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殺安倍晉三的兇犯不服一審判決的背后

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華僑報

在日本，圍繞刺殺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致死案的司法進程，輿論的波紋并未隨一審落槌而止息。據日本共同社報道，奈良地方法院的無期徒刑判決剛剛落定，被告山上徹也方面就表示不服，要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訴。法律程序繼續向前，而社會情緒卻像被反復翻攪的水面——尚未真正沉靜。

這起案情本身并不復雜：2022年7月8日，奈良市街頭選舉演說現場，兇犯自制槍支、近距離射擊、前首相當場倒下。地點是近鐵大和西大寺站前，本是日常人流交錯的城市節點，卻在瞬間變為震動全國的歷史場景。法庭所要處理的，是一樁目標明確、后果極端嚴重的故意殺人案件。

但是，真正撕扯日本輿論的，并非“是否有罪”，而是“如何理解動機”。辯方不斷強調，被告的家庭曾因母親深陷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而陷入長期經濟崩塌，巨額捐款像慢性抽血，使少年時代的生活基礎被掏空。在這種敘述里，槍擊案不再只是政治暴力，而被包裹進“宗教相關虐待受害者”的框架：一個人并非單純加害者，而是長期結構性傷害的產物。

這種“受害敘事”一旦進入法庭，倫理層次立刻變得復雜。人們很容易在同情與恐懼之間搖擺——既對個人早年的困境產生理解，又對以暴力終結他人生命的行為本能排斥。評論場上甚至出現一種危險的滑坡：仿佛只要背景足夠悲慘，暴力就能被“解釋”到某種可接受的邊緣。

然而，司法的冷峻之處，恰恰在于它必須在情感洪流之外站穩。社會可以討論宗教團體與家庭悲劇之間的關聯，可以反思制度對弱勢個體的保護是否缺位，但法庭首先面對的是行為本身的邊界。如果動機的痛苦足以大幅稀釋責任，那么所有極端行為都可能在“我也曾受傷”中尋找出口，法律的確定性將被侵蝕。

這并不意味著背景無關緊要。恰恰相反，本案迫使日本社會正視兩個層面：其一，宗教組織運作與家庭經濟破裂之間是否存在監管盲區；其二，當個人長期處在怨恨與孤立之中，社會支持網絡為何未能及時接住他。這些問題指向預防，而不是對既成暴力的寬宥。

上訴程序肯定會繼續的，判決的法理爭點也許會被進一步推敲。但對社會而言，更長遠的考題并不在刑期數字，而在如何同時守住兩條線：一條是對生命與公共安全的底線保護，絕不為政治暴力留下灰色地帶；另一條是對隱蔽傷害機制的持續修補，避免新的怨恨在陰影中發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