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是否搞原子彈，陳毅和金庸的辯論有意思，要核子，還是要褲子

1964年10月16日15時，羅布泊上空升起的蘑菇云被新華社快訊迅速傳遍全國。廣播里一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剛落，人們的心臟同時重重一跳。塵土尚未散盡，六年前那場圍繞“究竟造不造”的爭論，再次鮮活起來。

把時鐘撥回1959年初夏。中蘇之間原本若即若離的同盟，因“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等摩擦驟然發冷。6月，新中國決定獨立推進“596工程”。同年，蘇聯專家成批撤離，北京機庫里只留下厚厚一摞俄文圖紙。錢學森蹲在實驗室門口抽掉半包香煙后說：“這條路走得通。”

外交部長陳毅正在外事場合頻頻受問。有一次，他面對東京記者團，揮手闊談：“他們笑我們窮，我們就窮給他看？就算脫了褲子，也要造核子彈！”話音落地，記者席一片寂靜，閃光燈卻狂閃。這個帶著四川口音的“脫褲子論”，翌日被譯稿送到香港。

香港銅鑼灣，《明報》編輯部里紙煙彌漫。主編金庸拍案：“要褲子不要核子！”翌晨，四個黑體大字掛上頭版。他在社論里質問：“民眾連褲子都穿不上，談何威懾？”還搬出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作論據，斷言“小國核武不具實戰意義”。讀者來信鋪天蓋地，有人拍手，有人破口大罵。

外電把兩人比作硬幣兩面：一面是“為國鑄劍派”，另一面是“先吃飽飯派”。對立并非新鮮，難得的是聲量之大——一個是功勛元帥，一個是熱銷武俠作家，觀點直抵街頭巷口。

值得一提的是，陳毅聽說社論后，并未惱火。幾天后與廖承志小聚，他舉杯笑道：“查先生罵得好，穿褲子確實要緊。”緊接著補一句：“但褲子與核子，兩樣都得要。”酒桌氣氛頓時輕松。廖承志玩笑：“老總，要不再給對方寫封信？”陳毅擺手：“不寫，實踐是最好的回信。”

兩位當事人同年不同路。1924年出生的金庸出身書香，先在《大公報》練筆，后自辦《明報》，靠劍氣江湖圈粉；鄧稼先、黃旭華、于敏也都是二十年代中期出生，卻一頭扎進戈壁、深潛實驗船艙，不見報而默默無聞。路徑選擇，往往決定了立場，甚至決定了語言的腔調。

時局卻不等人。1960年，西方擴大對華技術封鎖。沒有任何外援，新中國科研體系只能自給自足。遠在青海的爆炸試驗基地，職工的棉制服上補丁連片，但試驗日程仍照表推進。有人拿起鐵飯盒嚷：“先吃飯，再炸彈！”旁邊工程師抿嘴：“不炸彈，飯盒遲早被人掀。”五句話，道盡生活與安全的張力。

民生與國防究竟孰輕孰重？答案并不靠口號。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驟起，邊境部隊在高原缺氧中苦戰；同年，蘇軍在古巴與美軍核對峙。一次又一次的外部驚雷，令國內對“原子彈要不要”的討論漸趨沉默。危機越近，人們越愿意掂量那枚超級炸藥帶來的談判籌碼。

1964年首爆成功，毛澤東對來訪外賓談及核武輕描淡寫：“最好誰也沒有，有了就不吃虧。”這句中策論，與陳毅“核子與褲子兼得”遙相呼應。事實也證明，爆炸之后，西方國家在外交場合的語氣明顯放緩，中國代表席位多了一分底氣。

回看金庸的文字，若只抽離出“要褲子不要核子”的口號，確實容易獲得共鳴。可那一年大陸的財政收入中，國防經費并未高得離譜；糧棉油緊張，卻也未到“全體無褲”境地。更重要的是，科學家們并非與民爭食。羅布泊基地自帶荒涼，來回交通要靠駝隊；科研人員的津貼，也只是城鎮平均工資略高半成。說他們“坐吃民膏”并不合賬。

金庸后來在《神雕俠侶》里讓郭靖喊出“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不少評論家發現，1959年以后的金庸作品，民族存亡的重量感逐漸加深。《倚天屠龍記》對火藥的傾慕、《鹿鼎記》對紅衣大炮的注視，無不透露他在兩岸關系、國際局勢中的新思索。是否受陳毅言辭觸動，無憑無據，但文字已是證據——“只要不做奴才，其余皆可談”。

1966年，陳毅在一次內部會議上總結早年那場筆仗：“辯論有用，促人深思。”言罷朗聲：“服裝廠要擴，兵器廠也要擴。”人群中爆出笑聲，語調卻不散漫。“鬧中取利”，正是外交家兼軍事家的務實態度。

核子已成，褲子亦漸加厚。到1978年，中國人均棉布配額翻了數番，第一批自動化紡織機在上海投產。社會輿論再談核武時，情緒明顯溫和，更多議題轉向經濟改革與家庭收入。那段尖銳交鋒，成為歷史剪影。

有人問：“若再來一次，你站哪邊？”答案其實不必外求。時代條件不同，抉擇標準便不同。可有一點恒定：安全屏障永遠是生存的底線；豐衣足食，則是人民對幸福最樸素的訴求。“兩手都要硬”，一句老話，道盡復雜抉擇中的質樸邏輯。

于是，1964年那朵蘑菇云沒有淹沒針腳，也沒有遮住飯鍋的炊煙。它只在天幕上刻下四個字——底氣，從此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