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在談論彩禮時，我們討論的到底是什么？

文|大 何

又到歲末年初，結婚的人多了起來，彩禮話題也跟著熱了。

2月3日對外發布的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持續整治農村高額彩禮，加強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引導樹立正確的婚戀觀、生育觀、家庭觀，培育簡約文明的婚俗文化。

其實從19年開始，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有彩禮問題，已經成慣例了。

而這種持續的關注，本身也說明了彩禮問題如同一塊頑石，堅硬且根深蒂固。

文件中的“整治”、“加強”、“引導”等措辭，透露出一種審慎和循序漸進的姿態。

但我們不禁要問：這些旨在規范彩禮行為的努力，為何常常感覺力有不逮，甚至在某些地方收效甚微？

原因或許并不在于執行力度，而在于我們從未真正觸及那個最根本、最核心的問題：

在現代社會的法律與情感框架下，彩禮究竟是什么？

我們可以嘗試從幾個不同的視角去審視“彩禮”這個混合體：

它是一種附帶條件的贈與嗎？

如果我們將彩禮視為“以締結婚姻為目的”的贈與，那么邏輯上，一旦婚姻這個前提條件未能實現，彩禮就應當全額返還。

這似乎是最接近當前部分司法實踐的解釋，它將婚姻關系簡化為一種契約前提。

但這種解釋也帶來了一個尷尬的追問：

如果婚姻可以成為一項財產贈與的前提，這與《民法典》里涉及“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的條文界限何在？

因為以結婚為條件的贈與，本質上就是一種金錢交易。

它是一種對女方家庭的補償或感恩嗎？

在許多傳統觀念中，彩禮被看作是男方對女方父母養育之恩的一種感謝，或是對女方未來生育價值、家庭貢獻的一種預先肯定。

從這個角度看，彩禮承載了復雜的情感和倫理價值。

但這種觀念一旦進入法律程序，便會面臨無法量化的難題：

感恩之心如何定價？生育貢獻又該如何折算？如果婚后未能生育，是否構成返還的理由？

這些問題都將挑戰法律的嚴謹性。

它是一種純粹的無償贈與嗎？

這是最符合現代法律“贈與”精神的解釋，即一方自愿將財產無償給予另一方，一旦交付，所有權即發生轉移，贈與方不得隨意撤銷或索回。

如果我們將彩禮定性于此，那么所有婚前的轉賬、禮物都將“一送了之”，無論后續關系如何發展。

這在法理上最為清晰，但在情感上和傳統習俗上，恐怕是大多數人最難以接受的。

它徹底剝離了彩禮與婚姻的關聯，使其成為純粹的個人財產行為。

而正是因為這幾種解釋——契約、補償、贈與——在現實中并行存在，甚至在同一個家庭、同一個人心中交織混雜，才導致了今天的局面：

給的時候，可能一方認為是情感的表達，另一方認為是必須的流程；

而當關系破裂需要分割時，雙方又會各自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那套說辭。

公眾的認知是分裂的，司法判決也因此常常需要根據具體案情反復權衡，難以形成統一標準，結果便是“判得稀里糊涂，退得也稀里糊涂”。

因此，問題的關鍵，并非在于彩禮的數額高低，而在于我們整個社會，尤其是法律層面，需要給“彩禮”一個清晰、統一且排他的定義。

選擇任何一種定義，都意味著一次艱難的社會觀念重塑，但這是走出當前困境的唯一道路。

一旦我們有了明確的法律標尺，比如統一將其認定為“無條件贈與”，那么接下來的工作就應該是大規模、高強度的普法宣傳。

要讓每一個人，在付出或接收彩禮的那一刻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行為的法律后果是什么，權利和義務的邊界在哪里。

當下的許多討論和政策，往往著眼于“高額”二字，試圖通過道德勸說或行政干預來“降溫”。

這固然有其善意，卻是在回避核心問題——即彩禮的法律定義到底是什么？

只要這個問題懸而未決，那么任何不觸及定義的調控，都只是在為一個模糊的對象設定一個模糊的限制，其結果必然是按下葫蘆浮起瓢。

這些模糊的表態和和稀泥式的調解，非但不能平息爭議，反而會因為缺乏明確的規則指引，讓矛盾更加激化。

因為在規則不明的游戲里，投機者總能找到鉆空子的方法，而那些遵循傳統、誠實守信的普通人（無論男女），卻往往因為預期的落空而感到委屈和受傷，最終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這或許就是為什么，關于彩禮的討論越多，人們的怨氣反而越大，兩性之間的對立情緒也越發嚴重。

因為只要不明確彩禮在法律上究竟是什么，那么所謂的整治措施，就都只是在和稀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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