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尚君 | 《太平年》里的五代十國，固然腥風血雨，卻孕育了重要的可能性

五代：政治文化轉型的關鍵時期

——五代十國之我見

陳尚君

南宋中葉以前，民間說書講五代史比講三國史更受歡迎，因為那是近代史。程朱理學掌握思想界后，說五代時期沒有正能量，沒有值得歌頌的人物，不像三國時期那樣有蜀漢之正統與曹魏之僭奪，忠勇的關公和奸雄曹操，于是形勢顛倒，直到易中天出來說三國而不變。但如果我們俯瞰中國近二千年歷史，就不難發現，漢唐社會和權力結構的核心是世家大族為主的士族，而宋以后則下層出身的人士有更多的參政機會，即便稱為庶民社會也不為過，政治上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這一轉變的關鍵時期正是五代十國。

從歐陽修以后，幾乎所有史家都認為五代十國是亂世，確實不假。在中國歷史上，大約只有戰國、十六國時期曾經有過如此長時間的動蕩割據。但如果仔細閱讀史料，則不難發現，真正血腥的戰亂發生在唐末三十年，到后梁受唐禪，割據形勢已經完成，五代五十三年，只有局部戰爭，沒有全國范圍的動亂。雖然五代十四帝（含梁郢王友珪，改元鳳歷，在位八個月，時間比唐閔帝、周恭帝都長）如走馬燈般變換，但幾乎每一位登基者都在為尋求長治久安而努力，當然他們都沒有取得成功，取得成功的是從幼兒手上掠得政權的宋太祖趙匡胤。

五代十國之亂乃局部之亂

五代之名起于宋初宰相范質纂《五代通錄》，十國之說則遲至歐陽修《五代史記》中的《十國世家》，以及同時而未及相謀的劉恕撰《十國紀年》。也就是說，現在通行以五代十國稱呼的這個時代，名稱的確定是在其結束百年以后。其起訖時間，嚴格說是從唐亡到宋興的五十三年，寬泛些說，則可從乾符五年（878）沙陀集團在代北的興起，結束于太平興國四年（979）北漢敗亡，凡百年有奇。五代為梁、唐、晉、漢、周五朝，向無異說。雖然其間有半年多由契丹控制中原，從浙江、福建都曾發現會同十年石刻來看，其權威也得到了蕃屬的認同，如果不是耶律德光意外染病，急遽北歸，中國歷史可能是另一種面貌。畢竟時間甚短，政權未穩，自可不計。

十國情況則要復雜得多。后人多沿歐陽修的說法，以前蜀、后蜀、吳、南唐、吳越、閩、楚、南漢、南平、北漢為十國，其實細細加以推究，卻大有問題。以上十國，確實稱帝開國者為前蜀（國號漢）、后蜀、吳、南唐、閩、南漢、北漢七家，楚和南平則始終處于世襲藩臣的地位，沒有稱帝，也沒有開國，而且南平僅控荊南三州之地，類似的例子還有好幾家，估計因為其入宋后有幾位著名文臣，留下的記載也較多，不似一些邊裔政權無可言說，因而得以廁身十國之列。

比較復雜的是吳越錢氏政權。其子孫入宋后很活躍，留下許多記錄，有以小事大、不逾規矩的良好記錄，也有保境安民、士庶擁戴的美麗童話，至今矗立在西湖邊的保俶塔也為此作了最好的證明。據說歐陽修因與錢氏子孫不快而故意在修史時說錢氏的橫征暴斂，惹得錢氏子孫至今還在喋喋不休地加以辯說。但從南宋起，杭州和吳越故地發現許多當年石刻，證明錢镠曾先后用過天寶、寶大、寶正年號，國號大吳越國。浙東出土瓷墓志，還有大吳國的記錄，則是出兵助周功取蘇、常后有意擴大疆域的孑遺。其實在此十國以外，還有一些沒有入選的政權。最顯而易見的是契丹，其勃興與五代相當，但因一般視為四夷，且與北宋周旋始終，后來自成正史，宋人也不敢小覷它。確實稱帝的是大燕劉守光，可惜僅撐持兩年多就掛了，就如同現代舉重沒有亮三盞白燈，就不算成功。李茂貞的岐，地盤、時間都夠格，可是他后來態度很好地接受改編，子孫也不在意轉移陣地，因此也不及格。

錢镠

唐昭宗賜吳越國開國君王錢镠的金書鐵券

世人多認五代十國為亂世，戰亂頻仍，民不聊生，也對，也不對。其實對唐王朝近三百年基業進行徹底破壞的戰爭，主要發生在唐末三十年。王仙芝、黃巢的叛亂席卷大半個中國，號稱沖天、均平的金統政權，其興也勃，其敗也速。韋莊《秦婦吟》的記載雖非實錄，但也不會全出虛構，“天街踏盡公卿骨”的革命雖然顯得轟轟烈烈，但隨之而來的社會破壞也空前慘烈：“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樓前荊棘滿。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凄涼無故物。”鄭畋頒檄四方，請諸鎮勤王，黃巢是平定了，放出魔瓶的惡魔卻再也無法收回。中和以后的二十多年，天下戰亂，尤以京畿、都畿、淮南、劍南諸道最為慘烈，河東、河北、嶺南、山南諸道次之。到天復、天祐間，大的割據形勢已經形成，占據絕對優勢的以朱全忠為首的宣武軍事集團得以禪唐而建梁。五代五十三年，雖然戰爭幾乎每年都有，但多數是局部戰爭，較重大的是梁與河東的長期對壘，后唐伐蜀之役，契丹助石敬瑭滅后唐之役，后晉與契丹之戰及契丹入汴，周世宗伐淮南，等等，戰爭規模和破壞程度都不及唐末混戰。

張其凡《五代禁軍初探》分析，五代到宋初共發生十五次政權更迭，其中屬于正常繼承僅五次（唐閔帝、晉末帝、漢隱帝、周世宗、周恭帝之繼位），外族入侵一次（契丹滅晉），軍事戰勝一次（后唐滅梁），而因為禁軍嘩變之類的政權更變則達八次之多，即郢王友珪篡位，梁末帝繼位，唐明宗繼位，唐末帝奪位，晉高祖滅唐，漢高祖創漢，周太祖建周，宋太祖代周。禁軍將領內備宿衛，外領藩鎮，權勢煊赫，威移人主。參與擁立的禁軍，無論蓄謀已久，或是事出倉惶，得預其事者，自能多分一杯羹，易代之際未預其事者，只要棄舊擁新，多數都可以繼續帶兵。這樣的好事，當然大家都樂觀其成。后人評五代之際君臣之義薄，道德無底線，確是事實。但新朝對擁兵實力者之承認，實力者對舊主之輕忽，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長期戰亂的發生。

五代時期節度使馮暉墓彩繪浮雕磚：上圖為排簫女伎，下圖為箜篌男伎

出身卑微的君主，文采風流的子嗣

唐宋社會轉型，最根本的變化應該說是漢魏以來士族社會結構解體所帶來的變化。

中國中古社會從漢魏以來，士族社會始終具有超穩定的存在結構。五胡十六國的破壞雖然巨大，但一部分士族退居南方而得到新的成長機緣，留居中原的士族也在與異族統治者的斗爭和協調中得到重新發展的機會。每一個時代都有新的軍功貴族形成新的家族勢力，逐漸成為新的士族階層，從北朝到唐初這一趨勢非常明顯，但也逐漸與舊族達成妥協，共同占據社會的主流地位。唐初以來編次《貞觀氏族志》《大唐姓族系錄》《元和姓纂》等書都具有這種意義。從20世紀出土的大批唐代墓志可以看到，家族墓群世代維系，規模宏大，士族間婚姻關系穩定，家族禮法傳承有緒。唐代實行科舉制、鼓勵軍功貴族等舉措，帶動了社會結構的某些變化，但從唐后期牛、楊家族的資料來看，通過科舉進入上流社會的下層士人也很快形成新的家族勢力。保存在《戒子通錄》中的柳玭《柳氏敘訓》保存了唐末大亂前舊士族門風的可貴記錄。柳家最有名的人物是柳公權，但這一系逐漸坐大到柳公綽、柳公權的出場，也就兩三代人，但其居家、立朝、交友、婚姻等一切行為，無不以山東舊族之規范嚴格約束，絕不踰越。

唐末的軍閥大混戰，其血腥殘酷程度是驚人的，尤其是中原地區，占據中原數百年的世家大族遭遇無數次的屠戮，家族產業淪喪殆盡。部分代表人物在朝廷堅守，最后被投入黃河濁流，茍存者只能委曲求全，稍識時務者或知躲避南方。唐末大割據中僅襄陽趙氏出身舊族，其他大多為底層軍將，如錢镠、楊行密；或出身卑微，如朱全忠、王建；或有商人背景，如南漢劉氏；或為胡人蕃將，如代北沙陀、夏州黨項、府州折氏等。書寫五代十國歷史的這些人物，正面書寫是英雄豪杰，客觀記錄則本屬地痞無賴，社會渣滓。時代造就英雄，渣滓可以成就大業，從漢高祖劉邦到明太祖朱元璋，都是如此，只是五代時期密集一些罷了。

五代永陵王建墓：左圖為前蜀開國君王王建石像；右上為二十四伎像之吹笛伎，右下為二十四伎像之吹葉伎

雖然五代十國大多君主都出身卑微，家族孤弱，文化不高，甚至目不識丁，但以往世家大族之文采風流，道德儀型，都為他們所向往，所推崇。就我所知，五代十國時期沒有一個君主頒發過要剿滅世族的文告，相反，在官員選擇任用方面，對出身舊家，特別是了解朝廷禮儀、行事規范者，一直給以特別的重用。如唐莊宗挑選韋說、豆盧革等為相，并不是因為他們的能力，而是因為他們舊士族的背景及其在社會上的號召力。但其時士族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已經失去，他們的家族勢力和優裕從容的生活環境，都已經完全改變了。一些舊族人物雖然仍得到優禮，但其學問、人品以及進退之間的風度，大都顯得猥瑣而低下，不復能夠重顯往日的風范。經過五代連續的政治變動，盡管也有一些士族依附地方軍閥，得到新的晉升機緣，但與永嘉末的社會動蕩不同，舊士族在此期間并沒有獲得重新結集復活的契機。士族殘存勢力雖仍有一些孑遺，但很有限，不斷進入政治核心的下層人物，以及在地方勢力整合中形成的新的家族勢力，改變了原有的社會結構。到宋代，可以認為舊的士族勢力已經完全消退殆盡。

世家大族的家族人脈和利益均享，也是許多武人蕃將所極其向往的。河東李克用和蜀中王建不約而同地采取義兒制，來籠絡軍將，增加親情，可以認為是相對孤寒的家主對世族制度某種程度的模仿。日本學者已經作過分析，義父、義兒的結成與年齡或年輩都無關系，事實是宗主與部屬之間在沒有血緣關系的情況下，結成的相對密切的人際聯系。

另一方面，出身卑微的君主對于子嗣的教育，也都按照世族的文化修行來加以培養。這一時期最有趣的情況是，戎馬一生、位登九五的老軍頭，為了培養兒子能夠繼承他的江山，大多會禮請舊家宿儒來培養教導，其后嗣很快就完成了身份的轉移，成為文采風流的人物。類似的例子至少可以舉出前蜀后主王衍，唐明宗嗣子秦王從榮，后蜀后主孟昶，南唐中主李璟與后主李煜，以及吳越錢氏三代五主。

文武全才的莊宗李存勖無疑是皇二代中的佼佼者。他雖然無論作主帥還是做皇帝都有些英雄豪賭加游戲的心態，但與梁的長期戰爭，特別是孤軍長途奔襲滅梁的經典戰例，不能不承認他的軍事才能。他的幾首存世小詞也很有情調，他的演劇情結在中國史上尤為罕見。空前的成功無疑沖昏了他的頭腦，最終演出了自己的人生悲劇。

南唐二主的成就在文學史上早有定評，吳越錢氏入宋后成功完成文化轉身，其后裔綿續到當代，成為中國近千年最成功的文化世家。就皇位繼承人的成就來說，第一當然是周世宗，因為周太祖郭威罕見的三娶再醮婦，讓早年盤桓社會最下層的他鬼使神差般地攀上權力頂峰，若非天不假年，真可能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君主之一。另一位是后蜀孟后主，主蜀三十多年，文采和能力都還可肯定吧！

漢魏世家大族詩禮傳家是表相，最根本的是大家族之間通過婚姻、官宦等因素結成的強大政治網絡，以及世代仕宦造成的對政權和土地、莊園、產業之掌控。這一切經過唐末五代近百年的社會大變動，已經從根本上拔除，無從恢復。唐代實行科舉制，讓一些有才華、能力的下層文士有機會進入權力核心，但每年進士錄取人數很少，僅打開一條門縫，無法改變大族掌控政權的大局。五代時期科舉制度墨守舊規，并無新意。入宋，根本改變科舉、任官和禁軍制度，其要點是擴大進士錄取比例，以糊名、鎖廳、謄錄等措施防范作弊，以殿試增加進士的權威，以貶抑蔭官的進官道途，減少大族顯宦世襲官祿的可能，以官員的三年輪換，以及文人主軍，將兵輪換，防止軍閥坐大，這些舉措適應了百年大變動后的社會重建。

吳越國第三代君王錢俶草書作品

南唐周文矩《重屏會棋圖》，描繪南唐中主李璟與其弟下棋的場景

五代政權更迭中文臣武將的區別

《舊五代史·馮道傳》載，晉高祖曾以用兵事問馮道，馮道認為“討伐不庭，須從獨斷”，即是否出兵討叛，均請高祖裁定，自己決不參與意見，且說：“臣本自書生，為陛下在中書，守歷代陳規，不敢有一毫之失也。”就是說自己雖然是宰相，但本屬書生，不知兵事，且按照梁、唐以來的習慣，宰相不問軍事相沿已久，自己絕不逾越。還說在前朝，明宗也曾就此見問，自己也如此回答。這里馮道當然不是批評晉高祖違規，而是要說明五代時期文武分治的事實，武將決定政權的大勢歸屬，文官則負責朝廷的日常運作。當然特殊情況也有，如清泰朝李崧對石敬瑭任六軍副使的保薦。

唐末動亂的根本原因是擁有武力的地方軍閥的割據戰爭。唐后期河北叛鎮依靠衙前軍保持實力的做法為多數軍閥所師法，并逐漸形成了組織嚴密而具有很強戰斗力的禁軍體制。梁敗亡以后，禁軍的向背決定了各代政權的歸屬。

五代帝王多數出身下層，甚至不識字，缺乏治理國家的實際能力，他們需要政治上的有力助手來輔佐霸業。在多數情況下，霸府或潛邸舊人就充當了這樣的角色，即由樞密使主持軍政局面的形成。五代各朝都有這樣一批權臣，如敬翔之于梁太祖，郭崇韜之于唐莊宗，安重誨之于唐明宗，桑維翰之于晉高祖，景延廣之于晉末帝，史弘肇之于漢隱帝，王峻之于周太祖，王樸之于周世宗，都是。這些權臣在權力達到巔峰時，不可避免地與君主發生沖突，部分選擇了退讓，如敬翔、桑維翰等，很多人最終成為權力的犧牲品。在改朝換代之際，此類人物很少得到善終，因其身份本是前一任君主權力的實際執行者，如何能為后任君王接受？

然而政權更迭過程中，文官的情況則比較特殊，他們既是前朝的一分子，但又很少涉及朝廷重大決策，在新朝建立后，朝廷的日常運作仍然需要這些人來執行。唐莊宗經過近二十年血腥戰爭滅梁以后，對梁大臣僅處置了一批懿戚佞臣，對多數高官僅象征性地予以貶逐，很快起復，其中精英人物如李琪、崔協、鄭玨不久即被命為宰相。以后各次更迭中，似乎連這種象征性的貶官也免了。即使如晉高祖斥清泰一朝為偽，但對一般文官都給以優禮，包括部分唐末帝的幕府舊人。對于前朝的官牒職狀，一般也都予以承認，并確定了官員身份材料失落的認可辦法。

官員雖然有在地方任職和在朝廷任職的不同，但基本職責都是維持政權的基本運作。地方官的日常事務是賦稅和獄訟，遇戰事則有守土和供給軍需的責任。朝廷的日常責任由中書門下負責，如六部負責制禮作樂，官員選授，財務入出，營造刑獄，兵部也主要負責與軍事相關的具體事務，并不負責節帥的遴選除授。上述工作，事實上是中央控制全國的一整套運作機制，無論誰作皇帝，都需要這套班子。在文武分流、軍政分治的情況下，當禁軍變亂，擁立新主人時，文臣可以心安理得地出迎，而不存愧疚之心。五代君臣之誼淡薄，當然更不必死守愚忠了。

在這里要特別說到對馮道的評價。

馮道先世為農為儒，出身不高。以他的勤奮好學，得以成立，先事幽州劉守光，再為唐莊宗掌書記，因踏實勤勉得到信任。唐明宗時為相，君臣頗相得，馮道也經常告以民生艱難，稼穡辛苦的道理，甚至給明宗講聶夷中《傷田家》，要他以百姓為念。他在幾次最艱困的時候都能挺身而出，一是出使契丹，朝臣無人愿行，他挺身出行，在契丹被扣，歷盡艱難；二是后晉戰敗，契丹主入汴，問馮道：“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馮道告：“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可救。”因他的努力避免了契丹對中原衣冠的屠戮。馮道有詩自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天道》）“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偶作》）他雖四朝為相，但其實只是一介書生，身處亂世，以自己的努力廣行好事，不計個人安危得失。《冊府元龜》卷三一○所存《周世宗實錄》本傳贊云：“道歷仕四朝，二入中書，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重鎮俗為已任，性亷儉，不受四方之賂，未嘗以片簡擾諸侯。私門之內，無累茵，無重味，不畜姫仆，不聽絲竹。有寒素之士求見者，必引于中堂，語及平生。其待遇也，心無適莫，故雖朝伐遷置，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議者以為厚德稽古，宏才偉量，蓋漢胡廣、晉謝安之徒與！”雖長期為顯宦，但始終保持農儒本色，成為亂世中的道德楷模。在前述五代文武分治的大背景下，馮道的作為并沒有違反儒臣立身的基本原則。歐陽修在百年以后，為了建構宋代士人的道德高地，將僅仕一朝或歷仕數朝視為評價人物的根本原則，因此而斥馮道為無恥之尤者，實在是脫離時代、強人所難的苛評。當然，馮道決非完人，他的學養因為《兔園策》的披露而稍顯不足，為郭威去請湘陰王劉赟知他不足知人，對周世宗的輕視更顯出他的怕硬欺軟。《舊五代史》本傳贊以孔子相比當然有些不倫，但也不是不講道德底線、不擇手段謀取個人利益的政客。身處亂世，他勤勉一生，在可能的范圍內，盡了自己的努力。

亂世中尋求長治久安的努力

五代十國的大分裂，產生了幾十位皇帝，你方登臺我出場，好不熱鬧。雖然因為實力、能力、人品各各不同，在位時間和政績差別很大。但就多數來說，穩定政局，恢復經濟都是首要任務。經過唐末戰亂，中原破壞極其嚴重，繁華的城市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大量的土地廢棄，無人耕種。而要維持龐大的軍隊的存在，物力上的支持非常重要。從《洛陽縉紳舊聞記》所記張全義在洛陽經營數十年，鼓勵農商，頗有作為，出土的《孔謙墓志》中關于河東政權在與梁戰爭中后勤保障的記錄，都可以見到。五代各朝都頒布了許多穩定社會的舉措，其中最突出的，一是對于廢棄的土地和物產，鼓勵有力量者耕種繼承，并確定了原所有者歸還與否的時間上的限定，即使舊主在多年后歸來，也不得要求全部歸還舊業。二是將招徠逃亡作為地方官課績的主要依據，實行以州縣所有人戶數來決定官員俸祿等措施。三是對于鹽、酒及鑄錢等實行嚴格的官方控制的同時，也不斷鼓勵民間鑄錢和交易。五代后期在大亂后經濟已經逐漸有所恢復，城市規模也達到一定程度的繁榮。

五代吏治情況，較難評價，因為各朝各國不同。但其間有后蜀后主孟昶的《頒令箴》一篇，是中國吏治或官箴史上最可稱道的名篇。宋初成都人景煥著《野人閑話》全錄此篇，是“蜀王孟昶為文頒諸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逾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景煥書不存，南宋初王明清《揮麈馀話》卷一、洪邁《容齋續話》卷一皆全錄此篇。洪邁說：“昶區區愛民之心，在五季諸僭偽之君為可稱也。”宋太宗將此篇中摘出四句，顛倒次序，親自書寫：“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頒發郡國，要求刻于“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作為所有官員的座右銘。即便今天看來，這四句仍具有生命力，應為所有官員銘記。宋人記載了孟主的許多風流遺事，尤以摩訶池上為花蕊夫人作《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因蘇軾的發揮而廣為世知。但就上述官箴言，真應該對他刮目相看。

五代時期文官系統始終保存完好，且具有一定的辦事效率，可以從許多方面得到證明。五代史館的修史工作，不僅曾編修《唐書》，編成了一系列的實錄，于各職能部門的文檔征集也大體能夠堅持。除了梁末帝時期沒有留下完整的史事記錄外，五代時期政事史料保存的完整準確，遠遠超過了動亂以前的唐末宣、懿二朝。五代時期大赦頒布頻繁，雖然常不免朝令夕改，難以完全落實，但如果全面考量，可以發現各朝政令的基本方向具有連續性，且從一系列官員誤解赦書而受到瀆職處置情況看，相當部分得到了落實。就此方面來說，從后唐開始，五代的經濟狀況也逐漸有所恢復，與唐末亂局有所不同。其中在唐明宗、晉高祖兩朝，國勢相對穩定而有所發展。從開運到契丹入汴，復陷于動亂，但到周世宗南征北討的情況來說，國力已經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復。

十年前，我在拙纂《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前言中，曾對于五代動亂在中古社會發展中的意義，寫了以下一段話：“后人稱為五代十國的這一時期，戰亂頻仍，民不聊生，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以致宋人修史時，還常常發出‘亂斯極矣’的浩嘆。同時，也應該看到，中國從漢、魏以來延續存在的超穩定的士族政治為中心的社會結構，也在近百年的戰亂中被完全顛覆，腥風血雨的動亂對原有社會秩序作了徹底的清除，提供了宋人重建新的社會框架和文化理念的可能。”以上對這些轉變作一些感性的敘述，作為當年議論的補充。楊寬在《中國古代都城制度研究》中，特別指出從秦漢以來，皇家宮苑一般都建于都市之北部，有座北朝南、君臨天下的氣象，而從周世宗顯德四年（957）重建東京宮城，居于都市中心，成為宋元明清各朝的楷范。或許可以作為五代社會變遷的一個形象化標識吧。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