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不過特朗普！古特雷斯官宣下臺，臨走前怒點中美：別想共管世界

執掌聯合國整整十年，古特雷斯終究未能撼動特朗普構筑的單邊主義壁壘。

任期尾聲非但未見榮光收束，反而深陷財政枯竭、權威塌方的雙重困局。

這位在美方壓力下數度讓步的秘書長，連一次擲地有聲的表態都難以支撐，最終當眾宣布放棄角逐連任。

就在輿論普遍認定他將悄然謝幕之時，古特雷斯卻在離任前召開緊急發布會，拋出極具沖擊力的公開表態。

并明確將中美兩國置于同一語境下警示：全球治理絕無“雙強共治”空間

這番突兀發聲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現實考量？他所指的“中美共管”，是基于格局演進的清醒預判，還是意圖借勢轉移焦點的策略性話術？

十年任期，更像個“失語型”秘書長

外界常將聯合國秘書長視作國際秩序的象征性舵手，手握道義高地與協調權柄；然而古特雷斯這十年，卻始終在結構性弱勢中艱難周旋。

相較前任，其履職軌跡呈現出鮮明的收縮性與被動性，形成強烈反差。

他的前任科菲·安南，在2001年卸任前足跡遍及全球逾百國，主導推動《千年發展目標》，四度獲頒和平類國際榮譽，敢于在伊拉克戰爭前夕直面布什政府質疑，以堅定立場捍衛多邊機制獨立性。

安南不僅重塑了聯合國在全球議程中的核心位勢，更讓組織真正成為沖突調停者與發展倡導者，被《經濟學人》稱為“最具行動力的世界公仆”。

而古特雷斯自2017年初就職，至2026年末任期屆滿，縱跨完整十年周期，卻鮮有標志性成果進入國際公共記憶。

相反，其政策基調持續呈現防御性退守特征，尤其面對特朗普執政團隊發起的系統性質疑，回應幾近失語，聯合國制度性威信亦隨之顯著滑坡。

按憲章精神，聯合國本應是危機響應的第一樞紐、公平正義的制度支點、中小國家權益的堅實屏障。

可這十年間，納卡地區再燃戰火、黑海沿岸局勢驟然升級、加沙地帶人道災難持續惡化——多重重大沖突輪番上演，本該由聯合國牽頭搭建對話平臺、部署斡旋力量。

但古特雷斯多數時候僅以聲明形式表達關切，既未啟動緊急安理會磋商機制，也未推動設立專項調解特使，實際干預效能幾近歸零。

更值得警覺的是，多國已實質性弱化對聯合國決議的遵循意愿。

甚至發生聯合國維和人員在蘇丹達爾富爾遭武裝襲擊致死事件，施害方至今未被追責，相關調查報告亦被長期擱置。

古特雷斯僅以“深表痛惜”作結，未能動用秘書長職權提請國際刑事法院介入，亦未推動安理會通過制裁決議——稱其為“制度性失能者”，實非苛責。

特朗普的制度性圍堵，令他陷入戰略窒息

古特雷斯履職困境的深層癥結，在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制度性壓制——而主導者正是特朗普。

其十年任期與特朗普兩屆總統任期高度重疊，美方一系列精準打擊舉措，直接瓦解了聯合國運轉的基本支點，也徹底抽空了秘書長的政治回旋余地。

特朗普始終秉持“主權絕對優先”的外交哲學，在其認知框架中，聯合國并非主權平等的多邊舞臺，而是服務于美國戰略利益的附屬工具。

他曾多次在推特直言聯合國是“效率低下的清談館”，更在國情咨文中公開質疑美國分攤會費比例“嚴重失衡”，聲稱每年繳納超13億美元屬“單方面吃虧”。

為迫使聯合國屈從于美式規則，他祭出兩大釜底抽薪式手段，每一招皆直擊要害。

首當其沖是戰略性拖欠會費。

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美國拖欠聯合國常規預算及維和經費總額已達32.8億美元，占全體會員國欠款總量的79.3%。

需知美國依法承擔聯合國22%的經常性預算與27.89%的維和行動撥款。

這筆天文數字的拖欠已觸發聯合國現金流紅色預警——常規運營資金預計將于2024年7月中旬耗盡，多個非洲國家糧食援助項目、中東難民安置計劃及太平洋島國氣候適應基金均已暫停撥款。

第二記重拳是系統性“退群拆臺”。

特朗普政府任內單方面退出聯合國體系內32個專門機構與條約機制，涵蓋世衛組織（WHO）、教科文組織（UNESCO）、人權理事會（HRC）觀察員資格等關鍵節點，并已啟動退出《巴黎協定》后續程序。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另立“加沙重建協調辦公室”，雖僅有六國響應，卻刻意采用與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UNRWA）相同職能定位，且在官網顯著位置標注“替代性人道響應機制”字樣——此舉實質構成對聯合國法定職能的制度性切割。

面對美方高壓，古特雷斯曾三次致函白宮提出技術性協商方案，均未獲實質性回應。

他深知，若強行啟動《聯合國憲章》第九十九條賦予秘書長的緊急提請權，可能誘發美方全面終止合作，導致維和部隊補給中斷、國際法院案件受理停滯等連鎖崩塌。

權衡再三，他選擇持續降低姿態：縮減記者會頻次、弱化涉美議題措辭、默許美方代表否決多項決議草案——最終在2024年9月聯大開幕周正式宣布不尋求第三任期。

離任前高調聚焦中美關系

當國際社會普遍預期其將以低調方式完成權力交接之際，古特雷斯卻于紐約總部召開特別吹風會，以罕見強硬語氣劃出地緣政治紅線。

并在開場即點明核心關切：任何試圖構建“雙極共治”新秩序的動向，都將危及全球穩定根基。

他強調，復雜跨國挑戰無法依賴單一力量主導解決，更不應演化為兩個超級大國劃分勢力范圍的零和博弈。

同時暗示未來或將出現以華盛頓與北京為軸心的地緣板塊重構，這種結構性變動可能加劇區域安全風險。

輿論場隨即展開激烈辨析：此番表態究竟是對多極化失序的真誠預警，抑或精心設計的敘事轉向？

稍作梳理即可發現，其真實動因遠非表面那般純粹。

首要動機在于責任轉嫁——十年履職未達成任何聯合國改革里程碑，財政危機愈演愈烈，更因對多起人道危機反應遲滯遭73國聯合質詢。

此時將焦點引向中美戰略互動，實為將自身治理失效問題，升維至宏觀格局變遷層面，從而消解對其個人能力的直接質疑。

其次體現為風險對沖——雖長期承受美方政治壓力，卻不敢將矛頭單向指向華盛頓，唯恐觸發更嚴厲制裁措施。

故刻意納入中國作為平衡項，營造“不偏不倚”的中立表象。此舉既釋放積壓情緒，又避免徹底激怒美方，還意外收獲部分發展中國家對其“敢言”的誤讀式肯定。

最關鍵的是，該論斷本身存在明顯事實偏差。

中國連續十五年位列聯合國會費第二大出資國，始終支持安理會改革增加發展中國家席位，推動“全球發展倡議”覆蓋120余國合作項目，所有行動均嚴格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

而美國近年累計退出17項國際條約，單方面廢止伊核協議，對國際法院強制管轄權提出異議，其單邊行動清單遠超任何其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古特雷斯作為資深外交官，不可能忽視這些基本事實。

他刻意模糊中美行為邊界，本質是以話語杠桿撬動剩余政治資本——讓臨別宣言具備足夠傳播張力，為十年爭議性任期鍍上一層“格局思考者”的光澤。

目前，聯合國會員國已正式啟動第六輪秘書長候選人資格審查，來自東歐、非洲與亞太地區的七名提名人選進入公示階段。

新任秘書長能否突破結構性依附困境，重建財政可持續機制，重拾對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議程設置影響力，已成為檢驗聯合國存續價值的關鍵標尺。

而古特雷斯的名字，終將在歷史檔案中定格為一個特殊符號：一位在單邊主義浪潮中失去制度錨點的掌舵人，一段折射多邊主義深刻危機的任期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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