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首相斯塔默回國已經幾天,可腦海里談的還是中國的事。
2月3日的威斯敏斯特宮,下議院的氣氛明顯不對勁,基爾·斯塔默站在議會席位前,說話速度明顯加快,語調里帶著少見的急躁,甚至可以說是壓著火氣在講話,這和他以往那種穩健、克制、幾乎不帶個人情緒的形象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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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并不復雜——就在四天前,他剛剛結束訪華回到倫敦,時差還沒倒過來,但腦子里已經被一組對比數據反復敲打:一邊是中國仍在高速運轉、吸納資本和訂單的龐大市場,另一邊是英國在過去幾年里,因為自我設限和政治姿態,實實在在流失掉的資金、崗位和機會。
面對保守黨議員關于“向東方示弱”“對華過度妥協”的指責,斯塔默沒有像以往那樣打太極,而是直接點破了一個讓整個議會都不太舒服的事實——英國浪費了整整八年,從2018年開始,唐寧街換了三位首相,卻沒有任何一人正式踏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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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禮節問題,而是戰略缺位,在全球供應鏈劇烈重組、資本重新布局的關鍵時期,英國選擇了旁觀,甚至主動把自己排除在外,斯塔默把這種做法稱為“鴕鳥心態”,意思很直白:不看、不談、不參與,以為問題就不存在。
他說得很重,因為賬單擺在那里,當德國、法國頻繁派出高規格代表團為本國企業搶市場、鎖訂單時,英國卻困在“價值觀優先”的自我陶醉里,結果不是贏得尊重,而是失去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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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種被現實打臉的過程,逼得斯塔默在議會里罕見失態,而這份失態,也順勢把討論從“該不該去中國”,拉回到了“英國還剩多少選擇”的現實層面。
如果這次訪華只停留在態度表態層面,那斯塔默的憤怒很容易被當成政治表演,但問題在于,他帶回來的不是空話,而是一張張可以直接對賬的成果清單,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國威士忌進入中國市場的關稅調整——從原先的10%,降到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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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看起來只是五個百分點,但在英國政府的測算里,意味著每年約2.5億英鎊的新增出口收入,斯塔默在議會里把這筆錢說得很具體:相當于三個中型城鎮一整年的公共財政預算。
這一下,抽象的外交爭論被徹底拉回了民生層面,為了堅持某種政治姿態,值不值得犧牲學校、醫院和公共服務?這個問題擺在議會地板上,誰都很難正面反駁,更何況,這還只是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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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利康隨后宣布追加1000億元人民幣投資,不只是資本數字,更意味著數以萬計的高薪崗位被留在英國本土,在裁員風險上升、經濟信心低迷的2026年初,這種確定性對執政者來說幾乎是救命稻草。
此外,中方給予英國公民單方面30天免簽,也并非象征性舉措,它直接降低了中小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門檻,讓那些急于尋找新訂單、新渠道的英國商人少了一道現實障礙,斯塔默心里很清楚,英國沒有挑剔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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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歐之后,37萬個直接或間接依賴中英貿易的崗位,就是壓在政府肩上的現實重量,正因如此,他在議會里反復強調一句話:外交不是喊口號,而是算賬,賬算不清,政治立場再“正確”,最終也是讓普通人買單。
當然,這條路并不輕松,斯塔默很清楚,美國,尤其是特朗普重新活躍的政治陰影,始終懸在頭頂,此前加拿大總理訪華后遭遇關稅威脅的前車之鑒,讓所有美國盟友心里都有數:與中國走近,必然會觸碰華盛頓的敏感神經,斯塔默這次,本質上是在走一條高風險鋼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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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應對方式,是在議會拋出“盲人摸象”的比喻,暗指美國部分政客對中國的判斷過于片面、情緒化,英國不能因為盟友的焦慮,就放棄自身判斷,更重要的是,在訪問前,他已經做出實質性讓步——批準中國在倫敦原皇家造幣廠舊址建設新大使館。
這一決定在國內爭議極大,長期被視為政治禁區,斯塔默之所以敢拍板,就是為了換取訪華的現實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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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態上,他依舊強調“英美特殊關系”和共同價值觀,行動上,卻明顯在執行一種更接近“歐洲戰略自主”的路線,他賭的是,美國即便不滿,也難以對英國這種基于經濟生存的選擇下重手。
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美國政策高度不確定的背景下,中國相對穩定的市場預期,反而成了英國最現實的避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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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為什么越來越多英國媒體開始直言:這不是親不親誰的問題,而是英國還能不能承受繼續空轉下去,斯塔默這次在議會的發飆,與其說是情緒失控,不如說是被現實逼出來的清醒。
問題只剩下一個——這場遲到八年的回頭,究竟還能挽回多少?而在大國博弈愈發緊繃的未來,這根鋼絲,英國還能走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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