特權避之唯恐不及。老鄉們信得過革命，是因為革命不搞一家一姓的吃獨食。

視察第三天，大雨突至，把龜裂的大地澆成泥漿。李先念冒雨走訪了城關公社一個早稻試驗田。百姓圍攏過來，七嘴八舌地說著“今年抽穗慢”“小孩水腫多”。他一邊記，一邊囑咐衛生員加緊配藥，并讓公社安排菜地與紅薯雜糧比重。沒人提他官有多大，更多是把他當老鄉。后來那場雨下了整整兩天，也算給紅安的土地捎去一點救命水。

離開前夜，縣里照例要辦歡送宴。他婉拒酒肉，只要了一碗紅薯稀粥。喝完，他讓警衛員把桌上的咸菜帶到下一站，理由很簡單：“條件差不換，也省得路上耽誤時間。”

行李極少，一件灰布中山裝，幾張寫得密密麻麻的筆記紙。紙上除了數字，還有一行潦草字：“干部不許特權，兄弟更不例外。”同行秘書看得暗暗心驚，后來回憶說：“副總理的火氣，其實是對不公最深的痛感。”

那次之后，紅安沒得到優先配糧，卻在冬季靠山藥、紅薯、油菜籽撐過了最艱苦的幾個月。當地老人至今記得，縣里把干部灶取消了，公社書記下地勞動，辦公桌搬到田埂邊。有人感慨：“副總理回趟家，連我們的隊長都清瘦一圈。”

李先念再也沒有專程回鄉視察，直到七十年代末一次路過武漢才抽空打了通電話。電話里他只說一句：“鄉親們可好？”便匆匆掛斷。那份克制，與其說是冷漠，不如說是把公私分明當成了信仰。

多年后，檔案里出現一封李光明寫給他父親的信，提到如今村里機耕道縱橫，拖拉機多得排隊打田，“若當年真要您大伯那一臺，我們哪能學會自己去爭取呢？”信尾添了句：“守規矩，光明磊落，是咱家的家風。”

細讀這一頁紙，很難不想到一九六○年深秋那盞油燈。副總理的怒火，燒掉的并非親情，而是對特權的幻想。留給故鄉的，是更有尊嚴的生路，也是一種向上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