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四渡赤水》上映，楊得志看后發牢騷：老師長沒有一個鏡頭

1991年深秋，北京西郊的老戰友聯誼會上，七十七歲的楊得志擠在人群中，終于與闊別多年的李聚奎再次握手。銀發與軍功章交相輝映，他的第一句話卻是：“師長，當年的電影沒給你留半點位置，這事我一直介懷。”李聚奎擺擺手，只回了一句：“戰場上流血的是戰士，不是鏡頭。”

那一幕勾起不少老兵的回憶。八年前，也就是1983年春節前夕，《四渡赤水》在全國公映。許多人頭一回在大銀幕上直面那場驚心動魄的機動作戰。大廳里掌聲此起彼伏，可等字幕滾完，楊得志卻皺著眉。他在片中偶爾露了個側影，偏偏領他闖過生死關的“老師長”李聚奎只字未提。影片結束后，他用湖南口音嘟囔了一句：“怎么，就把他給漏了？”同坐的戰友心里有數，卻也不好多說，只陪他干了一杯酒。

如果把長征比作一條火紅的脈絡，那么紅一師就是最鋒利的刀尖，而這把刀的握柄，正是李聚奎。1934年冬，湘江邊炮火成海。國民黨把數十萬兵力兜了個口袋，想把中央紅軍一網打盡。李聚奎率紅一師撲在最前，硬生生撕開缺口。那一役之后，毛澤東稱他是“開路先鋒”，楊得志從此把李聚奎叫成“老師長”，一直叫了半個多世紀。

湘江戰火尚未熄滅，1935年1月，烏江又橫在眼前。這條江兩岸皆是峭壁，水流湍急，守軍還架了輕重機槍。時間卻不等人——后面追兵只差一日夜。夜色降臨，李聚奎召來幾個團長，燈光昏黃，他把木棍在沙盤上一點：“今晚先試水，不行就再想辦法。記住，保命第一，務必摸黑過去。”楊得志領命，還來不及合眼就帶人在江邊找竹排。第一次強渡失敗，退回岸邊時，竹筏被打得篩子一樣。匯報時，他低聲說：“師長，再來一次吧。”李聚奎只答：“等月亮落山再說。”午夜潮聲蓋過槍炮，第二次沖鋒一舉成功，打開了通往遵義的門。

遵義城頭的紅燈籠破舊卻明亮，紅軍終于有了短暫喘息。可這口氣還沒緩過來，命令又至：沿赤水河機動，牽制追兵。毛澤東判定敵軍部署單薄，決定“讓敵人摸不著頭腦”。于是，一場在軍事史上寫下傳奇的四渡赤水開始上演。第一次渡河在土城，第二次悄然北返，第三次突襲回師遵義，第四次雷霆折返突破敵后——表面繞來繞去，實則針鋒相對。每一次擺渡，紅一師總是打頭陣，他們像門閂一樣為大部隊頂住槍林彈雨。

電影里，觀眾看到的是李德、周恩來、彭德懷、林彪的身影；歷史的褶皺里，卻站著李聚奎這樣的“無名主角”。有人統計過，僅四渡赤水前后，紅一師先后接敵二十余次，靠的是夜行軍、山野穿插和絕不言棄的意志。楊得志后來回憶：“赤水河水泡得腳跟都爛了，可師長一句怨言都沒有，他只盯著前面——‘敵人在哪兒？下一道河在哪兒？’”

赤水之后，是更加險惡的大渡河。1935年5月，到達安順場的那天，河面如同撕裂的銅墻鐵壁。彼岸灘頭的國民黨碉堡機槍口黑洞洞，任何遲疑都可能釀成石達開悲劇重演。李聚奎讓楊得志去找船。夜幕下，村民老船工被輕輕喚醒，聽說要拉紅軍過河，只問了一句：“船翻了，誰來管家里？”楊得志塞給他兩只雞蛋：“大叔，船不翻，咱都活。”一句玩笑，半真半假。

七條小木船，在波峰浪谷之間飄搖。第一批七人率先出發，槍口與槳刃同時揮舞。機槍子彈打在水面，激起一片白浪。剛踏上對岸，楊得志便大喊：“掩護！”槍聲如織，對岸守軍不及反應便被壓在石坎后。第二批緊跟而至，架設輕機槍，火力一過，紅旗已插上山頂。幾個小時后，河風仍烈，水聲依舊，卻再也聽不見敵人的喧囂。

隨著主力師團接續渡江，紅軍徹底擺脫被圍殲的險境。幾天后，毛澤東得報，連稱“干得好”。可等表彰名單下發，李聚奎卻主動把自己的名字挪到最后。有人不解，他只淡淡一句：“我不上榜，沒關系。”

新中國成立后，李聚奎歷任后勤部部長、商業部部長，依舊低調。1983年，《四渡赤水》火遍全國，觀眾記住了“千里走廊”與毛主席的軍事天才，卻很少有人提起那位在赤水、烏江、大渡河屢建奇功的紅一師師長。楊得志的幾句抱怨，不過是老兵對領路人遲到的敬意。

歲月沒有抹去硝煙的味道，只把勛章的光澤磨得柔和了。李聚奎晚年常對身邊人說：“長征是無數人命換來的，誰的名字被記住都一樣，關鍵是別忘了那些犧牲的弟兄。”或許正因為這種胸襟，他才成了眾人眼里的“老師長”。

對于年逾花甲的觀眾來說，烽火歲月并不遙遠。那些血與火交織的年月里，除了決策者的宏圖，還有無數“開路先鋒”靜默前行。電影未必能記錄一切，但歷史自有公論。聽過老兵在風中壓低嗓門的一句“火力掩護”，才知道勝利來得多難；讀懂李聚奎的淡泊，才明白榮譽之外，還有更深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