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保衛戰已爆發，后果不堪設想；連發2道檄文，中港通告巴拿馬

一份運行逾二十年的特許協議，驟然被巴拿馬最高法院一紙裁決宣告“無效”，理由直指“違憲”，由此終結了香港長和集團對巴拿馬運河兩大核心港區的長期運營資格。

僅僅隔了72小時，丹麥航運巨頭馬士基即以“緊急托管”名義進駐現場，中方背景團隊被要求限時離場；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主管部門接連發布正式表態，措辭之重、節奏之快，遠超一般商業事件應對范疇。

這場表面聚焦港口經營權更迭的風波，實則已演變為檢驗中國海外資產安全防護能力的一次高強度壓力測試。

兩份立場鮮明的官方聲明同步落地，外交博弈、司法博弈、信用博弈三線并進——這絕非一次孤立的投資退出，而是全球規則主導權重構進程中，一場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制度性交鋒。

誰率先落子布局，誰又可能在反向規則反制中陷入被動？

法院一紙“違憲”，港口被秒換東家

2026年1月下旬，巴拿馬運河沿岸看似風平浪靜。

橋吊依舊晝夜運轉，標準箱層層疊疊如鋼鐵山巒。

但熟悉國際物流脈絡的專業人士心里清楚：此處正悄然引爆一枚影響深遠的地緣經濟深水雷。

1月29日，巴拿馬最高法院出人意料地裁定：長和旗下PPC公司與巴政府簽署的港口特許經營協議自始無效，根本依據是“違反憲法第X條關于國家關鍵基礎設施主權歸屬之規定”。

并非存在履約瑕疵或條款爭議，而是直接上升至憲制層面否定其法律根基。

這一判定何其嚴峻？在拉美多數國家憲政框架下，“違憲”裁決意味著案件徹底脫離民商事司法審查軌道，企業既無法援引常規上訴機制，亦難以主張行政賠償或合同補償，相當于被整體排除于本國司法救濟體系之外。

你既無權申請重審，也難獲聽證機會，只能接受“即刻終止合作”的最終指令。

須知，這份協議并非臨時起意、倉促簽署的短期安排。

長和集團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便扎根巴拿馬，在科隆自由貿易區及巴爾博亞港持續投入運營近三十載，歷經七屆民選政府輪替，合約始終作為國家基建合作范本獲得延續確認；最近一次續約更于2021年經國民議會全體表決通過，并完成憲法法院備案程序。

如此具備高度政治連續性與法律穩定性的長期授權，卻在2026年初被追溯認定為“初始即屬違憲”，既違背基本法理邏輯，亦挑戰國際通行的信賴保護原則。

倘若確屬純粹法律糾錯，理應啟動公開質證、組織獨立專家評估、賦予當事方充分申辯權利——而現實卻是全程閉門操作。

簽約主體未獲事前告知，聽證環節完全缺失，判決文書于凌晨突擊發布。

此類操作方式，更接近于一套預先排演完畢的政治化司法劇本：先定調性，再填充法條依據。

尤為值得警惕的是判決生效后的“閃電式交接”。

當中資管理團隊尚在研判法律應對路徑之時，馬士基技術保障組、安保協調員及運營支持人員已成建制抵達港區各關鍵節點，無論冠以“過渡期協作”還是“應急響應支援”之名，其部署效率令人咋舌。

按國際大型港口資產移交慣例，任何新運營方介入均需經歷不少于四至六個月的盡職調查、系統對接、資質審核及監管報備流程，絕無可能在數日內實現全功能接管。

然而當前節奏卻堪比影視工業級剪輯：前一秒原持牌方被強制清退，下一秒新運營主體已全面啟用原有調度系統、更換門禁權限、接管海關數據接口。

這般高度協同的“零縫隙切換”，若無跨部門、跨層級、跨國家的前置統籌與資源預置，實難達成。

再聯系巴拿馬長期奉行的對外政策導向、運河在全球航運網絡中的不可替代地位，一條清晰線索浮現眼前：港口只是物理載體，真正被鎖定的目標，是中國資本在美國傳統戰略腹地構筑的深度產業支點。

香港先敲警鐘，北京定性“背信”，長和掏出國際仲裁這把刀

本次中方反應突破以往慣常的審慎表達模式，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戰略清醒與戰術果斷。

1月30日清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官網發布專項風險提示，明確建議本地企業在巴拿馬的存量投資須立即啟動合規復核，并重新評估項目全周期法律穩定性。

對公眾而言，這只是一則語氣略顯凝重的政策提醒。

對全球跨境投資機構而言，這等同于將巴拿馬從“穩健型新興市場”名單中移出，列入“契約風險顯著抬升區域”。

作為全球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掌握著海量跨境資本流向、結構化融資安排及離岸架構設計的一手信息。當特區政府以官方身份點名特定司法管轄區存在系統性履約不確定性時，實質是在向全球資金發出權威預警信號：該國法治環境正在發生結構性偏移。

后續效應立竿見影——多家主權財富基金暫停對巴拿馬基建類項目的盡調進度，數家國際評級機構啟動緊急信用重評程序，這對主權信用等級僅為BBB–（標普評級）的小型開放經濟體而言，無異于在本就松動的地基上再鑿一道裂痕。

2月3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管平臺“港澳平”刊發署名評論，使用“罔顧事實、背信棄義”八個字精準錨定事件性質。

這不是商務部門在核算經濟損失，而是國家層面在界定行為底線。

自此，長和港口事件已超越單一企業權益受損范疇，升格為中國國家信用體系遭遇外部制度性挑戰的關鍵案例。

對外釋放強硬立場，本質是對全球治理參與者的一次鄭重告示：若某國選擇效仿巴拿馬式操作，試圖以單方面毀約為手段攫取短期政治收益，則必須同步承擔中國市場準入門檻提高、投融資渠道收窄、雙邊合作優先級下調等一系列連鎖反制后果。

與此同時，長和集團迅速激活協議中約定的爭端解決機制，正式向國際商會（ICC）國際仲裁院提交仲裁申請，請求確認巴政府單方終止合同構成根本違約，并索賠相應經濟損失及預期利益損失。

此舉堪稱合同文本中的“終極防御條款”：既然東道國司法系統已被政治力量深度嵌入，那就依據雙方共同簽署的契約精神，回歸更具中立性的國際規則場域尋求公允裁斷。

盡管ICC仲裁裁決不具國家強制執行力，但一旦裁定巴政府存在惡意違約行為并需支付數十億美元級別賠償，該國將在未來所有國際融資活動中背負沉重的聲譽折價。

對于財政赤字常年維持在GDP 5.8%、外債占GDP比重達63%、主權評級徘徊于投資級門檻邊緣的巴拿馬而言，這種軟性制裁可能比任何關稅壁壘更具殺傷力。

此次震蕩波及范圍遠不止兩座港口本身。數據顯示，這兩處中資運營樞紐承擔著全國約39.6%的外貿集裝箱吞吐量，關聯就業崗位逾1.2萬個，帶動海關稅費、物流配套、船舶補給等衍生收入占年度財政總收入近8.3%。

更換運營商理論上可行，問題在于更換的方式是否尊重基本契約文明。

一邊是三十年深耕積累、歷屆政府書面背書的穩定合作，另一邊是未經正當程序的憲法指控與境外資本“預備隊”的無縫嵌入。

這種處理范式向全球投資者傳遞的隱含信息極為危險：在這個國家，再長期、再完備、再經立法確認的商業承諾，都可能因一紙突發司法命令而瞬間歸零。

那么，還有哪家企業愿意在此類環境中投入百億級資金建設港口、升級電網、擴建機場？

巴拿馬現行主權信用評級為BBB–（惠譽），恰好卡在投資級與非投資級臨界線上。

若因本次事件導致主要外資機構集體下調風險評級、暫緩新增配置，下一輪季度評估極有可能觸發降級預警。

一旦滑入“垃圾級”區間，巴拿馬在歐洲債券市場發行成本將跳升200個基點以上，部分受托管理嚴格的投資基金或將自動剔除其國債持倉，主權融資渠道實質性收窄。

站在如此脆弱的信用懸崖之上，仍執意以犧牲長期經濟信譽為代價，換取某些域外勢力口頭上的政治嘉許，本質上是以全民福祉為賭注，押注一場勝率極低的政治投機。

放眼更大格局，巴拿馬此番舉動，實為美國加速推進“后院再整合”戰略的一個戰術支點。

當地政客或許篤信：驅逐中方資本、引入歐美航運巨頭，便可獲得更強有力的安全保障與技術支撐。

但在一個多極秩序加速成型、陣營化傾向日益凸顯的現實世界里，此類短視操作反而可能將其推入雙重困境：既被中國資本市場列為高敏感度區域，又難以持續獲取西方陣營真正的戰略信任與實質性讓利。

在地緣政治劇烈震蕩的風口之上，隨意撕毀具有廣泛示范效應的長期契約，傷害的不僅是合作伙伴信心，更是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制度根基。

真正可持續的發展智慧，從來不是充當某一大國的代理人，而是致力于構建對所有守約投資者保持一致透明度與可預期性的制度生態——這無關站隊選擇，只關乎能否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