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靖︱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普希金的同名人

1834年4月，詩人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 1799-1837）在給妻子娜塔麗婭的信中寫道：“看我們的小薩沙將來跟他的皇族同名人和諧相處吧；我跟自己的同名人沒有處好。但愿上帝不要叫他步我的后塵去寫詩，去跟皇帝爭論！”——普希金名亞歷山大，而此處他自己的“同名人”，正是俄國歷史上唯一被稱為“洪福齊天”（the Blessed）的沙皇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 1777-1825）。

沙皇亞歷山大一世

亞歷山大一世自幼由祖母葉卡捷琳娜大帝撫養成人。1801年，他的父親保羅一世因反復無常的暴政導致內外交困遭貴族謀殺后，他順理成章入承大統。執政之初，為挽救日趨危亡的沙皇制度并實現年輕時的政治理想，亞歷山大一世組建非官方的“秘密委員會”，踐行改革——一面以刀劍向外宣揚國威，屢屢組織“反法同盟”抗擊拿破侖；一面又在國內以“言論和出版自由”“為大眾謀福利”等口號籠絡人心，一時頗得好評。

有感于前朝貴族勢力尾大不掉并導致貪腐橫行，亞歷山大一世頒布《關于文官官銜的敕令》，規定從今以后凡欲進入文官系統者必先考核，嚴禁將未獲大學文憑之人提升為八等文官，同時成立監察機構懲治腐敗。此外，他還設立憲法起草委員會，打算從君主專制轉向依憲治國。1802年，亞歷山大一世宣布裁撤若干冗余部門，將中央政府精簡為外交、內務、司法、財政，以及國民教育等八部，每部設大臣一人，直接向沙皇本人負責。這一改革舉措不僅提升了行政效率，同時也大大強化了中央集權。

與此同時，為了打造啟蒙時代開明君主的形象，亞歷山大一世下令釋放一部分政治犯，放松書報檢查制度，仿效西歐國家成立議會，并計劃永久廢除農奴制。像祖母葉卡捷琳娜大帝一樣，亞歷山大一世廣泛結交歐美文化名人和啟蒙思想家。他與斯塔爾夫人長期保持書信往還，并曾在巴黎出席夫人主持的沙龍，和法國哲人暢談自由和立憲；在意大利，他與時任法國駐羅馬使館秘書夏多布里昂傾心交談，縱論歐美政治格局。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和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斐遜關于俄國政體選擇的探討。

效仿腓特烈大帝與伏爾泰之間的哲學通信，信仰東正教的沙皇向啟蒙哲人杰斐遜請教：有沒有可能在俄國實行“總統制”？對此杰斐遜并未作正面回答，而是勸告沙皇必須結合本國國情，從長計議——“您堅定奉行明智的原則，以您的人民作好準備予以接受和保持為前提，逐步地、適度地實現善良的意愿；在您的有生之年，這些原則必將使您的人民和您本人沿著改善他們生活境況的道路邁向遙遠的前方……”然而，由于拿破侖戰爭爆發，亞歷山大一世雄心勃勃的政改方案尚未及施行便被迫中止。

“反法同盟”與拿破侖的前五次戰爭，無一例外以失敗告終。1811年，亞歷山大一世拒絕執行法國針對英國的“大陸封鎖”政策，加之此前他又斷然拒絕拿破侖“聯姻”的請求，導致后者惱羞成怒。1812年，拿破侖親率五十萬大軍遠征俄羅斯。法軍長驅直入，直搗莫斯科，但俄軍在庫圖佐夫元帥指揮下，采取堅壁清野、誘敵深入的策略，最終令不可一世的拿破侖潰不成軍。亞歷山大一世揮師南下，直搗巴黎，拿破侖被迫簽訂城下之盟，宣告退位。亞歷山大一世以蓋世之功被歐洲各國王公貴族尊稱為“歐洲的救世主”，其個人聲望此時亦臻于頂峰。

拿破侖、亞歷山大、普魯士的路易絲王后與腓特烈·威廉三世于1807年在提爾西特

像無數熱血沸騰的愛國青年一樣，就讀于皇村學校，并曾在開學典禮上接受沙皇檢閱的普希金為“解放者”亞歷山大一世寫下頌詩，頌揚他的豐功偉績——這一場勝利不僅打破拿破侖戰無不勝的神話，同時也使得長期被視為歐洲二等公民的俄國民眾揚眉吐氣。懷著和廣大民眾同樣的迫切心情，普希金希望沙皇能夠利用拿破侖戰爭結束后國內外的有利局面，大刀闊斧地推行改革，引領老大帝國俄羅斯朝向現代化國家邁進。然而，由于種種機緣巧合，或者說主要由于沙皇的個人原因，俄國未能抓住這一歷史機遇，實現社會、政治、經濟全方位的跨越式發展，相反卻走上了保守僵化的老路。普希金后來在《皇村回憶》（Memories in Tsarskoye Selo）中將沙皇頌詩悉數刪除，其失望與憤懣之情可想而知。

約翰·彼得·克拉夫特（Johann Peter Krafft）創作的《萊比錫戰役后的勝利宣言》。1813年，亞歷山大、奧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與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在萊比錫戰役后會面。

照傳記作家的看法，亞歷山大一世各項改革的最終失敗，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俄羅斯社會普遍彌漫著保守懷舊情緒（正如杰斐遜擔憂的那樣，保守主義在俄國國家政治生活中一向處于強勢地位），外加落后的農奴制以及始終無法根除的腐敗現象，皆成為阻礙改革的重要障礙；但另一方面，亞歷山大一世本人的性格、處事方法和執政風格才是各項改革無疾而終的主要原因。通過一場史無前例的衛國戰爭，沙皇取得了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權，并依靠軍方將領的絕對效忠將軍政大權集于一身，成為繼葉卡捷琳娜之后俄羅斯帝國唯我獨尊的“獨裁者”。但他既缺乏祖母長袖善舞的政治手腕，更缺乏她百折不撓的意志精神，最后弄得自己意氣消沉，甚至不止一次計劃退位，遁入空門。

亞歷山大一世原本以溫文爾雅、禮賢下士的形象示人，然而，在被吹捧為全俄乃至全歐的“救世主”之后，他開始以彌賽亞的形象出現于公眾面前。無論走到哪里，沙皇既要展示他的寬仁風度，又要體現他的絕對權威——他“無法擺脫自己身上跟虛榮心合在一起的敏感個性，這種個性把善意的行為變成一種舞臺演出，聽見掌聲就感到無比陶醉”。久之，在無處不在的鮮花和掌聲氛圍烘托下，他日益變得剛愎自用。某次，得知議會“忤逆”他的旨意后，沙皇下令強行解散議會。司法部長杰爾查文（Gavril Derzhavin）犯顏直諫，卻遭沙皇怒斥：“現在你是皇帝還是朕是皇帝？加甫里爾，你雖然是朕的導師，但請你記得，朕是你的皇帝！朕說怎么做就怎么做！”隨后，杰爾查文被解職。沙皇身畔再無聒噪之音，唯余阿諛奉承之詞。

亞歷山大一世好大喜功，曾不惜巨資，耗費十年時間（1801-1811），修建供奉圣母像的喀山大教堂。衛國戰爭勝利后，為紀念戰爭中犧牲的烈士英靈，他又詔令在莫斯科新建大教堂。關于教堂的選址，王公大臣眾說紛紜，結果沙皇一錘定音，選在莫斯科近郊麻雀山（Sparrow Hills）——盡管此處視野開闊，風景優美，但專家認為這座沙土山無論如何也承受不了數十層的龐然大物。1817年10月，沙皇親自出席盛大的奠基儀式，隨后頒布諭旨，責成組建工程實施委員會，并任命親信大臣主其事。于是，在沙皇親自部署和指揮下，教堂興建工作如火如荼開展起來：為方便原材料運輸，在莫斯科河和伏爾加河之間，一條嶄新的運河被開鑿出來；從莫斯科郊外發現的地下礦坑里開采的大理石，被源源不斷運往施工現場；為了增強觀賞性，工程委員會不惜巨資延請英國機械師修建了一整套揚水裝置，可以噴射出七十米高的水柱，令人嘆為觀止。可惜，造化弄人，亞歷山大一世并未能等到千年偉業竣工的那一天。更令人唏噓的是，在沙皇駕崩后，教堂工程委員會旋即宣告解散。官方審計結果：主事大臣涉嫌貪腐，情節特別嚴重，被判處流放，家產亦被充公。

和爛尾的大教堂一樣，亞歷山大一世的政改方案也如曇花一現，最終黯然收場。他最得力的改革大將斯佩蘭斯基（Mikhail Speransky）于1812年以“里通外國（拿破侖）”的罪名被褫奪公職并慘遭流放，取而代之的是保守派主張的警察專制——喧囂一時的改革熱潮過后，俄羅斯像反動的普魯士一樣，重回“警察國家”的行列，令亞歷山大一世徒喚奈何。誠如史家所言，盡管亞歷山大一世“以最真誠的愿望希望俄羅斯社會進一步開放和自由化，但他的自由主義過于理想化，和俄羅斯的現實與具體國情格格不入”，此外，他的意志過于軟弱，不愿和社會保守力量發生正面沖突，所以每項改革措施出臺后，都是淺嘗輒止，知難而退，最終幾乎沒有任何一項措施能夠切實完成——人送外號“爛尾王”。

對于亞歷山大一世的依違兩可、反復無常，普希金深惡痛絕，曾不止一次作諷刺詩加以嘲弄。以共濟會為例——最初，亞歷山大一世希望借助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政治人脈，進一步鞏固他的政治改革成果，為此曾駕臨共濟會位于敖德薩的總部，甚至自稱是共濟會在俄羅斯的“保護人”。然而，轉眼之間，他又警覺共濟會對其政權的威脅——后者與他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遂改弦更張，下詔宣布共濟會為非法組織，并嚴令禁止其在俄羅斯境內的一切活動。如此搖擺不定、翻云覆雨，令屬下群臣不知所從。

1809年，亞歷山大一世在波爾沃議會確認了新的芬蘭憲法，使芬蘭成為一個自治的大公國。

當然，更令普希金出離憤怒的是亞歷山大一世在立憲問題上的“出爾反爾”。先是，亞歷山大一世于1818年3月在波蘭國會發表演說，允諾繼波蘭之后，將在俄國實行憲政——沙皇此言暗示俄國的民眾素質及整體文明程度低于波蘭，使得包括普希金在內的俄國知識分子民族自尊心大受傷害。然而，僅僅半年之后，在德國亞琛會議上，沙皇卻同普魯士國王和奧地利皇帝簽署共同宣言，聲稱要維持現行制度，保護各族人民免受君主立憲制之“誘惑”——這意味著行憲一事終成泡影。正是在這次講話之后，普希金創作了他那首長期被封禁的諷刺詩《諾埃爾童話》（Tales of Noel），這也是詩人首次公開抨擊沙皇。普希金將該詩命名為“童話”——盡管事實上誰也不會認為詩人在講述童話故事，并在童話中將“食言自肥”的亞歷山大一世呼作“四處游蕩的暴君”（nomadic despot）。似乎意猶未盡，在詩體小說《奧涅金》中，普希金對亞歷山大一世的措辭愈發嚴厲（“愈是肥胖，行動就愈困難”），甚至貶斥他為“懦弱狡詐（weak and wily）的統治者”和“禿頂的紈绔子弟”（a baldish fop）。

同年，詩人推出更具殺傷力的《致恰達耶夫》（To Chaadaev）。這首抨擊沙皇專制獨裁、歌頌自由的詩歌發表后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貴族青年和近衛軍官兵中廣泛流傳，并迅速傳遍整個俄羅斯，令當時正在秘密策劃革命的“十二月黨人”備受鼓舞——起義失敗后被流放西伯利亞的一百多名黨人全部佩戴一枚秘密徽章，徽章上鐫刻著《致恰達耶夫》結尾的名句：“俄羅斯要從睡夢上蘇醒，在專制暴政的廢墟上，/將會寫上我們姓名的字樣。”（Russia will wake from her slumber, And on the ruins of autocracy/Our names will be written!）

普希金

不出意料，普希金和當局的正面硬剛很快遭到舉報——據說，有人親眼目睹普希金手持法國刺客盧維爾（Louis Pierre Louvel）的畫像出現在皇家劇院的觀眾席上，畫像上有一行大字：“給君王的教訓”（A Lesson to Kings）——這無疑是對沙皇的“大不敬”。1820年，首都秘密警察查獲普希金的手稿，赫然發現其中一株“大毒草”——即日后聲名遠播的《自由頌》（Ode to Liberty）。相比于同期其他詩作，該詩反抗沙皇暴政的意圖“昭然若揭”。一開始，詩人便開宗明義：“我要對世界唱出自由的強音，抨擊那寶座上的淫行惡跡。”隨后，詩人將目光轉向滿目瘡痍的俄羅斯大地：“唉！無論我向哪里看去/到處都是皮鞭，是鐐銬/是法律致命的恥辱/是奴隸羸弱的淚水。”緊接著，詩人話鋒一轉，告誡沙皇及歐洲各國君主，“統治者們！你們的王冠和寶座是法律給予的，而非天賜”，并引證從刺殺愷撒大帝的布魯圖斯到誅殺查理一世的克倫威爾等英雄人物，敦促為政者必須尊重“法度”和“人民的意志”——“只有在那里，在那強大的法度與神圣的自由/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地方……人民的哀愁，才不會覆壓在帝王的頭上”。

事實上，這也是普希金持之不渝的政治信念，即統治者的權力是法度給予的，而不是靠血統傳承得來的，因此，盡管他們凌駕于人民之上，擁有統治萬民的權力，但他們的行為必須受到法度的制約，絕不能恣意妄為。在詩的結尾處，普希金以法國大革命中被斬首的路易十六為例，正告自詡“謹遵法度”的亞歷山大一世：帝王若玩弄法度于股掌，必將遭受嚴懲。或許正是這“不當”的類比，令生性敏感的沙皇如芒刺在背，坐臥不寧——自從被軍演轟鳴的炮聲震壞左耳膜導致聽力受損后，他變得越發疑神疑鬼，每見群臣竊竊私語，便懷疑他們在妄議朝政或毀謗人主——據說沙皇對近臣下達的口諭是：“應該把普希金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他寫的詩煽動性很強，流毒全國，整個年輕一代都在背誦。”幸得友人從中說項，詩人最終被“仁慈的”沙皇改判流放南俄（后被調往敖德薩）。此后五年間，盡管詩人不斷上書，請求返回首都，但直至沙皇駕崩，始終未得“恩準”。

流放區區一個普希金顯然無法根除亞歷山大一世的心病——父皇被謀殺留下的心理陰影揮之不去，而他本人被貴族集團提前告知這一密謀更令他終生背負道德愧疚。1824年秋，他在軍中倚為股肱的騎士近衛團將領暴卒，使得他立刻產生一種不祥的預感。緊隨其后的，是他的女兒索菲婭公主突然患病去世。同年11月，彼得堡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使得成百上千的居民喪生，無數的房屋被沖毀，大量的民眾無家可歸。迷信的沙皇將這一切視為上天的震怒和末日的預兆——在他出生那年，首都暴發的洪水也曾使得無數民眾流離失所，由此他越發感到心驚膽戰。為尋求精神寄托，亞歷山大一世在晚年皈依宗教神秘主義，終日匍匐于圣像前虔誠禱告，并打算遁入修道院苦修，為羅曼諾夫王朝以及他本人“贖罪”。隨著精神狀況日益衰頹，他也越來越倦于政務，正如他在1825年10月對忠心耿耿的宮廷事務總管所言，“我已經任職二十五年，一個士兵服役這么長時間也可以退役了……”一個月后，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病逝，無嗣。同年12月26日，其弟尼古拉一世繼位。而就在這一天，在俄國近代史上影響深遠的“十二月黨人”起義爆發。尼古拉一世派兵鎮壓，于是這位新任沙皇“隆重地用絞刑架開始了他的統治”（赫爾岑語）。

亞歷山大一世死亡面具

普希金比他的“同名人”亞歷山大一世多活了十二年。在詩人因與情敵決斗重傷而逝前一年，他寫下了名垂青史的杰作《紀念碑》（Monument, 1836）：

我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紀念碑，

在人們走向那兒的路徑上，

青草不再生長，

它抬起那顆不肯屈服的頭顱，

高聳在亞歷山大的紀念石柱（The Alexander Column）之上。

不，我不會完全死亡——

我的靈魂在圣潔的詩歌中，

將比我的灰燼活得更久長。

詩中提及的“紀念石柱”高四十七點五米，凈重六百噸，由整塊花崗巖制成，堪稱世界之最。這是為紀念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戰勝拿破侖而豎立的“人工紀念碑”。然而，在普希金看來，他為自己建立的“非人工紀念碑”不僅能力壓沙皇一頭，而且無疑將“活得更久長”——因為，正如拿破侖晚年感喟的那樣：長遠來看，“思想比刀劍更有力量”。

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楊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