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時假如劉文輝炸掉瀘定橋，紅軍或許全軍覆沒，他為何不動手？

1949年12月的一個夜晚，重慶嘉陵江畔燈火搖曳。劉文輝披著軍大衣踱到窗前，對副官低聲感慨：“要不是那年沒炸橋，今天的局面恐怕又是另一番模樣。”副官沒作聲，卻明白他指的是十四年前的大渡河。

把時針撥回1935年5月中旬，中央紅軍剛剛在金沙江邊甩開追兵。蔣介石判斷紅軍必沿川滇邊繼續北上，于是令川軍、滇軍、中央軍三股力量層層設卡。地圖上，大渡河像一條巨蟒橫亙在紅軍和北方根據地之間，天險和旱季聯合，把渡河的可能性壓到最低。

紅軍趕到安順場一帶時，只剩寥寥數艘木船。薛岳主力后腳就到，強行渡河等于把幾萬人往激流里推。參謀部迅速比對多條路線，發現上游320里外的瀘定橋是唯一能趕在追兵合圍前通過的節點。橋若在，人可過；橋若毀，后路盡失。

當時瀘定橋的防務歸劉文輝川西警備司令部。劉系在四川諸軍閥中既不是最強，也并非最弱，地盤散在川西十幾個縣，經濟命脈則是雅安—瀘定—康定這一條“茶馬古道”走廊。橋不只是一道軍事設施，更關系到鹽茶運輸、木材下運和地方稅收。換句話說，橋在，銀子也在。

蔣介石25日晚的密電傳到成都，大意是“紅匪必奪瀘定，如有必要，可行毀橋之舉”。電文用的是“可行”，不是“即行”。這句曖昧的措辭體現了南京政府對川省財政和交通的顧慮。彼時中央財政窘迫，重修一座百余米的鐵索大橋，動輒數十萬大洋，蔣本人也不愿輕許。

劉文輝手里可調的機動兵力不到兩個整旅，他向雅安急派一個混成旅增援瀘定。按慣例，川軍行軍速度常被戲稱為“蝸?！?，從雅安到瀘定山路崎嶇，兩晝夜是極限。劉料想有這點時間足夠評估再決定毀橋不遲?？伤鲆暳思t四團的行軍紀錄。

紅四團團長楊成武接令后，平均每天急行軍120里，29日拂曉抵達瀘定城東。彼時瀘定守軍不過數百，且照例把子彈多數鎖在軍械所里。兩支隊伍速度的鮮明反差，直接讓“炸橋”方案失去最后執行窗口。

還有一層劉文輝不愿言明的顧慮：如果紅軍被堵在大渡河南岸，勢必在川西、川南與地方軍閥周旋。到那時，蔣介石中央軍借“清剿”名義大舉入川，自己依托的地盤就可能被中央直接接管。炸橋等于幫蔣介石做嫁衣。相比之下，放紅軍北去，反而讓中央軍沒了被四川軍閥最忌憚的“借口”。

川康地區藏、羌、彝各族商旅也視瀘定橋為生命通道。傳言劉文輝要炸橋，當地頭人立即派人遞紙條：“若毀橋，茶馬互市不復存在?！睂﹂L期依賴地方勢力的軍閥而言，這條提醒的分量不輕。

29日午后，紅四團二十二名突擊手沿鐵索匍匐前進。守軍拆掉木板、點燃稻草，可是射界被橋頭民房遮住，火力無法成線。短促十余分鐘，紅軍奪下西岸橋頭堡，大部隊隨即排隊過橋。劉文輝急電蔣介石：“敵已過橋，難以支撐?！边@份電報現存臺北“國史館”，字跡潦草，可為激戰實況作證。

回到重慶的深夜，劉文輝憶及那張電報，心底五味雜陳。當年他沒按蔣的模糊指令摁下炸藥，既有財計，也有政治算計，更有對地方利益的本能維護。結果不僅讓紅軍跳出合圍，也讓他在1949年能夠以“未與共軍結怨”自保身家，從容宣布起義。

史料顯示，若瀘定橋當時被毀，紅軍主力需另尋船只，而薛岳追兵最快48小時可抵達安順場。金沙江水位暴漲期不過數日，拖延一次也許就足夠造成災難。劉文輝的一念之間，改變的不只是瀘定城的命運，也重寫了隨后十余年的西南政局。

關于“飛奪瀘定橋是杜撰”的說法，近年來偶有流傳?？煞瓩z紅軍《作戰通訊》、劉湘《川康剿匪戰報》，以及外國記者斯諾當年的現場記錄，交叉印證之下，戰斗經過、參戰兵力、犧牲人數都能對得上。所謂“無槍聲”“無守軍”的言論，不僅忽略了大量一手檔案，也和當地群眾口口相傳的記憶截然相反。

至今，瀘定橋邊仍立著“紅軍飛奪瀘定橋紀念碑”。橋面早已重新鋪上了堅實木板，可橋身依舊蕩著當年那十三條鐵索。歷史無法重來，假設卻發人深?。喝绻ㄋ廃c燃，川西或成另一片沙場，許多名字也許就永遠停留在大渡河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