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庫布里克的《閃靈》已陪伴了我們近半個世紀,其承載的圖像和記憶,與我們所經歷的世界充滿聯系,越是沉醉其中,越感到清晰。我們有如瞭望酒店中的人物,總是在過剩的物質中游走,精神分裂的癥狀也隨之而來。
但凡將影片中的任意元素單拎出來,比如一個罐頭、一個笑容或一間房間,它都顯得整潔、愉悅甚至滑稽,許多細節都能被視作喜劇;然而,電影本身卻并不令人發笑,所有的元素一旦被組合在整體中,便傳達出持久的恐懼和不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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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考察一下這種幽默感的來源,因為它關乎一份不應有的觀看樂趣:模仿,或者說表演的樂趣。
如果說庫布里克其它作品中異質的表演,往往來自作者對演員殘酷的注視,最終反映為所謂“庫布里克凝視”的面部奇觀,那么反觀《閃靈》中的表演者,他們卻用自身的異質性使形象重生,原著作者斯蒂芬·金對于選角的抗議(他認為這些人長得太過瘋狂),反而證明了庫布里克以及瞭望酒店對各種性格演員的兼容——從謝莉·杜瓦爾童真的驚嘆與深邃的痛苦,到杰克·尼科爾森易變的雙眉與不變的笑臉,從以為自己在出演喜劇的孩子們,到廚師迪克(斯加特曼·克羅索斯 飾)講故事般的真誠,這些反自然的面孔超越了日常,達到了每個人的真實。
尼科爾森的表演占據了最特殊的地位,常常令人不知所措。如果我們有一種扮演杰克的沖動,那是因為杰克熱愛模仿,這位邪惡的父親被《電影手冊》影評人烏達爾稱為“杰克-程序”,其作家身份不外乎是對《閃靈》這部電影的寫作和復寫,所有他道聽途說的元素,無論是酒店過去的慘案,熟悉的姓氏,還是自己酗酒后傷到兒子的回憶,最終都成為了其謀殺指令的一部分。
但這不是一個非人類在機械地令恐怖事件循環…… 尼科爾森不潔的表情同樣溢出了一份無法磨滅的樂趣,只需看看他在那場著名的對峙中,是如何用滑稽的口音扭曲著溫蒂——“你覺得-我們-或許-何時-要帶-丹尼-去-看醫生?” “越-快-越-好!?”——盡管他下一秒便話鋒一轉,暴露出最嚴肅的暴力。杰克,一個身體、意識形態與機器的交融,他的確效忠于自己的程序,而他的表演也為觀眾提供了另一層欣賞的維度——尼科爾森,他接收(work)并異化(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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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表演野獸,孩子們用游戲盛放秘密,他們因此成為真正的家人,被情節劇/恐怖片的雙重歷史貫穿。就連鋪滿場景的音樂都熱衷于戲仿,《閃靈》以其玲瓏的色彩,將巴托克和潘德拉茨基的音樂變作一種激情,帶著一驚一乍的胡鬧,配合著同樣順溜的斯坦尼康運動——這項技術的發明人加雷特·布朗親自操作攝影機,帶著飛行般的興奮耀武揚威。而我們的歡樂永遠是含混的,正如“模仿”的另一個名字——謀殺——首先是反常的程序所導致的不安感,給人物的眼睛造成了永久的傷害,繼而是位置的顛倒,令模仿者直接殺死了他所模仿的對象。相比于其他人的主動,謝莉·杜瓦爾則被動地模仿了《驚魂記》,使尼科爾森從樓梯上墜落。
影片的另一重樂趣來自空間。“這是我見過最迷人的酒店。” 溫蒂第一次游覽瞭望酒店時說,在斯坦尼康航道之下,她穿過無窮的裝飾物和數不清的黑白照片,猶如置身圖案的迷宮。
事實上,在作為家庭心理劇、陰謀論載體以及歷史寓言之前,《閃靈》首先是一部關于圖案的電影:酒店是物質生活的反面,大面積的重復事物,為我們提供了遠超實用性的歡樂,廚房的刀具帝國,倉庫里管夠一年的“圣誕晚餐”,它們形成了某種安迪·沃霍爾式的藝術,即由消費品的瓶瓶罐罐所組成的五彩拼貼畫,成為了溫暖和陰謀的雙刃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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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自身軀體的龐大,瞭望酒店并沒有統一的裝飾風格,任何一個隱藏的折角,都會將我們帶入截然相反的布景,空間被圖案區分,又被過于順滑的足跡拼接,就像一幅荒謬的兒童畫,抑或是宜家家居樣板間的雛形。通用于一樓大堂、走廊和“金色宴會廳”的紅色,最終在廁所里爆炸,只因材質和對比度的差異,顏色就塑造出完全相反的年代造型。一個時間與空間同時迷失的劇場,它是最豪華的禮物,被一個平凡的家庭抽中,因此,人物的日常生活也與任何現實中的家庭毫無區別,在空曠而重復的花紋中,他們一邊探索著各自的領地,一邊陷入模糊的交叉地帶。
斯坦利·庫布里克正是這樣重寫了家庭情節劇與顏色之間的關系。回憶起道格拉斯·瑟克或文森特·明奈利的作品,其濃艷的裝飾風格總將真實世界變得虛幻,給家庭空間蒙上懷疑的色彩。庫布里克的人物從家庭情節劇中脫胎,最終卻被酒店吞噬…… 丹尼原本的家,在平庸中透露出一股神經質,過高的白墻和錯亂的卡通貼紙,輔佐著母子倆衣服上不自然的紅藍配色,而這一色彩搭配只有在電影結局前的廁所逃生中才會復現。相反,酒店穩穩地接住了明奈利式的爆炸色譜,裝飾性越強反而越自然,所有的外墻和地毯,所有猙獰的面目,時間的錯位,都心照不宣地達成了圖像的和諧:“多好的派對”。
空間的分裂,使鏡頭成了孕育不穩定之物的場所,目光的落點、正反打,它們看似邪惡,實則卻保持著中立。正如酒店“應有盡有”的許諾,它給每個人創造額外的消費體驗,比如給孩子一顆網球,或一支憑空直立的口紅,讓他畫出分裂的圖案:REDRUM。這也是杰克在打字機上的寫作,十個平凡的單詞被排版組合,變為繁復的幾何形狀,一種“writer’s block”;而重復,也是那顆血盆大口般的電梯鏡頭的真正屬性,不包含更多表意,更不處在具體的時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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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電影的愉悅感出自庫布里克對一切元素精確的審美化,它將所有事物都變為美學產品。關于美國或資本主義的噩夢,往往散發出黃金時代的甜美氣息,《閃靈》的兩種色彩傾向,連接了《2001太空漫游》中裹住宇航員的白色外殼,以及《大開眼戒》中被陰謀論所環繞的七彩燈泡。這兩種傾向在酒店外的暴風雪中融為一體,制造了一個雪盲癥的宇宙——銀裝素裹的世界,陌生、寒冷卻親切。
瞭望酒店的外觀,是每個段落的起始圖案,隨著時間的推進,雪地取代了日光,建立了與世隔絕的獨立帝國。但這只是一場表演,實際上雪花早已遮蓋了我們的視線,以疊畫的方式溶解了圖像的距離。在影片伊始,被留在家里的丹尼和溫蒂,就因一次疊畫而提前“來到”了酒店(換句話說,酒店已和他們相互認識),母子倆的臉上寫著不安,卻無法識別其具體含義:丹尼只看到一對小女孩的圖案,溫蒂則保持著無知,她將會成為酒店實質上的看護者,在鍋爐房和廣播站之間奔波。很多時候,人物只能在自己的位置上“看”,但他們沒有看清對面的事物,而是被大量的白色照射,變得靜止。無法透視的雪,包裹著這些失去信號的孤獨視角(接線員、廚師、杰克)。
一系列關于信號干擾的圖案開始成對出現,并自相矛盾:杰克對迷宮模型的注視,在下一個鏡頭中,突然展開為了一個更不真實、也更龐大的俯瞰圖,丹尼和溫蒂變成了小色塊。動畫片在畫外播放,伴隨著“托尼”與丹尼不可見的爭斗,電視機照亮小男孩的臉,鏡頭逐漸變焦到雙眼。交叉剪輯似乎暗示著,電視上正在“播出”另一房間里的父母,但其實,庫布里克為男孩接入的,是那個血色走廊的信號,血液將整個畫框染紅,“閃靈”正是一面將光譜分離為單色,將現實變為圖案的濾鏡。
大面積的紅與白,不只隔斷了電話信號,封死山路,最終還引發“閃靈”的失效。迪克的返程之路平凡而漫長,被困于交通工具的接力之間。當他終于抵達時,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既失去視線,又含糊了主體形狀的主觀鏡頭(他不再聽見“閃靈”)。是這導致了他的死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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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孩子來說,下雪依舊包含了最單純的冒險。那段著名的持斧追殺戲中,穿插著一個靜謐的遠景鏡頭:小男孩被媽媽推出窗口,從積雪砌成的斜坡上,高舉著雙臂滑落。像《貓和老鼠》中無與倫比的表象游戲,盡管尖銳的音樂貫穿了它,但這皎潔的光線和非凡的滑梯卻喚醒了我們的童真。這個“玩雪”鏡頭與它身后的暴力、被卡在小框里的父母,共同組成了我們對家庭的記憶,并拼接起了瞭望酒店的旅游業幻想——它在節目之外構筑了圣誕。
最后一個理論。當丹尼反向地找回自己的腳印,在迷宮中原路返回后,杰克遇到了一幅鬧鬼的畫面:一串腳印憑空消失,面前只是完整的雪地。杰克哭嚎。這段被烏達爾稱為“新《獵人之夜》”的童話結局,再度強化了圖案默默靜止的力量,雖然如烏達爾所說,這是“瘋子無法理解孩子的詭計”,但這同樣是“杰克-程序”的徹底崩潰,因為他看到了兒子實實在在的“消失”,盡管實際上,消失的只是他自己,以及他的腳印(正如在《獵人之夜》中,米徹姆妄圖違抗空間,想從遠處制造一個特寫,這時,離他的結局也已經不遠了)。
最終,迷宮被揭示為一臺巨大的照相機,它以雪花為銀版,定格了兩次難忘的僵硬——1921、1980,帶著一絲滑稽。
來源:石新雨、T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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