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24年1月21日，高爾克村的冬日格外寂靜。
一位五十四歲的男人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在政治家的職業生涯里，五十四歲本該是年富力強的黃金檔口，無論閱歷還是精力都正好處于巔峰狀態。
這對于一個超級大國的掌舵者而言，走得實在是太早了些。
近百萬民眾頂著凜冽的寒風涌上街頭，只為送他這最后一程。
在一片慟哭與哀悼聲中，恐怕沒幾個人能意識到，真正把這位蘇維埃奠基人推向死亡深淵的，并非眼下突發的急癥，而是六年前便已深埋在他體內的一枚不定時炸彈。
那是幾克重的鉛塊。
早在1918年，這東西就鉆進了列寧的身體，悄無聲息地潛伏了整整四個年頭。
雖然后來一位德國名醫把它取了出來，但這動作終究是慢了一步，金屬毒素早已把這位巨人的生命力侵蝕殆盡。
回過頭再去翻看這段往事，你會發現里面塞滿了違背常識的拍板定案，以及讓人摸不著頭腦的巧合。
把日歷翻回到1918年8月30日。
這日子太特殊了。
就在不久前，彼得格勒肅反委員會的一把手剛遭遇刺殺身亡，整個布爾什維克高層都被一種令人窒息的緊張感包裹著。
照理說，這種節骨眼上，最穩妥的辦法就是取消所有拋頭露面的活動，直接拉滿安保級別。
實際上，那天原本安排的各類集會確實也都停了。
可列寧偏偏做了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決定：演講照舊。
這絕不是因為他冒失，而是一次深思熟慮的政治博弈。
在那動蕩不安的歲月里，彼得格勒那邊的血腥味還沒散去，臨時政府的余黨還在蠢蠢欲動，剛改名的俄國共產黨面臨著堆積如山的難題。
這時候，領袖敢不敢露面，往往比安不安全更關鍵。
他得站在工人們中間，用自己的嗓音去穩住人心。
就這樣，在幾乎沒有任何嚴密保衛的狀況下，他先是去了一趟面包廠，轉頭又穿過幾個街區，直奔莫斯科郊外的米赫爾松工廠。
那天晚上，老天爺似乎也沒站在列寧這一邊。
剛好趕上停電，整個莫斯科伸手不見五指。
米赫爾松工廠的大院里黑燈瞎火，連個路燈都沒有，全靠幾束汽車大燈勉強把黑暗撕開幾道口子。
演講講完了，在一片震耳欲聾的歡呼浪潮中，列寧向著院子里的汽車走去。
就在他的手剛要搭上車門把手的那一剎那，夜空里突然炸響了三聲槍鳴。
列寧應聲倒地，當場就人事不省。
隨后的幾分鐘里，現場亂成了一鍋粥。
可就在這亂糟糟的人群里，有個細節顯得特別扎眼。
槍聲一響，大家伙兒出于求生本能都是四散奔逃。
可不遠處街角的一棵松樹底下，有個女人卻在那兒杵著。
她一步沒動。
據司機后來的回憶，這女人左手撐著傘，胳膊上挎個舊皮包，手里好像還攥著一把勃朗寧手槍。
她就那么呆立著，神情平靜得嚇人，甚至可以說是一臉木訥。
沒過多久，憤怒的人群和保衛人員就沖上去把她按住了。
經過簡單的審問，大伙知道了她的名字叫芬妮·卡普蘭。
醫生的驗傷報告很快擺在了桌面上：開了三槍，一顆打在左肩，一顆鉆進左胸，還有一顆誤傷了旁人。
這恰恰是整件事最讓人琢磨不透的地方。
咱們不妨來盤算一下。
根據當時留下的各種檔案記載，現場因為斷電，光線差到了極點，基本就是兩眼一抹黑。
而且列寧是從演講臺往汽車那邊走，人是移動的。
要在這種漆黑一團的環境里，連扣三下扳機，兩發子彈還要準確命中要害，這得是什么樣的槍法？
怎么著也得是個受過魔鬼訓練的特工，或者是神槍手級別的。
可被抓的這個芬妮·卡普蘭是個什么情況呢？
她是個高度近視眼。
哪怕是大白天光線好的時候，她看東西都費勁，到了這種黑燈瞎火的晚上，跟個盲人也差不了多少。
一個在黑暗中幾乎就是瞎子的女人，手里拿把槍，在亂哄哄、人擠人的環境里，還要精準擊倒一個移動的目標。
這不管是從物理學還是醫學角度看，都是個完全講不通的小概率事件。
更離譜的事還在后頭的審訊室里。
面對全城搜捕兇手的巨大壓力，卡普蘭表現得那是相當“配合”。
審訊人員還沒怎么上手段，她就竹筒倒豆子全認了：人就是我殺的。
問動機？
堅決反對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
這理由聽著挺順理成章。
畢竟早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跟臨時政府、科爾尼洛夫部隊之間的明爭暗斗早就把社會撕裂了。
卡普蘭站在對立面，想殺人倒也不稀奇。
可一旦審訊人員想讓她復盤作案細節，卡普蘭立馬就“卡殼”了。
你是怎么瞄準開槍的？
一共扣了幾下扳機？
手里那把勃朗寧是個什么型號？
槍又是從哪條道上弄來的？
這些最基礎、最核心的事實，作為“兇手”的卡普蘭，竟然一問三不知。
這就像一個小偷主動認罪說畫是自己偷的，結果既說不出畫框啥顏色，也講不清自己是怎么撬鎖進屋的。
按常理，碰上這么個疑點重重的嫌疑犯，辦案的人怎么也得順藤摸瓜，把她背后的團伙挖出來，或者至少得搞明白她是不是被人推出來頂缸的。
可惜，當時辦案的邏輯顯然不是奔著“查明真相”去的，而是急著要“政治定性”。
卡普蘭先是被帶到盧比揚卡簡單問了幾句，緊接著就被押進了克里姆林宮。
沒過幾天，沒有公開的法庭審判，沒有詳盡的調查卷宗，甚至連個像樣的宣判程序都沒有，芬妮·卡普蘭就在克里姆林宮的一個墻角被槍決了。
這哪是死刑，簡直就是“滅口”或者說是一種匆忙的“了結”。
干嘛非得這么急？
從當時政權運作的邏輯來看，新生的蘇維埃太需要一個確鑿的“兇手”了。
領袖遇刺，人心惶惶，要是不趕緊拎出一個具體的敵人來消滅掉，恐慌情緒就會像瘟疫一樣蔓延，權威也會跟著動搖。
既然卡普蘭自己認了，她的身份（反十月革命分子）又正好符合政治宣傳的需要。
至于她是不是真瞎，槍法為啥那么神，在宏大的政治生存命題面前，這些細枝末節根本不值一提。
于是，卡普蘭帶著一肚子的秘密，匆匆忙忙被送進了墳墓。
而史書上，從此多了一個“女刺客”的代號。
那么，那一晚到底出了什么事？
假如卡普蘭這個“瞎子”根本沒本事完成這次刺殺，那真兇究竟藏在哪？
隨著后來歷史檔案的解密，一個叫維克多·卡爾斯基的男人浮出了水面。
專門鉆研這段歷史的俄國學者尤利婭·史卡列娃，通過對陳年舊檔的梳理，拋出了一個極具可信度的推斷。
這背后，可能不光牽扯政治，還藏著一段愛情故事。
卡爾斯基是個徹頭徹尾的無政府主義信徒，更是個慣犯。
他以前就跟卡普蘭一起，因為謀刺基輔行政長官蹲過大牢。
出獄以后，倆人住到了一塊，卡普蘭對這個男人愛得死心塌地。
史卡列娃還原的場景大概是這樣的：
1918年8月30日晚上，卡普蘭和卡爾斯基其實都在米赫爾松工廠的現場。
真正扣動扳機下黑手的，是卡爾斯基，或者是他安排好的幫手。
槍聲一響，現場亂作一團。
卡爾斯基趁著這股亂勁兒腳底抹油溜了。
可卡普蘭跑不掉。
她眼神不好，在黑暗和推推搡搡的人流里，她根本沒法像正常人那樣迅速辨別方向逃命。
她只能撐著傘，無助地在那棵松樹底下傻站著，直到司機發現了她。
當她被抓的那一刻，她心里跟明鏡似的，知道真兇是誰——那是她深愛的男人。
就在這時，她做了一個決定：頂罪。
如果她不認賬，特工肯定會滿城挖地三尺，甚至會查她的社會關系網，最后順藤摸瓜查到卡爾斯基頭上。
只要她一口咬定是自己干的，這案子就能結。
她答不上來細節，因為槍壓根就不是她開的。
但她死死咬住“就是我干的”這一句，這對于急著結案的當局來說，足夠了。
這筆賬算下來，她是拿自己的命，換了情郎的命。
當然，這一切推測隨著那幾聲倉促的處決槍響，都變成了永遠無法證實的懸案。
就像史卡列娃感嘆的那樣：“真相并沒有大白于天下，死刑執行得太快太草率了。”
卡普蘭人沒了，但那一晚的槍聲，余音卻回蕩了好多年。
列寧雖說經過搶救撿回了一條命，但那顆留在他身體里的彈頭，位置極其刁鉆——離脊柱只有一公分。
按照1918年的醫療條件，根本沒人敢動刀把它取出來。
這顆彈頭就像個詛咒一樣，釘在了列寧的身體里。
直到熬了四年，到了1922年，一位德國醫生才冒著風險把它取了出來。
但這四年間，彈頭引發的慢性鉛中毒和神經壓迫，早就把列寧的健康底子徹底掏空了。
1924年，列寧撒手人寰。
再回看這段歷史，你會發現是一連串的偶然交織在一起，編織出了一個必然的結局。
如果那天沒停電，如果列寧聽了勸告取消演講，如果卡普蘭沒因為眼疾被困在現場，如果當局肯花點時間去查那把來路不明的勃朗寧…
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最后剩下的，只有一個五十四歲英年早逝的領袖，一個帶著秘密走向刑場的女人，和一段永遠籠罩在莫斯科夜色里的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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