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紅16師師長叛變，49年又率800多名國軍起義，最后如何處置？

1949年4月25日凌晨兩點，浙江四明山腳的竹林里，王建安正盯著油燈下那張密電。電報說，有一支撤離中的國民黨部隊打著白旗，人數八百出頭，已經逼近解放軍陣地，請即處理。王建安心里咯噔一下：白旗他早見過，可來人自報首領叫“方步舟”，這名字分量有點重。

十多年前，方步舟還是紅十六師師長。1937年3月，他突然帶著警衛(wèi)員失聯。軍部追查發(fā)現，師里機密行動路線被泄露。緊接著，十六師在崇陽、通城交界遭伏擊，從一千三百余人打到不到兩百。許多老戰(zhàn)士咬牙提起這事時，只說一句：路線是掉在信封里的。

叛逃的原因并不算秘密——一封匿名信挾持了他的妻子。國民黨方面開出的條件簡單粗暴：交出情報，立刻換人。方步舟想過拖，可妻子在對方手里，他賭不起。于是，他帶著作戰(zhàn)圖紙悄悄下山，給江西上饒的敵軍負責人遞上行軍路線，同時提出“絕不與紅軍正面開槍”的附加條件。對方笑著答應，他也就把賭注壓在了暫時的茍安上。

投敵之后，蔣介石表面客氣，封他做國軍游擊司令，但心里警惕得很。抗戰(zhàn)爆發(fā)后，方步舟在贛南、浙東接連打了幾仗，殲滅日軍與偽軍共千余人。戰(zhàn)報擺在重慶軍令部桌面，蔣介石卻只是淡淡批示一句“可嘉”，升遷卡得半點挪不動。夾縫里混了八年，方步舟嘗盡被猜忌的滋味。

1946年初，內戰(zhàn)再起，他被調去擔任綏靖總隊副總隊長。職位聽著不低，可彈藥補給、作戰(zhàn)計劃樣樣要層層報批。最鬧心的是，“紅出身”三個字成了他抹不去的烙印，營房里流言四起：老蔣終究不會信他。時間久了，方步舟也清楚，這條路走下去只有死胡同。

1949年春天，解放軍三路大軍渡江在即。方步舟揣著自己的算盤，悄悄召來幾名心腹。夜里他把地圖鋪在桌上，說了句：“索性闖一闖，奉化老家那一對父子若能捉到，算咱們戴罪立功。”有人提醒蔣介石已然加強警備，他只擺手：“兵貴神速。”話音剛落，一支八百余人的敢死隊就此集結。

事情卻沒朝計劃走。隊伍趕到浙江奉化，劉培初率兩千守軍扼守要道。對方高音喇叭里反復喊：“方步舟，你究竟站哪邊？”他心里明白再僵持就是死路，索性放了一槍遮人耳目，隨即拉隊撤向山里。連夜行軍百余里，彈藥將盡、人心疲憊，最后只得對四明山解放軍聯絡站遞交投誠申請。

王建安見到這批降軍，先讓戰(zhàn)士端上熱粥，然后單刀直入一句：“把武器卸了，照顧好傷員，其余的事等上級來定。”方步舟站在人群前，腰板挺得筆直，卻沒吭聲。短暫審查后，他和部屬全部被送進戰(zhàn)俘管理隊。

5月中旬，隨著南京、上海相繼解放，軍管會著手清理戰(zhàn)俘。方步舟的卷宗被遞到華東局。陳毅看過材料，嘆了口氣：“此人當年乃毛澤東同志直接提拔，功過參半，如今人已投來，先穩(wěn)住。”最終批示是：戰(zhàn)時不予重用，交地方政府監(jiān)管教育。

八月底，南京市政府成立治安干部訓練隊，需要熟悉軍務、了解舊軍政系統(tǒng)的人，軍管會想到了方步舟。對于安排，他沒有討價還價，只說了一句：“只要能干活就行。”從此，他在南京帶隊整頓治安、接管倉庫，白天奔波，夜里還到圖書室翻兵書筆記，生怕出錯再惹非議。

1952年，中央調整勞改體制，江蘇省選調干部去梅山農場負責改造重犯。方步舟主動報名，被任命為副場長，分管生產與警衛(wèi)。他提出按作戰(zhàn)編制劃分犯人勞動小組：有序，管用，不失控。那幾年，梅山農場產量翻倍，逃脫率幾乎為零，省公安廳在簡報里寫下“前效后戒”四字，這是給方步舟的評價。

需要說明的是，黨組織始終未恢復他的黨籍。文件寫得很清楚：十六師伏擊一役傷亡慘重，難以抹去。對此，方步舟不再申訴。他常告訴同事，“當年一念之差，今天少說多干。”晚年體檢時，他身上仍留著抗戰(zhàn)時期的彈片，一動就疼，卻從沒申請過一次醫(yī)藥補助。

1968年，方步舟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四歲。省里按照中級干部規(guī)格安葬，墓碑只刻八個字：曾任紅十六師師長。參與安葬的老兵低聲議論：“這八個字，夠了。”八百多名當年跟他投誠的舊部，有的轉業(yè)到國營廠，有的復員回鄉(xiāng)，偶爾聚會，總忘不了提一句：“假如師長當年不走那步險棋……”

行至人生的岔路口，方步舟的抉擇讓自己背負了沉重代價，也在歷史檔案里留下復雜注腳。王建安后來對部下說過一句話：“起義易，回頭難，別把忠誠當作籌碼去交易。”這句話，沒有被寫進任何公報，卻在軍中口耳相傳，很長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